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晋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有望在近年内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走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过去40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40年改革开放造就中国外贸奇迹。这也可以从中国的国际合作发展情况来看。第一，2017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363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5%，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近40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82亿美元，占世界利用外资总额的9.9%，排名全球第二，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55倍。此外，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为1685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派出总人数达到52.2万人。所有这些指标都清楚地表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是世界外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特点为各种园区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其更多的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原来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本书的章节安排正是按以上思路来展开的。相对于对外40年开放的三个阶段，全书分成五部分来探讨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第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前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第二部分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第三部分是贸易自由化战略和WTO效应，第四部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深度开放。第五部分讨论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战略下的一些政策影响。下面对各章内容逐一简要介绍。

本书的第一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相关替代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该部分包括两章，这两章都是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第1章主要就中国外贸40年做个概括性的描述，并探讨了中国外贸发展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该章从经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这个阶段的30年间，中国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第2章主要是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模型来估算我国的政府目标函数。“价格剪刀差”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何从农业部门的农民那里赚取利润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的工人。同时，通过实施“价格剪刀差”，政府可以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工人的福利所占权重远远高于农民的福利。此外，政府也更重视资本积累而轻视居民福利。

自1992年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如何理解国际贸易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关系？出口导向战略又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呢？本书第3-6章探讨了这些内容。第3章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两种因素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第4章则用2010年交易层面的高度细化数据提供了对中国加工贸易的全面分析。通过强调中国外贸中加工贸易的关键角色，论证了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然后，我们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探究了加工贸易的各种特征：进口的来源国、主要产品、运输模式、进入港口、消费目的地、商品质量、加工贸易的范围。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更高，这一结论已成为近年来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论断。有趣的是，这一论断在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的中国受到了挑战。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比非出口企业低。第5章通过对2000-2005年企业—海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令人费解的发现完全是由中国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所导致的。我们发现中国有20%的企业完全从事出口加工，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低4%—29%。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就能使我们回到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传统结论当中。该章说明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区分开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出口企业的表现至关重要。此外，在研究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加工贸易比较盛行的国家的企业行为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

第6章进一步讨论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2000-2005年包括企业层面的数据、产品层面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开发区的三套高度细化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控制了诸多企业层面的因素，以及不可观测的时间维度的异质性、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不同行业的特点之后，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对区内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同时，企业附近国家级开发区的数目对该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有显著的正面间接影响。更进一步地，将开发区分成不同的类别来看，只有高新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在考虑到可能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生产率的正面直接影响依然稳健。

1994年中国仅为WTO的观察员国，为尽快加入WTO，在三年内大幅度地减低进口关税。进口关税从35%快速降到17%左右。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并继续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战略。本书第三篇又分为三章（第7-9章），从不同角度讨论贸易自由化如何提升企业生产率，又对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创新有什么影响。具体地，第7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我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该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4.5%。

第8章研究了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本国纯内销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短期均衡时，最终品进口自由化使得更多外国企业向本国市场进行出口，加剧了本国产品市场的竞争，降低了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而在长期，由于企业能够充分进行进入退出市场的调整，一部分本国企业会退出市场，均衡时存留下来的企业利润率升高。该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上述现象，接着利用我国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一步验证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利润率影响的渠道。实证结果同时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对本国纯内销企业的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还证明了，其他条件相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利润率就越高。

第9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没有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主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该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该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遭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外需疲软，原来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同时，国家自2005年7月开始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升值。中国的出口模式也从简单地依赖于低工资的成本优势转向努力提升出口品的质量。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也逐步地从之前的“广度开放”转向“深度开放”。本书的第四篇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深度开放，包括第10-13章。

第10章讨论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决策。该章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我们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修正了以往的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准确地测算出口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10%的人民币升值使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为0.4%，而在质量差异化程度小的行业中该效应不明显。此外，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企业数目，且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核心产品及低生产率企业中更明显。该章发现了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决策的新渠道，同时也表明竞争强度是质量升级的重要决定因素。

第11章则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研究了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一方面，本币贬值通过影响企业对进口和国内中间品的配置，导致其国内附加值比重提高。另一方面，它还影响出口企业的定价策略，促使其成本加成提高，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提高。该章利用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发现按初始年进口份额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通过这两个渠道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提高。

第12章讨论在“银行—企业”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国内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信贷约束如何产生。为保持激励相容，银行提供的贷款少于企业所需的最优数量。出口企业的运输时间越长，较国内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就越紧，即便在国内市场也是如此。对中国企业而言，海外业务占比越大、运输时间越长、生产率差异越大，面临的信贷约束也就越紧。

第13章旨在研究汇率变动对异质性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尤其是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将近一半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以贸易办事处和进出口公司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汇率变化对制造业投资的“出口替代”影响，而忽略了出口与贸易服务型投资的“互补关系”，因此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会带来偏差。该章从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个方向重新考察了汇率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影响，理论上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区分了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并引入了真实汇率；实证上使用微观企业投资和贸易数据，定量分析了汇率对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的影响大小。大量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尤其是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篇通过理论和微观数据研究中国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面对外需低迷、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深水区”。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中央提出了“全面推进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本书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着力于对全方位开放战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部分包括三章。具体地，第14章提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15章研究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降低进口关税、建设区域间自由贸易区、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简政放权、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带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国在区域间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持主动地位，中国将在现有保税港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探索建设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第16章主要讨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因与路径。自由贸易港是全球的货物、人才、资本的汇集地，中国应该对标国际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具体路径，以期在货物贸易便利度、人员流通自由度以及金融开放度三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事实上，本书是作者尝试理解解释中国国际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六本著作，但它与之前的五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一以贯之的。第一本专著《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试图解释一个国际贸易政策根本性的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自由贸易是最优的。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任何国家哪怕经济小国也都没有实施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呢？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其实正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所以，我们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际贸易的现象。

如前所述，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平均而言，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世界上其他出口大国都不一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中国企业生产率之谜”，如笔者在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中指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大量是价格贸易企业，而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较低，因此造成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第三本专著《贸易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则可以看成第二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该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去年刚出版的第四本专著《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则是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如何影响到。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模式又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贸易带来了什么影响。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专著《企业创新、产品质量升级与国际贸易》则主要讨论：企业的创新是否提升了企业产品的质量？是否提高了产品的出口附加值？是否提升了出口品的国家竞争力？相对于之前的这五本专著，本书可以说是前面五本书的一个集大成。本书更强调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宏观大视角出发，研究什么因素使得中国取得了40年以来的巨大外贸成就。

之前的五本专著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第六届国家商务发展研究奖（2016）和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17）。《人民币汇率、信贷约束与国际贸易》获得第二十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8）。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益于我的很多同事、领导、师长的帮助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的钱敏老师和程筠函老师的邀请和大力帮忙。我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雎国余教授、北京大学原海外教育学院的黄道林院长等多年以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爱。另外，特别感谢本书所有合作者Robert Feenstra教授、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李志远教授、田巍教授、戴觅教授、崔晓敏研究员、智鲲博士、张睿博士、户德月硕士、向为硕士、祝辉煌硕士、徐竹西硕士的贡献和付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项目（编号：71625007）、面上项目（编号：71573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编号：16 AZD 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5 JJD 780001）的资助。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无尽的支持，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最后，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建议（笔者邮箱：mjyu@nsd.pku.edu.cn），以便再版时修改。

余淼杰

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