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稿

咸同文教之厄与江南文化版图重构

周武

1865年，曾国藩奉旨移督畿辅，刘寿曾作《送曾相国移督畿辅序》，其中说；“乾嘉之间，大江南北，文学称极盛。后起诸儒，掞芳承轨，矢音不衰。洎粤寇难作，名城剧郡，波动尘飞。上天荐瘥，衣冠道尽。宿儒抱经以行，博士倚席不讲。拾樵采梠，惶恤其生。盖二百年来，斯文之运一大厄焉。”翻检同光年间续修或新修的江南地区府志、县志、乡镇志，以及各种笔记，扑眼而来的不是沧桑、血泪，就是大厄、巨劫、奇变。这种由沧桑、血泪、大厄、巨劫、奇变汇聚而成的创伤性记忆，不仅记录和见证了咸通年间江南曾经亲历和遭受的文教大厄，而且以一种非常的方式促成了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

一、名教奇变：“千年罕觏”的文教之厄

唐宋以降，江南经济已开始超越北方，商业和交通日趋发达，北方的军国费用日益仰赖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至迟到南宋时期，江南的人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兴盛，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人文更是举世瞩目。全国印刷文化及书籍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这里拥有全国最多的进士，最多的书院，最多的讲会、诗社文社和学术流派，当然也有最多的藏书家和刻书处。作为全国性的人文中心，没有人会怀疑，这里是思潮、书籍、学问和人才的摇篮，是“科甲之乡”和人文的渊薮。据统计，乾隆时期江浙两省进呈的书目就占了全国进呈书目总数的大半，足见当时江南人文之盛。苏州因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更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人文中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江南不仅成为中国最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江南文化对边缘市镇——甚至是北京和广州——均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因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为全国视线聚焦的地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无法抗拒它那由富庶与繁华、精致与优雅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面对江南的这种魔力，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既为江南所吸引，数度南巡，又觉得江南有一些他无法认同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叫魂》一书中有刻画；

在北京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这种辐射能力是任何一个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和匹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极致。

但是，这种局面在太平军入主江南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之后，富庶、繁华的江南进入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战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江南经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洗礼，向称“毂帛殷阜”的江南地区已完全地变成了另一派景象；曾经人烟稠密的江南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在延烧不熄的战火中化作昨日的故事，代之而起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在《苏州旅行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忧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永远要留在这里似的。”换句话说，曾经是“中国的美丽花园”的江南地区在战后已成为一片“荒废不堪”、满目疮痍的废墟。

洋人的观察感性直观，江南士人的亲历感受则尤为痛切！同治三年（1864）十月，毛祥麟送子侄赴金陵参加江南乡试，沿途所见，不胜今昔之感；

自沪至昆，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仅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其于宿莽中时露砖墙一片，或于巨流内横矗乱石数堆者……两岸见难孩数千，同声乞食，为惨然者久之。余若奔牛、吕城、新丰诸镇，向称繁庶，今则一望平芜，杳无人迹。偶见一二乡人，类皆骨立声嘶，奄奄垂毙。问之，则云；“一村数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将尽死耳！”其言极惨，不忍卒听。越日，出月河闸过江，浪骇涛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苍紫夺目，疏林中精蓝灿然，风过时，梵呗声隐隐飘至……又见白塔孤立云表，下无一树一屋者，金山是也。倏过镇江口，见杰阁飞空，崇楼压水，则为洋人互市处。洎至燕于矶，虽茅屋参差，稍有市集，亦仅数十家而已。江宁城濠两岸，铅丸累累，沙中白骨纵横，想见历年战斗之苦。城较旧时高数尺，轰塌处亦已修整。入旱西门，经制府署，讶其式不类衙宇，盖即伪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称完善，然亦十去四五，东北则一览无余矣。偶出聚宝门，见山石高耸处，有营四五座。询之居人，知即雨花台，竟不复识其路径。所惜者，报恩寺塔，千古壮观，亦归乌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河房，尽成灰烬。忆当年，珠帘翠幕，凤管弯箫，不知玉碎花摧时，作何光景也！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若向来名胜，已俱荡焉无复存矣，可慨也夫！

在这篇文字的末尾，毛祥麟深致感叹；“惜乎六朝如梦，其所摧毁者，尤令人黯然意消耳。”其实，就江南而言，“尤令人黯然意消”的，又岂止是一座座被摧毁的城池，也许更在于江南文教所遭受的奇变。

太平天国崇奉拜上帝教，以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一切偶像崇拜，虽然它缔造“人间天国”的承诺曾寄托着千百万农民的憧憬和向往，并以此召唤、聚合和裹挟了一群又一群无助的底层民众，猛烈地冲击圣道，从一开始就受到士绅的峻拒，“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1854年，曾国藩作《讨粤匪檄》，着墨最多的在此，用以召唤“血性男子”和“抱道君子”的也在于此；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太平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在运动初期表现得尤为激烈，所到之处，“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俱在焚除毁弃之列。当涂士绅马寿龄曾作《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其中有一首叙其事道；

尔本不读书，书于尔何辜，尔本不识孔舆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文章浩劫古原有，贤圣精灵自不朽，卜筮之书拜（并？）泯灭，窃恐祖龙笑其后。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时人笔记中可谓触目皆是。长洲潘锺瑞在《苏台麋鹿记》中曾记其亲眼所见；

余尝途遇一小长毛，年约十二三，手持袖珍书一套，镂版极精，上好绵纸刷印，装订亦工，楠木夹版袭之，彼特以为玩物，随便翻弄，时抛高而接取之，远堕塗泥，竞去不复顾；然则书之遭劫甚矣。人家楹联屏幅补壁之具，尽行扯碎，此犹近人手笔也。至鉴赏家所藏法书、名画、重缇叠锦包裹，又加木匣装储，珍若珙璧，亦复毁坏，此又世间琼宝之大厄矣。或曰；贼不识字，间亦爱画，册页则去其版面，手卷则截其头尾，层层折叠，怀之以去，岂有鉴赏巨眼耶？大都取画之有绘色者，糊之窗壁，如小儿游戏耳。

这在太平军中是非常多见且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在江南士人的眼中却是无法容忍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认为，士人多拒绝与太平天国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taste，因为趣味不同。这是很有道理的。江南士人多把太平天国毁孔庙、弃经籍、废学校之举与秦时焚书坑儒、元时贬圣人为中贤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文运的又一次浩劫。所谓“贼不知文字，虽孔孟之书亦毁，此文字之劫也”，“至古器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破，或撕毁，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

不仅“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佛、道亦遭遇灭顶之灾——“太平军所到之处，宝塔被毁了，和尚被杀了，寺庙被烧掉了。举世闻名的南京钟楼也不能幸免。耸立在这雄伟壮观的古迹下的宝塔，跟钟楼一起被付之一炬，四散的断砖碎石被派作修补城墙之用”。太平军这种焚除毁弃典籍和一切偶像的过激做法，导致拜上帝教所代表的神道与儒学所代表的圣道之间无法化约的紧张，以及太平军与士绅群体之间的激烈对峙。在“抱道君子”的眼中，“是耶稣诸说，非扬非墨，既属异端，在中国即为邪教，……逆焰日张，而崇奉其教愈笃，遂毁先王圣人之道，废山川岳渎诸神。维耶稣是奉，几欲变中华为夷俗，是天主教流毒至于此极，又岂耶稣所能逆料哉！”“耶稣在海外教人为善，海外举为神人可已，在中国则为异端，奉其教且应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把对太平天国的作战视作卫道之战、“文化之战”。

伴随着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拜上帝教与传统名教之间的冲突也扩大了。尽管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有意识地杂糅了儒教的某些内容，1853年定都天京之后，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儒教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在士绅心目中的形象。明乎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太平天国中几乎无法找到像样士绅的影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只要战乱还在持续、蔓延，战乱所造成的破坏就不可能停止。

在这场长达十数年之久的战乱中，江南学界的基础大致已毁灭殆尽，江南地区一向引以为傲的学校、书院、藏书楼几乎全部都在硝烟和炮火中化为灰烬，叶德辉指出，战后江南连一座完好的藏书楼都没有了，数个世纪累积起来的丰富藏书大都散佚。

作为“科甲之乡”和“鼎甲萃薮”，江南之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是与书院的繁荣紧密相关的，但是，在延烧不息的战火中，书院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冲击。江南地处风暴中心，更难逃劫运，破坏尤为严重，几乎陷于全面瘫痪的状态。金陵的尊经、惜阴、钟山、紫阳、正谊书院，杭州的敷文、崇文、紫阳、孝廉堂、诂经精舍，或焚或毁，俱被“鞠为邱墟”，横舍荒余。据统计，咸丰年间，广西、两湖、江、浙、皖、赣、云、贵九省毁废的书院，已多达300余所，单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打杭州，浙江书院被毁坏者达50余所。

书院之外，江南藏书受损亦极为惨重。东南文籍，夙称美备，镇、扬、杭三阁，又得副天府储藏。军兴以来，散亡殆尽。同治六年（1867），江苏学政鲍源深曾在一份奏疏中写道；

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刻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

以藏书楼为例，“南三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及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作为江南地区官府藏书的重地，全都毁于战火。同治年间，曾国藩曾使莫友芝探访文汇阁和文宗阁，莫事后在上曾国藩书中报告说；“留二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并谓阁书向由两淮盐运使经营，每阁岁派绅士十许人，司其曝检借收。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避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钥完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将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阁书者扬州绅士，僧人不得与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比至泰州，遇金训导长福，则谓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长福曾于泗、泰间三四处见之。问其人皆远出，仓猝无从究诘。”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攻杭州，文澜阁亦受到重创，所藏《四库全书》星散，直到光绪六年（1880）在巡抚谭钟麟、布政司德馨及当地人士邹在寅等的努力下才得以在原址上重建。

官府藏书如此，私家藏书楼更难以自存。自明以来，江南久已成为全国私家藏书的中心。所以江南之有兵燹，乃私人收藏事业之大劫焉。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曾引无名氏之《焚书论》云；“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之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杭州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于辛酉乱后尽散，南京朱氏开有益斋，松江韩氏藏书，长洲汪氏之艺芸书舍，海宁蒋氏之别下斋，常熟翁氏之采衣堂，扬州吴氏之测海楼，苏州潘氏之西圃，宁波徐氏之烟屿楼·水北阁、全氏之双韭山房，等等，尽付劫灰。其他如常熟之铁琴铜剑楼虽未毁于乱，但亦“略有散亡”。兹将毁于太平之乱的私家藏书楼列表于后；

叶德辉在《吴门书坊之盛衰》一文中，曾谈到晚清藏书家的变迁；

……赭寇乱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吴中二三百年藏书之精华，扫地尽矣。幸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保守孑遗，聊城杨氏海源阁收拾余烬，兰陵孙祠书籍归于吾县袁氏卧雪庐。江浙所有善本名钞，又陆续会于湖州陆氏百宋楼、仁和丁氏善本书室。长篇短册，犹可旗鼓中原。今则袁氏所蓄，久饱蠹鱼。陆书售之日本，丁书售之江南图书馆。南北对峙，惟杨瞿二家之藏。

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中心——苏州和杭州的文化基础设施所受的破坏尤为严重，作为承传江南文化载体的士绅在漫天烽火中或死或逃，地处江南边缘的扬州于1853年被太平军攻陷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学术和文学地位，也就是说，江南已变成了文化的“真空”地带。艾尔曼教授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消失了。形成一流学术的环境及图书馆都没有了。图书业空前凋敝，一度繁荣兴旺的出版业如今已所剩无几。此时此刻，江南一代学术精英已是烟消云散。

二、“振兴文教”：尊崇正学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建

文教关乎文脉，尤关乎正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早在金陵克复之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犹在与太平军血战肉搏之时，就已开始致力于文教的恢复与重建，“所至郡县，即兴学校，讲文艺，崇儒重道”。金陵收复之后，曾国藩更将“振兴文教”视为“纲维国本”之举，从容擘画。一直随伺曾国藩左右的方宗诚在《柏堂师友言行记》中叙其事道；

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

曾国藩的另一个幕僚刘寿曾在《送曾相国移督畿辅序》中亦特别提到这一点；

当安庆江宁之复也，公私埽地，百度草创，公于是时，从容整暇，规复讲舍，奏开乡闱，咨访老成魁硕之儒，授馆给饩，延以宾礼，属介弟沅浦中丞表章先辈王氏船山之学，公复与爵相李公刊刻经史，衣被庠序，于是士林之气郁者通，靡者振，忧劳憔悴者感于和平，如披云见日，光景再中，如导海归墟，万流仰镜，中兴人文之盛，实赖公牖启而扶持之。

其实，“振兴文教”以“纲维国本”，并不只是曾国藩等封疆大吏个人的意志，更体现了朝廷与疆吏的一种共识。同治二年（1863），清廷就已下令各省督抚清理书院财产，筹措经费，恢复旧有书院；

近来军务省分各府州县，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课废弛。嗣后由各督抚严饬各属，于事平之后，将书院膏火一项，凡从前置有公项田亩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经费无存者，亦当设法办理，使士子等聚处观摩，庶举业不致久废，而人心可以底定。

湘军攻陷金陵不久，同治帝又立即谕令曾国藩，“江南现经荡平，亟宜振兴文教”，让他尽速修复贡院，以便“来岁特开一科，以免士子日久向隅”。同年又因御史汪朝綮奏“现在地方新复，亟宜兴建学宫”，下令“各州县学宫，如有被贼焚毁者，自当次第兴修，……以副朝廷振兴文教至意”。可以说，“振兴文教”是朝廷与疆吏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一面共同的旗帜。

正因为“天子垂意斯文，封疆大吏咸承上意，兴书院以教育人才”，几乎陷于全面瘫痪状态的江南各地书院在战后不数年即得以次第恢复和重建。据统计，同治朝新建书院有368所，光绪朝又添667所，两朝新书院共计103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上。考虑到战后“公私埽地，百度草创”的状况，在短期内就取得这样的成绩，无论是速度，还是数量与规模，都称得上是十分惊人的了。

书院是讲习之所，也是养士之地。因此，朝野把“振兴文教”视为战后恢复和重建的中心环节，同时又把“兴修书院”摆在“振兴文教”计划的优先位置，是非常自然的。但朝廷再三谕令“兴修书院”，封疆大吏亦亟亟于“兴修书院”，朝野上下戮力同心，显然别有深意，那就是借“兴修书院”以培育人才，重振士气，收拾和鼓舞人心。书院向以制艺为宗，书院常课亦以举业为主，战后兴修的书院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兵燹之后，世风丕变，在朝廷和有识官绅的倡导和敦促之下，讲求实学逐渐成为书院的一种风气。早在同治元年（1862），朝廷便明令翰林院；“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总归为己之学，其有余力及于诗古文词者听之。”此谕虽非针对书院而言，但作为朝廷的意志，它的导向意义是很明显的。上海的龙门书院、陕西的味经书院等在创设之初，就明确提出“月课性理、策论”以实学为旨归。书院以实学为旨归，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和趋势。

鉴于战后学校书院及其他官府藏书“荡然无存”，民间藏书“悉成灰烬”，士子几无书可读，要“振兴文教”，便不能不设局重新刊刻经史。于是，江浙一带的督抚、学政纷纷上书奏请“设局刊书”，浙江巡抚马新贻在《设局刊书疏》中说；

欲兴文教必先讲求实学，不但整顿书院，并须广集群书。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渊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军务肃清之后，省城书院如敷文、崇文、紫阳、孝廉堂、诂经精舍均已先后兴复，举行月课，惟书籍一项，经前兼署抚臣左宗棠饬刊《四书》《五经》读本一部，余尚未备。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篇，难资考究，无以嘉惠士林，自应在省设局重刊，以兴文教。

需要说明的是，“设局刊书”并非始于战后，同治二年（1863），湘军统帅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即已在安庆首创官书局，刊刻《王船山遗书》。次年，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官书局迁南京，定名为金陵书局（光绪初年，金陵书局更名为江南书局）。况周仪《蕙风簃二笔》记其事道；“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复安庆，部署确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既复江宁，开官局于冶城山，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但各省官书局踵兴，却是战乱平定之后。同治六年（1867），江苏学政鲍源深上《请购刊经史疏》，奏请将殿版书籍照旧颁发各学，将旧存学中书籍设法购补，并建议“筹措经费择书之尤要者循例重加刊刻”。这一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同年五月初六同治帝颁布上谕；“著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正是这一道上谕，最终促成了各省官书局的次第设立。现将各省创设官书局列表于后；

官府设局肆力刊布典籍，以彰其稽古右文之义，应当说成效是显著的。据《官书局书目汇编》《直省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广西存书总目》等资料统计，晚清各官书局刻书共计千余种。各省设局刻书，主要是为了应对战后“经籍荡然”、士子无书可读的局面，因此，各省官刻书籍以经史为主，包括御纂诸经、经书读本、《小学》、《近思录》等紧要的图书，当然也包括有关吏治等实用书籍，如《牧令书》《实政录》《图民录》《佐治要言》《学治臆说》等，以及农书、算学及兵书等实用的子部书籍。其中不乏校刊审慎之本，如由江南、崇文等五书局合刻的所谓“局本”《二十四史》就颇受好评。

“兴修书院”与“设局刊书”，就其初衷和旨归而言，都在于“尊崇正学”，试图用“正学”即国家意识形态来收束和规范因战乱而日益离散的人心，尤其是士人的言行，使士人重新凝聚到朝廷预设的圣道上来。凡不合乎圣道的，都是异端邪说，俱在排斥力黜之列。同治七年（1868）二月，刚升任巡抚的丁日昌上《苏省设局刊书疏》，奏请设局刊刻《牧令书》、《小学》、经史诸书，并请旨严禁种种离经叛道之书；

抑臣更有请者，目前人心不古，书贾趋利，将淫词邪说荟萃书编《水浒传奇》，略识之无如探秘笈，无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乱犯上为可惊可嘉，最足为人心世俗之忧。臣在吴中业经严禁，诚恐此种离经叛道之书，各省皆有，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一体严加禁毁，以隐戢人心放纵无所忌惮之萌，似亦维持风化之一端。

同年三月，这个建议获上谕批准后，丁日昌即于四月十五日即通饬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州县，严禁“淫词小说”；

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藉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这一通饬令将“邪言”“淫词小说”与“近来兵戈浩劫”联系起来，认为“尊崇正学”，就必须“力黜邪言”，而“力黜邪言”之法，就是严行禁毁。于是，丁日昌在其辖区内发起了颇具声势的扫荡“奸盗诈伪之书”。以禁毁淫词小说来“隐戢人心而维持风化”，以“力黜邪言”来“尊崇正学”，虽体现执政者卫道的用心，也是执政者喜欢的惯用手法，但不可能真正奏效。因为问题不在“邪言”，而在“正学”，即国家意识形态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丁日昌的禁书最终会成为笑柄的原因所在。

三、新人文渊薮：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

兴学校、复书院、设局刊书是战后重建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兴诸臣”曾为此做出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努力，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修复或重建江南的书院和藏书楼，另一方面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地设立刻书局，网罗散佚，重刊经史著作；江南的一些学者不仅倡导，而且投入到文化重建中去，如黄彭年就曾希望重建江南所有书院，全力复兴苏州在汉学全盛时期享有的中心地位。在朝廷与“中兴诸臣”的合力推动和共同努力下，战后江南文化的确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甚至一度出现过战前的那种盛况。薛时雨为金陵尊经书院课艺作序，曾感慨地说；

昔欧阳永叔有言，都会物盛人众，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者，惟金陵、钱塘，览其人物之盛丽，则文采可想见矣。……金陵则又乡者应举之地也，大江南北，人文所聚，魁奇辈出，名卿硕儒所以陶冶而成就之者。……洊经丧乱，凋谢殆尽，当粤逆戡定之初，天子谕疆臣，请时举科场，修学校，中兴文教，穆然有投戈讲艺之风，然后书院以次复，都人士稍稍来集，争自濯磨，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称重东南。

面对风骚继起、通儒硕彦萃集的这样一种景象，作为缔造中兴的主要功臣，曾国藩既感到欣慰，也充满期待。他在复周缦云侍卿函中就流露出这种既欣慰又期待的心情；

江南人文渊薮，夙多朴学之士，乱离以后，流风遂沫，自尊经、钟山两开讲堂，始有弦歌之声。今又复启惜阴精舍，专试经古，贤者振兴而教育之，自可月异而岁不同。

不仅曾国藩如此，曾在乱后长久地主持诂经精舍的俞樾在与客谈精舍旧事的时候，回首自己与众生徒一起晨灯夜烛，溯乾嘉、宗许郑，仿佛有一种“俨在乾隆嘉庆世”之感，尽管差强人意，但还是满心怡然。有诗云；“老学庵中老病身，旧游回忆圣湖滨。楼头雪月雨晴景，坐上周秦汉魏人。（余课诸生治经必主古义，赋亦多取古体。）前辈典型犹未坠，升平乐事尚堪循。乾嘉虽远余风在，不枉生为盛世民。”

然而，这一切注定是回光返照似的幻象，因为他们这种恢复和重建的努力从一开始就面临一种时易势移的局面，朴学赖以兴起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实际上已难以完全恢复了。

伴随着西潮的漫卷和浸灌，世风学风剧变。战后次第兴复的书院，尽管一度出现过士习文风日盛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已越来越难以回应世变的冲击和挑战。到19世纪末，中国开始快速地步入学堂时代，废书院，兴学堂，已成为大势所趋。1905年废除科举，书院就更难以立足了。譬如，诂经精舍，这座在“红羊劫后”鞠为榛莽，经过中兴重建的书院，曾经是两浙人才的骈集所在。但形势比人强，处清季风会之中，诂经精舍遂呈不守之势。俞樾78岁时曾作《诂经精舍歌》，以诗叙精舍兴衰变迁，其中写道；

不图世局似循环，转绿回黄一瞬间。雅坫骚坛成往事，蛮书爨字满人寰。霰雪霜冰机已露，其中消息应堪悟。三十年为一世人，一年蛇足添来误（余至丁酉岁已满三十年，即拟辞退，为廖中丞及院内诸生挽留，明年戊戌乃决志谢去）。此后相沿又几年，夕阳光景暂流连。欲寻文达当年旧，只有门前额尚悬。功令新颁罢场屋，精庐一律同零落。八集诂经文可烧（余选刻诂经文已至八集），重修精舍碑应仆（余有重建诂经精舍碑）。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

作为一个掌院三十三年之久的山长，俞樾自感已无沧海回澜之力。看到自己和书院诸老的努力“一齐付与水东流”，内心的惘然和落寞都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不仅仅是诂经精舍，就连俞樾之家学亦难以世守不潜，他的从孙辈中已有人习西学，还有人游学西洋，而其曾孙俞平伯在五岁时，已开始学习外文。在这样一个时代，抱残守缺的书院不能不由绚烂归于沉寂。

书院如此，官书局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上个世纪之交，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逻辑的必然，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山西塾师刘大鹏在190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

当读书人群趋西学和新学的时候，旧学和旧学书籍受到冷落，甚至贬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汪大燮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到一件事，颇耐人寻味。他说；“吾家所刊书合股印，兄亦谓然，惟不必太多，此皆旧学，出售不易，只能送人耳。”所谓“此皆旧学，出售不易”，反映的是旧学书籍市场空间的萎缩。《盛京时报》上曾报道过东北一个书店的情况；

铁岭城里楼北兴源德书铺开设有年，今虽设立学堂，彼仍卖《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合讲》《五经备旨》《八铭》《七家诗》等书，终日无过局者。

官书局以刊刻经史为首要业务，在这种背景下，已难乎为继，日渐衰颓。与此相对应，曾经备受士人推重的“局刻本”，亦从少人问津直至无人问津。

所谓时易势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上海的崛起。许多学者往往从经济角度来理解上海的崛起，事实上，它的崛起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就后者而言，开埠之后上海就已开始显露出它日益强大的融汇、吸纳和替代的功能。当江南变成文化“真空”地带的时候，上海租界因远离内战的风暴而成为江南学者、文人及画家的“避秦桃源”。当年避入租界的文人学士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已很难统计出确切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数不会少，单王韬的记录中提及的就已有百数十人之多，如冯桂芬、吴友如、蒋敦复、管嗣复等都是因为内战而避居上海的，有的人虽然早已来沪如沈毓桂，但他们是1860年以后才决定长住上海的。别的不说，单星聚上海的书画名家就已相当可观，王韬在一本书中写道；

沪上近当南北要冲，为人文渊薮。书画名家，多星聚于此间。向或下榻西园，兵燹后僦居城外，并皆渲染丹青，刻画金石，以争长于三绝，求者得其片纸尺幅以为荣。至其轩轾所在，未能遽定以品评。风雅之士著有《论书》十二绝、《论沪江书画》七绝，于沪上寓公，比诸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论书》云；“家法兰亭族望尊，难兄难弟并驰名。独能一洗书林气，不重钱神重酒兵。”王竹鸥，王铁史。“闲士清高号白云，卅年圣教究心勤。沧桑以后谈前辈，鲁殿灵光只剩君。”张云士。“吴兴埙伯轶群材，用笔停匀世所推。闲说何郎曾赏识，至今清望冠书台。”汤埙伯。“劲敌应输吴鞠潭，挥毫直欲起波澜。擘窠大字蝇头楷，美女英雄一手滩。”吴鞠潭。“雪香狂草走龙蛇，孝拱真书自一家。三百年来论怪体，还之应并板桥夸。”王雪香，龚孝拱，陈还之。“横云山民擅三绝，一缣倭国价连城。可怜书法空当代，竟被丹青掩盛名。”胡公寿。“佩父于今杨补之，画专山水重当时。偶将余技酬知己，落纸云烟自制诗。”杨佩甫。“小楷还推莫直夫，羊裙班扇得时誉。晓风杨柳原超绝，石板铜琶称也无。”莫直夫。“金石名家刻画工，临池染翰兴尤浓。性灵虽好清寒露，也似文章少正宗。”卫铸生。“书到清凌洵有神，跳龙卧虎独超伦。甬江近事君知否，曾解邪魔摄窃人。”郭少泉。“若论绝世好风姿，王海鸥同金少芝。正似少游吟芍药，被人讥为女郎诗。”王海鸥，金吉石。“垂露悬针久失传，却输闺阁得真诠。纷纷流落尊门户，谁识簪花格自然。”兰生女史。《论沪江书画》云；“沪上曾来何太史，廿年前是大书家。而今老气颓唐甚，满纸龙蛇信笔斜。”子贞前辈。“画笔还推礼道人，王秋言。折枝人物尽超伦。此中若再分优劣，人物新罗继后尘。”“双□齐名金保翁，闺中风雅映江东。翁擅长山水，夫人兰生工书。平生赏鉴真成癖，岂独区区寿世功。”“笔情洒脱胡公寿，花叶规模张子祥，若待当头施棒喝，自然鼻观木樨香。”“埙伯行书原活泼，鞠潭小楷亦精神。墨池尚欠三尺黑，九转丹成气象新。”“任家昆季老莲派，伟长，阜长。何不兼师松雪翁。更有伯年真嫡子，并皆佳妙本相同。”“直夫褚楷都循理，法度拘迁少独能。若使此中有我在，定然妙合自神凝。”莫直夫。观此，于沪上书画家称为专门名家者，略具此矣。注1

注1 王韬；《瀛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论书》和《论沪江书画》中提及的书画名家，大都是“兵燹后僦居城外，并皆渲染丹青，刻画金石，以争长于三绝”的“沪上寓公”。

其实，这只是一个源头。此后，上海更借助自治、法治、安全与自由的制度环境，舒适、惬意的都市生活，领先的文化事业和成熟的文化市场，吸引全国各地的文化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使上海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新人文渊薮”。早在1910年就有人在媒体上撰文称赞上海人才荟萃；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地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

单就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言，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到1903年，上海至少已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700人，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

上海之取代苏杭而成为“新人文渊薮”，对近代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变迁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说，太平天国之前江南文化是以苏杭为中心向边缘市镇包括上海辐射，那么，在此之后，江南传统的文化中心急遽地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上海则成了“新学枢纽之所”和新文化的中心，各种新的思潮、书籍、报刊及国内外重要信息，开始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被江南，流向全国。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江南文化中心的位移，更预示着旧学的式微和新学的兴起。就这个意义而言，江南文化版图的重构，也许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周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邮编2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