第1章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二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联系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堪称史无前例。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募股）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大型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给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世界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形成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这趟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醉在闭关自守中。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他面对的创造“奇迹”的机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乾隆还是任何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有多便宜，也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都不可能实现经济总量5年翻倍、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后名义上已开放近10年，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租给英国，但基本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15年后才成立。全球范围内，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及相关的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发明且正在成熟，但并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的确在进行，只是规模极小、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极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制造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为非股票类证券；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占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创造出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都已非常成熟，也很容易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联通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还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这种发展机遇，1950年后的中国却错失了，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对工业革命做出什么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依赖的全球化秩序做出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之所以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及中东国家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变得不再重要，使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中国的近二十几年都进行过改革，为什么最近二十几年的这次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些都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