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种“懒惰”和“消极懈怠”是东方人具有的特色。我暂且把它称作“东方人的懒惰”。但是这种风气，也许是受到佛教熏染、老庄的无为思想的浸透，还有“懒汉哲学”的影响。事实上，却与那些“思想”等方面都无关，因为这种风气早已遍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而且意外地根深蒂固，孕育在我们的气候、风土人情以及体质当中。反而佛教和老庄的思想毋宁说是一些环境的产物，这种说法也更接近自然。

单单只是懒惰者的“哲学”和“思想”，西方也就一定存在的。在古希腊，有一个叫第欧根尼的懒汉，他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人物，提倡过乞丐式的简朴生活。所以，那是从哲学观点出发的学者态度，根本不像日本和中国人那种懒散的浑浑噩噩的样子。那个时代的克己主义哲学，即使很消极，也有强烈的征服欲，那种愿望多半是具有努力性和意志性。仿佛离“解脱”“真如”“涅槃”以及“大彻大悟”很遥远。所谓的仙人和隐士不是没有，他们多数属于力求发现“哲学家之石”的炼丹术士。就像中国的那位名叫葛洪的仙人一样，把他称为“无为”“懒惰者”，更应该认为是与“神秘学”的概念有些关联。

在现代，法国人卢梭倡导的“重归自然”的思想，据说是和老庄的思想有共同点。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懒汉，就连卢梭的《爱弥儿》还没有读过，所以就不能发表任何看法。不过，无论这种思想和哲学如何，在平常日子里，西方人绝不“懒惰”，也不“懈怠”。他们在体质、表情、肤色、服装、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如此，即使在一些事情上偶尔的不干净和不整齐，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他们会有东方人一样的想法，在懒惰中享受另一种安逸的生活。不管他们是富人、穷人、游手好闲的人、勤劳的人，还是老人、青年、学者、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工人，在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这方面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东方人具有精神性和道德性，这个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东方人把看破红尘隐居山野，独自冥思苦想的人称为圣人或者高雅之士。但是，在西方，不会把这样的人称为圣人或者高雅之士，反而会称其为利己主义者。那些勇敢地走上街头，为病人治病送药，给穷人送钱财救济，为社会广大百姓谋福利、牺牲自己而忘我工作的人，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他们的工作也是精神性的事业。”我曾经阅读过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先生写的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西方普遍的道德标准。假如说这是基本常识，那么“懈怠”和“碌碌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我们东方人并不是一味地把“懈怠”看得比“努力工作”更富于精神意义，因而我不对约翰先生的话做直接的否定。即使这些话咄咄逼人，我也不回应。可是，欧美人所倡导的“为社会勇于献身”，究竟有什么所指呢？

基督教运动有所谓的“救世军”，我对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常常怀有敬意，一点反感和恶意都不会有。但是，那种让人不知道动机，却站立在街上，采取激昂、快速、性急的语气来说教，或者去救助歌伎，给贫民窟的人送慰问品，抓住路人的衣服发放传单，劝人积德行善，捐款捐物，等等。这些琐碎的做法，实在是可悲，也不符合东方人的个性。那是一个超越逻辑的气质性问题，是东方人彼此心照不宣的。当看到这种社会活动时，我们就会有被人死缠烂打的感觉，却无法产生同情心和信仰心。人们常常攻击佛教徒传播教义和救济的方式比基督教消极，但是，佛教恰恰更适合我们的国民性。

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所感动，答应出山相助，这是《三国演义》中妇孺皆知的故事。我们认为，假如诸葛亮不用刘备请出来，自己早早地出山活动，那也许是一桩好事。或者诸葛亮拒绝刘备，迟迟不出山，继续过着闲云野鹤般的隐居生活，那种心境也很令人同情。在中国，自古就有“明哲保身”一说，能够避开纷争，保全自己，也是一种处世之道。战国时期，苏秦曾经衣锦还乡，当时还趾高气扬地说：“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立身扬名，佩戴六国相印固然好，但是，在乡间耕种也不错。那时候苏秦毫无顾忌说出这番话，感觉有点像现在的国会议员，和诸葛亮比起来，在品格方面差远了。事实上，在东方，诸葛亮的人品比起苏秦，就显得更优秀、更突出，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