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沈改本与吕改本的关系

王骥德说沈璟曾经“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这大抵符合事实。据清初沈自晋《南词新谱》，沈璟有《同梦记》传奇，“即串本《牡丹亭》改本”，乃一“未刻稿”。这里“未刻稿”，其实就是沈璟的原稿，而不是其他某人的抄录本^[8]。作为沈璟的族侄、其曲学的后继者，沈自晋的这一记录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其《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有云：“予兹集，乃博访诸词家，实核其作手，可一览而知其人论其世，非止浪传姓字已也。”可见他对新谱文献价值的充分自信。

《同梦记》之所以直到沈璟逝世四十余年后，尚未刊行，这可能与沈璟对自己著述的审慎态度以及吕天成的早逝有关。据吕天成《义侠记序》（作于万历丁未年，1607），沈璟一直对是否刊行《义侠记》等传奇颇为慎重，因此“红牙馆所著传奇、杂曲凡十数帙，顾人罕得窥”。而据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载，沈璟病逝（万历庚戌年，1610）后其著述“未刻者，存吾友郁蓝生（即吕天成）处”，几年后吕天成亦辞世（万历戊午年，1618），沈璟著述有“不知流落何处者”。因此，直至清顺治丁亥年（1647）《南词新谱》问世时，沈璟传奇终有未及刊行而佚失的。至于“稿本”《同梦记》什么时候为沈自晋所得，未见记载，不能妄作猜测，但有一点大体可推知：既然直至清初，《同梦记》尚为一“未刻稿”^[9]，那么，看过这一“串本《牡丹亭》改本”的人应相当有限^[10]。

沈璟很可能只是在万历丁未年（1607）之后，才开始《同梦记》写作的。沈德符《顾曲杂言》有云：“顷黄贞父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据徐朔方先生考证，黄汝亨内召升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是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而《牡丹亭》七年前已成书，但沈德符尚视《牡丹亭》为“新作”，这表明《牡丹亭》在吴中一带广为人知的时间应不会太早^[11]。万历丙午年（1606），沈璟“遘疾，三年余不起”^[12]，丁未年（1607）吕天成为沈氏《义侠记》作序，列举了沈璟已刊行的著述若干种，又说“尝从先生属玉堂乞得稿本”九种，既不包括《坠钗记》这一“盖因《牡丹亭》而兴起者”（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也只字未提《同梦记》。倘若确如某些研究者所论断的，“其吕家改的”《牡丹亭》其实就是沈璟的《同梦记》，那么，吕玉绳寄给汤显祖的只能是《同梦记》的某一个抄录本^[13]。其事，当在万历丁未年（1607）以后。

我们还注意到，不管是王骥德还是吕天成，他们都没有正面提及沈璟“《同梦记》”这一作品。王骥德说沈璟曾经“为临川改易《还魂记》字句之不协者”，而比较《同梦记》中〔蛮山忆〕一曲（见《南词新谱》卷十六）与《牡丹亭》第四十八出相关内容，《同梦记》远非如王氏说的只是订正《牡丹亭》“字句之不协者”那么简单^[14]。而据今存其他《牡丹亭》改本来推测，《同梦记》还应当有关目的变易、排场的转移、场次的剪裁等等涉及整体情节、结构和人物的改写。这似也表明，王骥德并没有亲见过《同梦记》，只是在据传闻转述；而吕天成《曲品》对《同梦记》也根本未置一辞，这两点足以见出沈璟对改写《牡丹亭》一事是如何的谨慎。

但是，很多晚明曲家其实是把改写他人曲作，视为显示自我才情的文雅之举，如王骥德并不讳言其《题红记》是改易祖父王炉峰《红叶记》而来的，臧懋循、冯梦龙后来删订汤显祖“四梦”时也并不掩饰他们自得的心态。如臧懋循《玉茗堂传奇引》有云：“予病后，一切图史悉已谢弃，闲取‘四记’，为之反覆删定。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即与王实甫《西厢》诸剧并传乐府，可矣。”此外，臧改本中欲与汤显祖争胜的批语触目皆是。冯梦龙则在《风流梦》卷末收场诗中自诩说：“新词催泪落情场，情种传来玉茗堂。谁按宫商成雅奏，菰芦深处有龙郎。”自得、自乐之情，溢于言表。沈璟为什么如此慎重，导致《同梦记》一直不为人所熟知？其间必有缘由。

沈自晋《南词新谱》著录《同梦记》时有一小注，曰“串本《牡丹亭》改本”，这几个字值得重视。所谓“串本”就是用作串戏的底本。串戏之“串”一般释为扮演，其实不够贴切，有研究者指出：串戏之“串”，应该是从宋人杂剧“五花爨弄”演变而来，“爨”后来简化成“串”，有玩弄、戏谑的意思，大多用来指非职业演员的扮演，“昆剧兴起时期，业余演唱家人才辈出，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索性以串戏为生，但身份不变，就叫他‘串客’，狎昵的叫法则是‘老串’”^[15]。据此，我们大体可推知《同梦记》的成书：沈璟只是在某个昆腔演出本的基础上，再作一些音律的修订、文辞的改写。而且，这个演出本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在“红牙馆”内边推敲边实践的产物。

三吴素称“歌舞之乡”，沈璟乡居二十年，对戏曲的舞台规律相当熟知，吕天成《曲品》称其“兄妹每共登场”“僧妓时招佐酒”。但万历丙午年（1607）以后，沈璟长期卧病，很难相信《同梦记》会是他的心血之作，疏漏之处（甚至包括音律的不通）当无可避免。对于沈璟这样一个孜孜追求声律规范的曲家而言，这一改本显然不能完整、真实地体现他的审美欲求和理论主张。这或许正是沈璟不愿意公开《同梦记》，而王骥德未能亲见、吕天成也欲说还休的原因？对比臧懋循和冯梦龙的洋洋自得，沈氏的慎重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作为一个曾经在京城经历了十五年仕宦生涯的士大夫，沈璟对沉酣管弦、征歌度曲可能依然有所顾虑，或者说“心有不甘”。他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刊行时就隐去真名，假托作者为“施如宋”，只在末曲隐寓自己的真实身份。显然，沈璟生前诸种著述迟迟得不到刊行，这既与“晚年产益落，门户之履几绝”的家境有关^[16]，同时也多少反映出传统文人矛盾的心结。

至此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疑问：如果汤显祖收到的正是沈璟的改写本即《同梦记》，那么，吕玉绳为什么要以抄录本的形式转达汤显祖？这不太可能是缘于沈璟的授意，他一贯慎重，并不愿意将传奇创作过早地公之于世。而且此前汤显祖还曾致函吕玉绳，对沈氏《唱曲当知》等论曲著作中偏重音律的倾向表示过明确的不满和批评，“寄吴中曲论良是。唱曲当知，作曲不尽当知也，此语大可轩渠。”^[17]因此，如果寄给汤显祖的“其吕家改的”《牡丹亭》就是沈氏的改写本，这更有可能只是吕玉绳擅作主张，但以他与汤显祖的交谊，应该知道汤氏是不可能首肯沈璟从音律上对其《牡丹亭》作出修订。

总之，如果“其吕家改的”《牡丹亭》就是沈璟的《同梦记》，吕玉绳如此匆匆地以抄录本形式将这一“串本《牡丹亭》改本”转达汤显祖，这一举措于情于理而言，似都有所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