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解释国际贸易为什么发生的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强调国家之间贸易发生的根源在于各国家在不同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只要两个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进行贸易，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强调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家要生产以本国丰裕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而进口以本国稀缺要素为密集要素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发生的根源。然而，20世纪40年代，针对要素禀赋论进行的实证研究（即“里昂惕夫之谜”）并未证实该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研究的努力。[6]到20世纪60年代，更多的学者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巴拉萨（Balas-sa，1966）、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 and Lloyd，1975）证明了相同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内贸易的情况；同时，巴拉萨（Balassa，1967）和克拉维斯（Kravis，1971）提出不考虑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就不能够解释战后的贸易增长；梅尔文和沃纳（Melvin and Warne，1973）将垄断部门放入传统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中探索贸易得益的问题。但是，对“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应用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取得成功的。[7]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发表《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正是看到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解释贸易现象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于国际贸易分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用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低于相互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Krugman，1979a）。正是这一篇文章，奠定了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开创者的地位。克鲁格曼在随后的文章（Krugman，1980，1981，1983）中，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特别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成为贸易发生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理论的结合得到充分发展，许多学者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发表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与克鲁格曼在1985年共同发表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8]可以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这本著作中，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试图将不同的特殊理论模型结合起来，提炼出共同的因素，整合成一致的理论。正如两位作者指出的，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分析一个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世界中的贸易。……我们发展了一个新的贸易理论的分析方法，它使我们能够将现存的一些模型作为特例来处理，同时还可以处理其他一些问题”。[9]他们试图解决的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传统问题：国际贸易为什么发生？国际贸易对贸易国有利吗？他们的结论表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即使两个国家不存在要素禀赋的差异，国际贸易也能够发生。两位学者也表明，这并不是对要素禀赋论的否定，而是找到了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说，要素禀赋差异并非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国际贸易增加的潜在收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本身的生产效应，由于存在报酬递增，生产规模的扩大自然能够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2）生产集中，即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相同产品的产业会集中到一个国家，这样生产规模将会大大扩大，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产生规模经济收益；（3）合理化，由于不完全竞争，贸易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性，这会减少公司数目，成为导致贸易得益增加的一种力量；（4）多样性，即贸易将比任何一个国家提供更多种类的产品。因此，在一个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世界里，贸易仍是有益的。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书房里都需要的里程碑式的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