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
——汤显祖的戏剧价值观
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中，以一种独特的理想主义式的文学价值观，排斥了“长行文字”（“古人文字”）抒写个人化、生活化情感的这一世俗功用；他主张，既为古文，便寄寓着写作者“不朽”的人生哲学，其内容意旨也就应切近“三氏原委”。虽然汤显祖对自己的“古人文字”能否“不朽”充满了怀疑，但是，就在这封《答张梦泽》中汤氏又云：“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韵语自谓积精焦志，行未可知。”语意相当微妙，包含着谦虚、自信、无奈等多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
《答张梦泽》中“韵语”与“长行文字”对应着使用，且多次出现，主要指韵文形式的诗、赋，但联系汤氏相关言论，不妨推而广之，也包括用韵的曲体文学（即所谓“小词”）。另一封《答李乃始》（见卷四十六）中有一段文字与《答张梦泽》立意接近，可以相互释读，有云：
弟妄意汉唐人作者，亦不数首而传。传亦空名之寄耳。今日佹得诗赋三四十首行，为已足。材气不能多取，且自伤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徒蹇浅零碎，为民间小作，亦何关人世，而必欲其传。词家四种，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制举义虽传，不可以久。皆无足为乃始道。
汤氏认为，一个文人即便留下盛名，也不足以说明其人生因此而不朽，反而有可能为“空名”所误；又声称自己的作品“亦何关人世”，这当然是谦辞，但也表明汤显祖推崇关切世道、着意于民生的有为之作。对于“四梦”，汤显祖自信它们必将世传下去，不过，这毕竟不符合他的理想，“里巷儿童之技”云云清楚地表明，在汤氏看来传奇戏曲更多的只是类乎“游戏”笔墨，而非寄托了“不朽”价值期待的“立言”。因此，他又有“人知其乐，不知其悲，大者不传，或传其小者”的感慨：一方面，汤氏意识到“四梦”将给他带来长久的荣誉，但“词家四种”毕竟并不是承载其人生理想的文体样式；而另一方面，汤显祖在这种品位相对低俗的文体中，也寄托了他对社会历史、世道民生、人性人情等多方面的感悟与思考，如果世人只是痴迷于戏剧性场景的表层的闹热，必将忽视“四梦”真实的写作主旨，更不能明了作者内心的失落。《玉茗堂选集》辑刻者沈际飞解说“词家四种”四句时，有云：“四种极悲乐二致。乐不胜悲，非自道不知。”[30]似乎仅仅着眼于“四梦”的美学风格，没有深入到汤氏精神世界的矛盾和困惑之处。
至于八股文，汤显祖的态度也是相当矛盾的。汤氏“制义”在当时享有盛名、广泛流播，时人甚至有云：“制义以来，能创为奇者，义仍一人而已。”[31]出于求取功名、显身荣祖的传统士人心态，汤显祖对幼弟、子侄的八股文也寄予了厚望，曾“取国朝省会诸元作，定为‘正清’‘侧清’之目”（《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以此来督导后辈。但另一方面，汤显祖一生发扬才情、标举创新，中年以后更是服膺尊重自然人性、张扬个体意志的泰州之学，他从切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八股文对灵性的戕害，故又有云：“童子之心，虚明可化。乃实以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一入其中，不可复出。使人不见泠泠之适，不听纯纯之音。”（《光霁亭草序》）“童子之心”本来无瑕无渍、灵动活泼、本色自然，形诸创作，必然是纯真而纯美的文字，却因为世俗的功名心所熏染，以至于主体性情被桎梏、被扼杀，这实在是人生的不幸。他曾经非常有感触地说：“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尽管汤氏以弘扬“三氏原委”为人生理想，但八股文这种代圣贤立言的功利性的程式化写作，必然要对个人的自然灵性、真实情感有所戕害。因此在《答李乃始》中，汤氏又云“制举义虽传，不可以久”，从而对八股文写作的最终意义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些无可奈何的苦恼既是汤显祖个人的，也相当典型地体现出晚明文人曲家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明中叶以后，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低俗文体，虽然在事实上已进入到了文坛疆域的中心地带，以至于如王世贞这样的文人领袖也不能不予以理论上的观照，但正统的文体尊卑观念也是难以彻底扭转的。即便是某些曾倾心于戏曲创作、竭力张扬曲体文学价值的文人，其潜在的心理境遇也相当微妙。例如，徜徉词曲、喜好新声的屠隆在为梁辰鱼《鹿城诗集》作序时，是这样描述梁辰鱼这位对昆腔崛起做过开创性贡献的著名曲家的“转变”，有云：“伯龙少时好为新声，是天下之绝丽，余闻而太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东阿、萧统，下不失为王江陵、李王孙，而胡乃自比都尉，侈为艳歌？是以龙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体，俊才丰气，往往合作，益大欣赏，其始一何皮相也。”[32]然而事实上，据《昆山人物传》等文献可知，梁辰鱼晚年犹好词曲，甚至有“载酒放歌，绕城一匝”的风雅之事[33]，屠隆这里显然是以传统的文体观念和文人理想为依据，有意识地对梁辰鱼的文学活动做了有所选择的“过滤”。又如，深谙曲学的王骥德在《曲律·自序》中假借主客问答，反对卑视词曲，有云：“客曰：‘子言诚辩，抑为道殊卑，如壮夫羞称，小技可唾何？’余谢：‘否，否，驹隙易驰，河清难俟。世路莽荡，英雄逗留，吾藉以消吾壮心；酒后击缶，灯下缺壶，若不自知其为过也。’”以上文字分明透露出许多的牢骚、愤懑，王氏一生未有功名，“消吾壮心”云云乃有感而发，这里“游戏笔墨”的戏剧价值观显然也是出于无奈。
晚明时期此类大谈“曲道”却又等闲视之，乃至自轻自贱的言论，并不鲜见。虽然曲体文学尤其是以付诸舞台实践为目的的戏曲文学，可以包容古代诸多不同文体的因素、功能，还可作出“场上之曲”和“案头之曲”的区别，而且，晚明时期曲体文学已经分担了诗文“言志”“载道”的功能，但是，视曲体为小道、末技的偏见非但没有消亡，反而与尊崇诗文的传统思想之间，愈加鲜明地体现出价值观的分疏。对于那些卑视曲体，又苦心为自己这一兴趣作辩护的文人曲家而言，舒缓这一矛盾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视其为“游戏笔墨”。如此一来，曲体文学既因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才情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个人据此也获得了徜徉此道、乐此不疲的心理依据。
但是，晚明曲体尊卑观的背后，毕竟隐寓着正统文学理想与文学实际、文人风尚之间的巨大落差。明嘉靖以后，随着以昆山腔为代表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日益精细，曲体文学的写作总体而言也愈加雅致，这其间文人士大夫的广泛介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形式多样、音律活泼、声韵自由的民间小曲不为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所留意，“本无宫调，亦罕节奏”的南戏大体完成了雅俗嬗变的进程，北曲杂剧和散曲也日益式微，于是杂糅了南、北曲调的体制化、规范化的文人传奇成为曲体文学的主流样式，也为士大夫染指“韵文”时提供了一种更加时尚性的选择。汤显祖曾经对“有韵之文”与“长行文字”之间的差异作过某些描述，《答马仲良》有云：
不佞少颇能为偶语，长习声病之学，因学为诗，稍进而词赋。想慕古人之为，久之亦有似者。总之，有韵之文，可循习而似，至于长行文字，深极名理，博尽事势，要非浅薄敢望。时一强为之，辄弃去，诚自知不类昔人之为也。
这里“有韵之文，可循习而似”，着眼的主要是作为形式规范的格律、声韵，在汤氏看来“长行文字”却不需要受到这些“声病之学”的拘限，这就为实现个性化的、有思想深度的写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作为一种形式规范相对宽松、随意的文体样式，“长行文字”（“古人文字”）无疑更有利于汤显祖实现他接续、发扬“三氏原委”的立言理想。
“长行文字”（“古人文字”）从唐宋以来，即隐寓着儒家“道统”与“文统”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谱系观念。总体而言，汤显祖没有明确的“文以载道”意识，尽管他曾推举宋文，但几乎回避了“文”“道”关系这一传统问题的研讨，而且事实上，汤显祖更侧重于考察“文”自身的内在规律性。汤氏在不少篇章中曾对“文”的情感性、灵动性、个体性特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甚至有云“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合奇序》），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古人文字”的价值功用、思想内涵，汤显祖也寄予了比一般文人要高远得多的理想，即“立言”和“不朽”。这样一个坚持“立言”姿态、关切民生疾苦、探究人生意义的儒家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学理念的影响的。汤显祖的好友、安徽籍的文人曲家梅鼎祚，其人格心态便与汤显祖颇为相近。曹学佺曾这样评价梅氏曰：“盖不欲以词章自好，而以儒者为己任；不欲为一时之名，而褒然举千百世而嗣续之者也。禹金所著有《鹿裘石室》诸篇，其为诗文若干，又所裒辑《古乐苑》《文纪》《书记洞诠》等书，夫岂无意哉。”[34]在曹氏看来，梅鼎祚所著诗文、所辑诸书，绝非仅以一己之自适为目的，其潜在的心理预设其实是经世致用、有裨于时。事实上，“词章”与“儒者”的关系，并非如曹学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虽然“词章自好”所追求的主要是文字“为己”的自适，而“以儒者为己任”则倾向于“为他”的用世目的，但二者之间也有相互沟通的可能，并非对峙的两种写作模式。明初的馆阁重臣们曾主张“经义、文章，不可分而为二”[35]，不过，到了晚明时期某些文人却刻意地加以区分，这既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价值观念的多元，纯文学独特的审美品性得以重新彰显出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文统”与“道统”合一的传统谱系观念同时也得以强化的一个显证。
“道学”的纷争融合、文人价值观的多元互补、文学创作的新旧矛盾、戏曲文体的雅俗嬗变，明中叶以后的这些相对宏大的思想文化动向都聚合于汤氏一人，为其所濡染、所感知；汤显祖并没有实现古典文学理念的转型，但真实地记录了他个人的矛盾、困惑，也就为后人留下了管窥晚明思想文化动态的重要窗口。
[1] 汤显祖《与陆景邺》又云：“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歌。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犹未能忘情所习也。”具体表述略有不同，但隐寓着同样的矛盾。
[2] 焦竑《赠欧阳献之序》（《澹园续集》卷三）评价邹元标，有云：“世之知尔瞻者，以其气节、文章云尔。然慕其气节、文章而忘其所以，虽得其近似而戾于道者，往往有之；未见戾于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于心无所苟，于物无所蔽。惟无苟然后能外成败，而自信其守；无蔽然后能撤氛嚣，而穷性命之秘。”此外，汤显祖谪适徐闻前，邹元标在《汤义谪朝阳尉序》（见《存真集》卷四，转引自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第316页）中曾以“性命之学”相勉励，有云：“余独喜者，义志性命之学，兹固坚志熟仁之一机也哉。”又云：“若夫跳叫际晓，登高赋诗，自写其抑郁无聊之气，非余所知也。”以上反映出同一种思路，即推扬道学之于个人根底的意义，而视文辞为余事。
[3] 李贽《与弱侯焦太史》，《续焚书》卷一。
[4] 李贽《杂说》，《焚书》卷三。
[5] 李贽《李生十交文》，《焚书》卷三。
[6] 袁宗道《陶编修石篑》，见袁宗道著、孟祥荣笺校《袁宗道集笺校》卷七，第26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袁宗道《士先识器而后文艺》，《袁宗道集笺校》卷十五，第131页。作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十六年（1588）间。
[8] 袁宏道《张幼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1—503页。
[9] 袁宏道《徐崇白》，见《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5—496页。
[10] 袁中道《宗镜摄录序》，见《珂雪斋集》卷十一。
[11]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见《王阳明全集》，第1407页。
[12] 《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集》，第100页。
[13] 张凤翼《与徐侍读公望书》，《处实堂集》卷五。
[14] 焦循《广东安察司佥事东溟管公墓志铭》，《澹园续集》卷十四，见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 邹迪光《汤义仁先生传》，《调象庵稿》卷三十三。
[16] 参看杨忠《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和史学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按：万历二十一年（1593）礼部尚书陈于陛上疏请修本朝正史（事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六四），大约四年后因故而止，但已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汤显祖交游中包括刘应秋、焦竑、袁宗道、王一鸣等人皆曾参与其事，这或许也是汤显祖有意撰史的一个原因。相关研究可参看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 参看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689页。
[18] 这是就明人的“文学史观”而论，与当代学者的评价有差异，参看郭预衡《“有明文章正宗”质疑》，《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19] 相关研究可参看潘桂明《中国居士佛家史》第十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 宋濂《苏平仲文集序》，《芝园续集》卷六，见《宋濂全集》，第157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1] 钱谦益《汤义仁先生文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一，见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所引钱谦益语均出于此，不另注。
[22] 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有学集》卷三十九。
[23] 钱谦益《读宋玉叔文集题辞》，《有学集》卷四十九。
[24] 黄佐《翰林记》卷十一有云：“国初文体承元末之陋，皆务奇博，其弊遂浸丛秽，圣祖思有以变之。凡擢用词臣，务令以浑厚、醇正为宗。”
[25] 相关研究可参看崔洛明《汤显祖的江西意识及其与吴文人的矛盾》，《戏剧艺术》2001年第1期。
[26] 董其昌《重刻王文庄公集序》（见《容台文集》卷一）有云：“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所谓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
[2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黄少詹辉”有云：“尔时馆课文字，皆沿袭格套，熟烂如举子程文，人目为‘翰林体’。及王、李之学盛行，则词林又改步而从之，天下皆诮翰林无文。平倩入馆，乃刻意为古文，傑然自异馆阁课试之文，颇取裁于韩欧，后进稍知向往。古学之复，渐有端倪矣。”
[28] 龚鹏程先生认为，罗汝芳学说中有一种“通过博古传今、斟酌损益以蕲于至善”的动向，“这便是博学于文的工作，也须考史。阳明学发展至此，乃开出博古及讲史学考制度的路向。近溪之后，有焦竑这样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明代末年那种博学考文证史讲制度的风气，虽或起于王学之反动，或另有渊源脉络，然罗近溪、焦弱侯亦有以启之。”参看龚鹏程《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见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9] 焦竑《书愧郯录》（《澹园集》卷九）有云：“士大夫学问，以国朝制度典章为第一。”
[30] 参看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1411页。
[31] 汤宾尹《四奇稿序》，《睡庵稿》卷四。
[32] 屠隆《梁伯龙鹿城集序》，见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3] 参看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之“附录”。
[34] 曹学佺《赠梅禹金序》，《石仓文稿》卷二。
[35] 《元史·儒学传序》有云：“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