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捐赠给湖北的物资上面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又有一批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们在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心系疫情，助力中国人民战胜疾病的深情的同时，更感受到了这些诗句的爱和美的智慧之光。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影响和交流，可以说是以诗为纽带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江村北海（1713—1788）所著《日本诗史》（明和庚寅年即1772年刊）中称，日本自“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音，圭璧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江村北海所说的“艺文”与《论语·先进》篇中的“文学”是一个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自西方流入的“文艺”或“文学”概念。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学问和道德的范畴，如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天平胜宝三年，即751年成书）所言：“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
《怀风藻·序》写道：“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模弘远，敻古以来，未之有也。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纩无为，岩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自茲以降，词人间出……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1]
这段序言可视为自传说中的“橿原（位于今奈良县）建邦”，即古代国家的创立至《怀风藻》编讫的751年间日本列岛的人文历史。其中的“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是指《宋书·倭国传》所记载的“倭王讃”（约5世纪前期）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的知识人王仁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书籍。从此，日本列岛从蒙昧步入了文字文明社会。也就是说，汉字成为日本列岛记事交流、文化教育的唯一文字[2]。日本史学家认为：“联系稻荷山铁剑铭文上‘辛亥年’（471）等115文字，《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些天皇家历史和正式编纂时最原始的‘原帝纪’‘原旧辞’史料，471年115文字等当是相当于钦明朝（实际不存在的天皇名字，是奈良朝的史官们杜撰的）前后的史料。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于545年前后着手编撰国史，日本列岛的倭国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前后，着手历史书的编纂。这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王权国家意识的形成。”[3]这也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原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所指出的“汉字同日本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成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历史依据。从此，在日本列岛“倭”（和）民族和“倭”（和）国家意识下，思想文化上如《怀风藻·序》所言，“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即日本列岛“倭”（和）民族推广孔子儒家的学风，普遍学习孔子儒家的学问。
《怀风藻·序》中写道：“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4]《怀风藻》开篇首位诗人为“淡海朝大友皇子”，这位大友皇子在《怀风藻》诗集编成1119年后的明治3年（1870），被日本明治政府追谥为“弘文天皇”。
日本明治政府何以同《怀风藻》诗集的编者一样，“不忘先哲遗风”呢？对照一下明治23年（1890）10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就会明了。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是如不独成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5]
原来《怀风藻》中的“调风化俗，莫尚于文”的儒家教养主义诗学观和文学观，如《教育敕语》所申明的那样一直贯穿在日本文化和教育的传统之中。这一传统的第一要素，就是民族认同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
天智天皇（626—671）“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怀风藻·序》）。日本正是在这一系列教育、文化及人才队伍等皆具备的条件之上，才有了以《怀风藻》汉诗集为代表的诗文化的兴盛。
日本“上世纪如从唐家政而取士”（市河宽斋《日本诗纪凡例》，《日本诗纪》为日本江户时代三大诗选集之一），这一制度始于日本飞鸟时代（592—710）。具体而言，国家秀才进士科考试，有明经科、文章科和明法科，《大宝律令》（大宝元年，即701年制定颁布，律六卷，全十一卷，直到天平宝字元年，即757年《养老律令》颁布，一直是飞鸟、奈良时代国家的基本法典）规定，文章科的教材为《文选》《尔雅》。天平宝字二年（758）淳仁天皇即位仪式，其中一项为授予年龄25岁以上的大学生、医针生、历算生、天文生和阴阳生位（即散官）一阶，赐予明经、文章、明法、音、算、医针、阴阳、天文、历算学生共57人每人丝十絇，文人善诗者再加赐十絇。
在前代律令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且集大成式的平安时代中期（967）施行的《延喜式》卷二十“大学寮”律令中规定：“凡应讲说者：礼记、左传各限七百七十日。周礼、礼仪、毛诗、律，各四百八十日。周易三百一十日。尚书、论语，令各二百日。孝经六十日。三史、文选各准大经。公羊、谷梁、孙子、五曹、九章、六章、缀术各准小经。三开、重差、周髀、海岛、九司，亦共准小经。”日本的大学寮草创于天智天皇时期，这一培养中央官吏的最高学府，在日本的教育和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官学教科书而言，把《毛诗》和《律》同《周礼》《仪礼》归为大经类，把《三史》（《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和《文选》归为准大经类，这充分证明了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794—1185）末，在日本的大学寮教育中，文史哲是一体不可分的，即用“文学”或江户时代所称的“艺文”而称之。
正是在这一传统教育和文化背景下，日本近现代教育依然把诗教放在重要的位置。现在的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中有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孟浩然《春晓》、苏轼《春夜》、高启《寻胡隐君》等。初中国语教科书中有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春望》、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高中国语教材中有李白《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山中问答》《峨眉山月歌》《送友人》《子夜吴歌》、杜甫《旅夜书怀》《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月夜》《登高》、王维《杂诗》《竹里馆》、王之涣《登鹳鹊楼》、耿《秋日》、韦应物《秋夜寄丘员外》、柳宗元《江雪》、刘禹锡《秋风引》、于武陵《劝酒》、王翰《凉州词》、高适《除夜作》、张继《枫桥夜泊》、杜牧《江南春》《赠别》《山行》、高骈《山亭夏日》、白居易《长恨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李商隐《登乐游原》等诗人的著名诗作。
这里要特别言明的是，中日传统的诗教文化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的隶属于“文学”或“文艺”的“诗歌”概念不同，而是具有“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怀风藻》）的教育立身先导作用的韵文体文本。这一源于中国，泽被于日本的诗教文化，其核心属于哲学的范畴，即“古希腊哲学”这一词汇所定义的对智慧的爱。
中国诗歌和受中国诗歌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日本汉诗，闪烁着智慧之爱，“调风化俗”“润德光身”，让人们在音乐般的诗韵律动中，滋润哲理和人类之爱，使人们升华心灵，相亲相扶，共铸安泰和谐。
这本诗选就是本着这一主旨，选取了56部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的100首中国古诗。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国语教科书中收录的这些中国古诗，由于文化传播的影响，所依据的版本与我们国内常见的有所不同，有些字词也不尽相同，读者朋友权可作为日本版中国诗歌来享受。本书所选诗歌的出处皆标在每首诗后面的括号中，例如《唐诗选》《三体诗》《唐诗三百首》《古文真宝》等。另外，由于本书是为读者朋友们介绍中国古诗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因此无意进行详细的版本校勘。当本书收录的诗歌在字词上与国内常见的版本差别明显时，则依据《全唐诗》《唐诗三百首》《文苑英华》等以“编者注”的形式进行必要的说明。此外，为了让读者朋友们能够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古诗的理解，本书在做注释时尽可能保留日本国语教科书中的注解，非日版注解则以“编者注”的形式体现。除此之外，由于有的诗歌在日本不同的教科书中依据的版本不同，个别字词会互有出入，编者在注释中专门有说明。
李均洋
志于庚子年早春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