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论语》之前，必须要先理解几个基本概念，不然很难学到其中的精髓。

一、什么是正确的道理，即何为正道

正道很难准确定义，因为它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从历史的角度看，即使在当时是天下人都认为正确的道理，但最多几百年后就会被推翻或做出新的解释。例如“四书五经”这些当时被认为极正确的道理，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以修正。《论语》也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重新作注，以至单单解读《论语》的书，就有数千种之多。

关于正道的解读，不得不提到朱熹。朱熹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字概括，这是他所理解的正道。按理，人们遇到事情，一会考虑利弊得失，二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如果我们把自己思维之中考虑个人利弊得失的部分去掉，只留道义部分，即凡事以道义为原则，灭掉自己的私念，这就叫“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这种理论不以自己的心为心，而是以天地之心为心，是一种“无我”的境界。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老人在我们面前摔倒了，要不要去帮助他呢？按照常理来说，自然是应该去帮扶的，但若考虑到后续可能遭遇的麻烦，有的人就会犹豫。这时如果灭掉自己的私念，试想遇到同样情况，圣人会怎么做？这就得到了天理的答案。所以，从朱熹的角度来看，天理即正道，是天下通行之理，不管信奉的宗教是否相同、社会理念是否相同，都应遵奉相同的天理。朱熹的这种理论因逻辑简单、明确，很易被人接受，所以造成的影响很大，亚洲的许多国家都遵奉了数百年。

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复杂的，仍以老人摔倒为例。如果这个老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恶人，新闻上刚报道了他的恶劣事迹，他是因吓得腿虚发软才摔倒的呢？这时，不同的人就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天理就不那么明显了。那这时该怎么办呢？为了应对复杂的情况，朱熹提出了“穷理”的办法。他以四书五经为基础，为这些经典重新作注，以求显明天理，并终生致力于此。朱熹以自己主观的理解注释儒家经典，范围狭隘，又把客观的天理主观化，就造成了其思想学说的局限性。

朱熹自认为是儒家正统，但后来又出现一个人，名叫王守仁，别号阳明，其思想学说别具一格，认为自己才是儒家的真传。王阳明的正道可用“心即理，致良知”六个字概括。既然客观的正道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索性就不向外求了，而是完全向内求，以心中的良知为正道，这总该千古不易了吧！

对于老人摔倒要不要去帮的问题，从利弊角度考虑，不帮可能会承担舆论风险，帮了同样可能承担舆论风险，因为有可能会被人说是作秀，还可能会被讹诈，所以假装没看见是最省事的。但视而不见是违背良知的，良知可以允许个人私念的存在，却要以良知为主，不然它就会闹脾气，在心里留疙瘩。王阳明的理论以良知为中心，正道尽在自己心中。他说：“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不管老人的身份如何、具体情况如何，先问问自己的良知，由良知来决定当为还是不当为。

王阳明和朱熹不同。朱熹把儒家经典通通注解了一遍，其理论在元明时期享受到极高的礼遇，而至清朝，很多东西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还专门有人攻击他的学说。阳明心学讲究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有门人私下记录王阳明的言论，他知道后说：“圣贤教育人，讲究因材施教，就像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而开药方，斟酌病情的虚实，病理的阴阳内外，而时时酌情加减用药，要点在于治病，药方并不强加固定。若是拘泥于一个方子，规定为成文的法则，很少有不会害人的，他日误己误人，这样的罪过又要怎么补救呢？”

王阳明未注释过一本儒家典籍，只有与弟子的讨论、书信被辑录成书，流传了下来，颇有孔子“述而不作”之风范。照理说，以良知为正道是不受时代影响的，应能成为千古长存的正理了吧？但事与愿违，每个人的良知并不相同，“致良知”之学用来自己修身还可以，却无法形成统一的世俗标准，这种完全主观的唯心主义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客观性，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阳明心学的后学弟子修养不及，出了很多猖狂之辈，清朝也有很多人攻击这种学说，后来在国内也就逐渐衰微了。目前来看，朱熹的学说在韩国发展得比较好，王阳明的学说在日本发展得比较壮大。

王阳明和朱熹都攀附孔孟，但他们都只得了孔门的一部分传承，和真正的孔子学说还是有很大差距。那孔子的正道又是什么呢？用曾子的话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由“中心”二字组成，可以理解为“中正之心”，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以成就自己之心去成就别人。“恕”由“如心”二字组成，可以理解为如同自己的心，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当于换位思考，体谅别人。

忠恕之道还只是曾子的理解，孔子的正道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仁”。“仁”是无法定义的一个概念，所谓“道本不可见，可见即非道”。我们却可以推测出“仁”的大概含义。数学中有一种方法叫反解法，既然“仁”的含义难以明确，我们就来看看“不仁”的含义。有一个成语叫“麻木不仁”，一个人的心如果麻木不仁是什么状态，我们大致能想象得出来，由此可以得知“不仁”的大概含义，也就知道了“仁”的大概含义了。

孔子曾说过“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可以作为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原型；又说过“仁者爱人”，这句话可以作为王阳明“良知学”的原型。所以，称朱熹为儒家正统，以王阳明为儒家真传，都能说得过去。

二、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即何为德行

符合正道的行为即是正确的行为。从朱熹的角度来理解，天理即正道，人们不能以天理行事，是因为在考虑利弊得失等人欲，去除人欲，以天理为原则行事，就是正确的行为，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德行。

从王阳明的角度理解，良知即是正道，一个人行事的原则由认知所局限，能觉醒多少良知就有多少德行，知行是合一的。良知在心中本已完备，却经常被私念所蒙蔽，所以要不断用行为去致良知，把良知之心擦亮，用儒家术语讲，这叫“明明德”，让自己的明德愈加明显。

从孔子的角度理解，在进行社交活动的时候，要以古代圣贤制定的礼为标准要求自身的行为，独处的时候要“慎独”，这是对自己外在行为的要求，而这些行为的本质必须是“仁”，表里如一，才是德行。

朱熹在不断追求正道，所以讲究“穷理”，可见他还未得道；王阳明注重“知行合一”，讲究“致良知”，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实践，可见他已得道，但实行起来还有些吃力；孔子已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了，他和颜回已经达到乐道的境界，所以他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并不感到困难，因为不需要刻意为之。

三、儒学在当代的作用

现在一般把儒学划归在哲学范畴之中，儒学和哲学虽有一些互通之处，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哲学是思辨的学问，主要探讨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比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生命因何而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哲学中的很多问题，儒学已经有了答案。比如对于生命的意义，儒家讲要尽性，《中庸》里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再往小一点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生命的存在，儒家重传承，人皆由父母所生，所以要孝；父母又由他们的父母所生，一代代传承，所以要祭祖；再往前推，世间万物皆由天地所生，所以要敬天地。对于世界的本质，儒家以天地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转化的，《易经》就是讲循环变化规律的书，易就是变，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然，儒学之中也有一些没有给定的答案。比如什么是性？人性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和哲学互通的地方。

儒学和哲学最大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哲学以思辨为主，做学问的方向是求解；儒学以修德为主，德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做学问的方向是学做圣人，儒家学者皆以孔子为楷模而不断努力。如果把学问的方向都做到纸面上或者嘴皮子上去了，就偏离了儒学的正道。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学习当以德行为主，知识为辅。治国之道也不过是“修己以安天下”而已。

儒学可作为法律体系的补充。现在世界通行的法律制度其实和朱熹学说的模式相类似，法律就是正道，对正确的道理一条一条规定得很明确，但对正确行为的规范却很宽松，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通过法律这个正道，我们得到的就不是德行了，而是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因为这种所谓的自由仍然受法律的约束，只是比道德的约束稍微宽松了一点而已。在法律的实施阶段也和朱熹学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正道是随时代变化的，所以法律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同时，客观的法律也需要法官进行主观的判定，主观的判定又受个人认知所局限，因而又有一审、二审、三审制度，但这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冤假错案的存在始终难以避免。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三百年左右就会经历一次改天换地，人类以这样的方式寻求革新和进步。自汉朝到清朝，中国经历了多次被外来民族掌控政权的情况，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却最终都融入汉文化，各民族还能和谐共存，儒学能得以作为正统官学两千余年屹立不倒，自有其优势所在。近人对儒学多有抹黑，甚至有人想斩断历史，割裂文化，这完全是推卸责任的做法。

当代人的命运是由当代人自己掌控的，历史是连续的、不可斩断的。历史的经验需由当代人来总结，历史的精华需由当代人来继承，历史的责任需由当代人来承担，历史的问题需由当代人来解决，未来的局面需由当代人来开启，这种承上启下叫作“传承”。除非种族灭绝，否则传承不应断绝。任何学科都有历史，传承历史才是科学。学习《论语》，可以让我们了解古代遵行的正道和德行，培养健全的三观和良好的品德作风，这都是极为重要的。

历来解读《论语》的学者，有重义理的，有重训诂的，有二者兼重的。本人却另辟蹊径，从逻辑上进行解读，偏重前后文之间的联系，同时吸收前贤精义，又重考文字含义，遂成此书。一千个人当有一千本《论语》，读者阅读本书时需注意思辨，切忌人云亦云。只要能抓住“仁”“德”二字的核心，应当不会偏离正统。

张荣昌

2020年9月5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