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忆庭训

陈明哲

我家中几代都从事财务相关工作，父母都是会计，一辈子在机关任职。或许是由于我叛逆的个性，也或许是由于我无知地自命“清高”，所以总是认为大丈夫怎能在锱铢细节上浪费时间。我从小就对与钱有关的事及学科避之唯恐不及，即便是长期就学、任教于商学院，这种想法也始终没有改变。

“反者道之动”（《老子》），这一“反”却让我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成就了一个以动态竞争为主轴，整合学术与实务、东方与西方、主流与边缘的“文化双融”的生涯。

对于钱，从小父亲教给我几个观念，我确是始终牢记，奉行至今。首先是钱的事一定要跟人算清楚，一点也不可以马虎；其次是不可以欠人家钱（当然也不要欠人情）；再次是若要借给人家钱，就要抱着这笔钱是送人的想法，不要期望这笔钱将来会被归还；最后是不该拿的钱绝对不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贪污之风盛行，父亲担任会（主）计主任，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肥缺。当时，蒋经国对公务员贪污深恶痛绝，一旦抓到都是严惩，甚至判处死刑，以儆效尤。我们家中的规矩是逢年过节不接电话、不开门，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厂商送礼，整个机关（或单位）大家都拿，实在难以推却时，父亲往往是先收下，再叫我们拿去慈善机构捐赠，并要求取得收据，留作记录，始终都是如此。

父亲一辈子两袖清风，虽然生活水准比不上很多同事，却始终安分守己，心安理得。他以身作则，让我看到了“和而不流，强哉矫”（《中庸》）的具体做法，也让我从小有了“度”的观念，对于我一生做人、做事在“分寸”上的拿捏，影响深远。

关于父亲奉公守法的行事作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年他从林务局退休时，主动将长期居住的宿舍归还给公家。他可能是我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当中唯一如此做的人。

这件事也关联到另一件往事：我收藏的整屋子的珍贵书籍被充公丢弃。当年我出国前，我们所住的宿舍在新竹。父亲退休后，随着家弟搬到嘉义。为了避免他与家母难过，来美国后，我始终未敢搬动新竹家中留下的整个房间的书。其中很多书籍是我省吃俭用购买收藏的，有不少是我当年与目前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孙中兴教授，两人同食一份晚餐，省钱购买的河洛书局的昂贵的线装书，自然也包括了我写满听毓鋆老师上课的笔记与读书心得的挚爱的《春秋繁露》。同时，还有日记、照片、过去的成绩单等。这些珍贵的收藏都因为当时公家未尽职责，清理过户时未通知家父，全部被当作废纸丢掉。父亲过世前每提起此事，总是特别难过，一生依法行事，却给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但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使负笈异乡的我有了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再来的动力。

父亲身材瘦削，体形不是很好，我们两兄弟常笑他。但是，他乒乓球打得很好，是所任职机关的教练，同时也是篮球队队员。正因如此，我从小喜欢运动，只要是球类（或是一切圆的东西），我都喜欢；无论是打球还是看球，我都有很大的兴趣。也因如此，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或是保持良好的运动家风度，始终是我努力的目标。这也为我日后专业精神的培养，以及一生潜心研究战略思维、动态竞争，培养长期的兴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小时候原想成为新闻记者。在台湾台东乡下，竞争不太激烈，学习压力也不大，小学、初中时养成大量读报的习惯，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看二三十份报纸。我常喜欢将自己对国际时政的分析与父亲分享，每当我有独特见解或分析到位时，他总会称许、鼓励。他欣慰的眼神，令我至今难忘。

祖父早逝，父亲从小独立。他年仅八岁时，曾独自穿越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重返福州老家。2017年夏天，我陪母亲与家人首次回到榕城探亲扫墓，也参观了父亲当年在文儒坊出生时住的房子，一圆多年心愿。

父亲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也有他的坚持，终生不渝。我的精一知止与在很多事情上的坚持与恪守，其来有自。

母亲出身大家，好客，喜交友，乐于助人，很有人缘。她一直在公家机关担任会计，职位虽然不高，但退休时机关首长及全体一级主管特别举办宴席，为她送行，也为她平日待人、助人画下完美的句号。这件事是她退休后最大的安慰，她始终引以为傲。我从小喜好交友，重视人缘情谊，应该是受到了母亲较大的影响。

近日重读2009年所写的祭父文，深有感触，提笔略记父亲二三往事。缅怀庭训，感恩双亲。兢兢业业，冀望承传家风，毋忝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