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根源及其对特朗普内外政策的影响
——基于美国族裔政治视角的分析⁽¹⁾

王传兴

由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见证了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思潮/运动的回潮。进而言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即是民粹主义已进入美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明证。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接下来聚焦于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在美国族裔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基于美国族裔政治视角来分析这种“敌人”情结对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

一、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文化论”民族主义根源

学术界对美国民粹主义及其根源存在不同看法和观点。例如，刘瑜认为“尽管美国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影响力有限，它绝非无足轻重”；并指出美国左翼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权利观念”的不断泛化，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根源则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左翼自由派在长线历史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一种反弹。⁽²⁾本文则认为，美国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根源，乃是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

人们曾普遍认为，美国式的认同感和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之上，⁽³⁾此即所谓的美国“信念论”民族主义。但事实上，美国还存在另外一种民族主义，即“文化论”民族主义。

“信念论”民族主义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基础。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美国不存在土地贵族、由于“殖民地产生之初”美国人即享有民主平等条件这一事实的存在，美国在现代政治中为世人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实验；⁽⁴⁾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也指出，美国“力争实现它那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没有人出来对民主目标提出挑战”；⁽⁵⁾在20世纪，“信念论”民族主义最为坚定的信奉者是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他坚持认为美国已经为“洛克式的共识”所吸引；这一共识并不强调社会阶级问题的重要性，相反，它聚焦于保护像财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的消极个人自由。⁽⁶⁾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指出，美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⁷⁾

“文化论”民族主义，即裴敏欣所否定的基于文化或种族优越感的美国民族主义，则以美国的定居主义传统为基础。在定居主义传统中，定居者社会（美国人）把征服看作是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动力，认为共和主义原则在根本上并非是普遍包容的。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则指出，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他把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不是“移民”。亨廷顿进而认为，定居者与移民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他们通常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位处一个全新而通常遥远的边疆地区；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由这些早期定居者创造的，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而已。⁽⁸⁾国内也有学者从不同侧面触及到这一议题。沈宗美介绍了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激进派人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掀起的彻底否定西方传统文化运动，由此导致右翼分子、保守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开明派人士的反对和批判；⁽⁹⁾高鉴国则认为，文化多样性和同化是美国民族关系中并存的两个特征、两种趋向，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¹⁰⁾王希也曾讨论过美国政治中“一元”与“多元”之间的持续矛盾问题。⁽¹¹⁾

本文之所以认为“文化论”民族主义是美国民粹主义反复出现，以及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产生的一个根源，如上所述，是因为它的非包容性。质而言之，在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传统中所强调的封闭性、排他性社会主张，契合了美国民粹主义对“敌人”的需求。正因为如此，马克·D.布勒韦尔（Mark D. Brewer）在对美国民粹主义五个方面的内容⁽¹²⁾进行概括之余，还进一步指出，包含在民粹主义这个帽子之下的上述各种不同内容，它们需要一样东西使之被串联起来，这样东西即是“敌人”情结。换言之，对美国民粹主义来说，“关键是要反对某事和/或某人，而且经常是发自内心地反对”。⁽¹³⁾

二、美国族裔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敌人”情结

美国族裔政治的历史可谓悠久。“在美国政治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族裔问题都是存在的，因为它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话语、公共政策和居民的政治身份。”⁽¹⁴⁾美国的“种族‘现实’——它对美国社会中构成不平等和差异起到根深蒂固的重要作用，乃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产物，而非生物学或基因学的产物”。⁽¹⁵⁾

作为移民国家，族裔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美国人的国家认同特点因历史阶段不同而各异；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就种族、族裔、意识形态和文化而言，美国人以上述各方面的差异程度来界定其身份内容；盎格鲁—清教文化作为美国认同的核心已有三个世纪之久。⁽¹⁶⁾由此观之，美国族裔政治的核心问题，乃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则是对盎格鲁—清教文化的认同程度——尽管多元主义是美国五种主要政治模式之一。⁽¹⁷⁾认同问题与现实利益息息相关。作为接受大量移民人口的种族多样化国家，族裔政治一直是研究美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并随着时代变迁而同步发展。

二战前，来自他国的移民往往面临美国化的压力，需要同化并融入美国社会方能改变自身境遇。但随着早期移民的奋斗，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经济境遇得到改善，加上二战后民权运动的发展使得少数族裔在选举、就业、贷款等方面的境遇得到改善，少数族裔面临的美国化压力逐渐降低。另一方面，经济能力的改善也使得少数族裔能够更多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为美国亚文化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尊重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文化多元性，也成为了美国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增加，也为少数族裔间的互动与团结营造了条件，在美国形成了众多有影响的族裔组织。因此，少数族裔群体为维护自身权益和提高在美国社会的境遇，往往会在政治活动中互相团结，表现出特定族裔所特有的政治行为倾向。随着少数族裔人口的不断增加，吸引他们的支持更成为选举中的重要课题。

伴随美国族裔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民粹主义“敌人”情结这一“幽灵”，而这与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根源“文化论”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每当美国社会面临挑战或遭遇危机时，这种情结往往会在美国族裔政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美国历史上，定居主义传统中对“内部的包容性”和对“外部的排他性”意味着，就大部分美国精英而言，美国边界本质上是欧洲移民进入的港口，因而他们经常很快地融入到这一政治共同体之中。一方面，通过扩大谁可算作是美国人的种族和宗教类别，领土对移民的需求阻止了19世纪进程中移民社会内部最排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也使社会内部人与从属外部人（Social Insiders and Subordinated Outsiders）之间的分别变得牢不可破。因此，虽然许多新欧洲移民可能已经即刻享有自由和平等地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但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黑人或墨西哥人，却被拒绝享有这些权利。⁽¹⁸⁾

这一政治传统绵延于美国历史之中：从美国建国之前将定居者与原住民区隔开来（即相对于原住民的“野蛮人”地位，定居者乃是享有英国臣民同等权利和地位的英王子民），到将黑人排除在宪法中«权利法案»保护之外的异类；从以财产拥有程度来区隔享有相关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先来的”定居者（如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后来的”移民（如19世纪中叶的爱尔兰人），到1882年5月6日第47届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等。

具体而言，在美国建国之初，杰斐逊以及其他美国建国者，为民粹主义留下了宪政上的（合法）空间；而他提出的“朴素民众论”（The Plain People）——这种论调因为将白人之外的其他族裔排除在外而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则成为后续各种民粹主义在美国宪政制度安排上的重要渊源。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在美国族裔政治中具体表现为基于人口类别进行的美国最早的人口普查。1790年，美国人口普查依赖的是地理上的分类，以便按照人口规模来分配国会席位的比例。这一普查也根据公民地位来进行分类：被征税者与不被征税者，自由人与奴隶。这种基于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公民分类，还承载着许多政治和政策内容。例如，奴隶人口以五分之三计算规则，使得南方在当时的美国国会席位上和选举人团投票方面多了大约12个席位。此即所谓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奴隶权力”——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入主白宫都有赖于此。⁽¹⁹⁾杰克逊时期的族裔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则集中体现在«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Indian Migration Act）获得通过这一事件里。⁽²⁰⁾作为该法案的后果，美国强迫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以不情愿的，且经常是暴力的方式迁移到西部，从而导致印第安人“血泪之路”（Long，Bitter Trail）⁽²¹⁾的出现。意味深长的是，当时大多数欧裔美国人都赞成该法案的通过。

在19世纪中后期，从格兰其（Grange）组织到平民党这场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农场主民粹主义运动，二者都具有种族主义的反民主色彩，因为他们将“阴谋论”（他们将自己的经济困境归咎于银行、金钱势力针对他们策划的阴谋）“延伸到对犹太人的排斥、对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不信任”。⁽²²⁾而且平民党运动的大多数人来自美国中西部和南部，虽然他们相信来自下层的改革，但他们心目中的“下层”，却并不包括所有的下层人民。譬如，南方平民党人就“坚决反对给黑人平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²³⁾又譬如，19世纪末那些来自南欧的天主教徒和中欧的犹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激烈反抗自己被“种族化”，因此也就使自己被阻隔于居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之外。⁽²⁴⁾

进入20世纪，首先出现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由休伊·皮尔斯·朗（Huey Pierce Long）领导的左翼“分享财富”运动。⁽²⁵⁾虽然休伊·朗曾显露出要将黑人从经济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倾向，但是其与黑人的战术性结盟，被认为充其量只不过是出于赢得更多黑人选票的政治算计。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帮助黑人时会显得那么“屈尊俯就”；他所作的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三K党的激烈演说，也只是在该组织开始衰落之后。⁽²⁶⁾20世纪60年代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更是主张加强法治以抑制黑人犯罪并减少对黑人游手好闲者的福利支出；他所领导的美国南方顽固派坚持种族隔离政策，以对抗联邦范围的民权运动。他并且谴责民权运动中的黑人和激进学生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放纵和死硬”，如果“放手让美国军队”去做的话，美国将赢得越南战争。⁽²⁷⁾

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民粹主义者继续在族裔问题上区分“你们”黑人与“我们”白人（罗斯·佩罗）；⁽²⁸⁾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十分顾忌拉美裔的涌入，因为他们担心拉美裔的目标，是要重新将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美国西南州变成西班牙裔（Hispanics）的土地。⁽²⁹⁾他们也担忧移民——其中尤其是拉美裔移民——的涌入危及美国国家认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美国国家身份，“族裔、种族和性别身份出现在前面。与其先辈相反，许多移民乃是其本身（Ampersands），因为他们保留双重忠诚和双重公民身份。西班牙裔的涌入则提出了有关美国语言和文化统一性的问题”。⁽³⁰⁾这即是亨廷顿出版他那影响深远的著作«我们是谁？»一书的时代大背景。虽然亨廷顿本人并非民粹主义者，但他对美国身份危机——美国族裔构成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担忧，则是源于美国的“文化论”民族主义。这种“文化论”民族主义的回归，为21世纪以来出现的美国族裔民粹主义“敌人”情结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为此，一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开始对移民进行控制，尤其是限制拉美和亚洲移民，这集中体现在«1990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90）之中；另一方面，为确保其南部边界安全，美国开始加强对美墨边界进行控制，采取的措施包括“坚守防线行动”（Operation Hold-the-Line）、“看门人行动”（Operation Gatekeeper）、“保卫行动”（Operation Safeguard）、“格兰德河流行动”（Operation Rio Grande）等。⁽³¹⁾

三、族裔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对特朗普内外政策的影响

2008年出现的新一波美国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个特例，毋宁说是民粹主义的一次回潮。在历次民粹主义运动/思潮中，总的来说这些内容都具有美国“文化论”民族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限于篇幅，在此仅对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在当前美国族裔政治中的体现及其内外政策影响进行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曾列举出的特朗普民粹主义五个根源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并没有将族裔政治因素纳入其中。⁽³²⁾但事实上，自从«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Amendments of 1965）⁽³³⁾在美国国会通过以来的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是在过去10年里，人们目睹拉美裔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入美国（见表1和表2），从而导致美国人口构成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³⁴⁾由此带来尤其是白人草根阶层的焦虑——因为他们一度是美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进而催生和推动美国民粹主义思潮/运动；而这场运动又与当今出现的美国身份认同（困境）密切相关。换言之，过去几十年里，源于“文化论”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在移民问题引发的族裔政治中变得日益强烈。

这就是为什么说特朗普的胜选，是其对白人草根阶层的关注和焦虑作出即时而恰当回应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论就国际环境还是人口结构而言，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都迥异于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出现的其他时期，如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美国。虽然基于“文化论”民族主义⁽³⁵⁾的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在今天十分强烈，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演进，主张基于“信念论”民族主义的包容性美国社会力量，已然变得非常强大。由此，这两股相互反作用的力量势必对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以下集中从族裔政治角度对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影响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进行分析。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虽然不同但相互之间存在关联的维度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维度：这种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因为针对特定族裔群体而对特朗普内外政策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维度观察，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的相关政策议题中，包括签署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政令和签署“穆斯林禁令”。

2017年1月25日，特朗普签署了要求建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边境墙”的行政命令。但自该政令生效以来，始终没有解决钱——这道总长3219公里的实体高墙造价预计高达120亿美元——从哪里来的问题。按照特朗普的计划，部分经费将从特朗普砍掉的联邦机构预算中转拨，其余部分则由墨西哥方面通过直接支付或对美出口交纳20%边境税的变相办法承担。但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墨西哥方抵触情绪更是强烈。就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政策而言，其实早在2015年共和党初选中当特朗普处于领先地位时，他即号召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2017年2月27日特朗普甫一上任不久即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务院采取“新审查措施”，今后120天内暂停所有难民入境美国；90天内暂停向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七国普通公民发放签证；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是为“禁止穆斯林”的行政命令。但特朗普的这一“禁令”遭到了华盛顿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巴托（James Robart）的强硬回击，他下令暂缓这一禁令的执行。2017年3月，特朗普总统再次发布经修改的“穆斯林禁令”，但这一次他更是遭到了包括夏威夷和马里兰等州在内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挑战。由此观之，虽然在美国历史中这种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做法——无论是国会立法还是行政命令——并不鲜见，但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战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成果，这一次的歧视性做法受到了强烈抵制，而不像上述1830年“印地安人法案”那样在美国社会中得到欧洲裔白人的普遍赞同。

第二个维度：特朗普得到了心怀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特定族裔群体支持，从而使其获得了反精英、反建制、反政治正确的社会基础，进而对特朗普内外政策产生影响。由此维度观之，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的相关政策议题，包括企图推翻奥巴马医改法案、退出TPP、反对全球主义⁽³⁶⁾等。这些都契合了特朗普的那些核心支持者——他们主要是“文化论”民族主义拥趸者的底层白人蓝领工人阶级——的关注。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后立刻签发第一道行政命令，作为叫停奥巴马医改（«平价医疗法案»）计划的第一步。但从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来看，这也是其遭受的最大挫败——新医保改革法案（«美国医保法»草案）中途流产，尽管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医保法»于2017年5月4日在国会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且在参议院的结局还属未定）。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因为如果“去奥巴马化”的“步子够大”——全民医保被废除，他的那些核心支持者就将首先面临彻底失去医疗保障的危险，从而动摇其执政根基。

2017年2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二天，他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各行政机构设立“管制改革工作组”，削减成本高昂、没有必要的管制措施；而这些被取消的措施多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实质上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期许多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四、结语

通过以上从两个维度对民粹主义“敌人”情结影响特朗普内外政策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源于特朗普政府内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与传统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其一是以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派别，他们企望推翻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使美国回到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的美国，重回“普通白人”至上；其主张既适用于国内事务，也适用于对外事务。另一派更为实用主义，自认为遵循保守的里根政府传统，这一派在外交事务上虽然主张更加接触性和更加合作性的外交政策，但依然以相当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观点为基础。这两个派别都具有“文化论”民族主义的情结。而作为总统，特朗普经常不能确定自己站在哪一边。由此使得其内外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³⁷⁾

第二，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源于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与奥巴马政府以自己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预测性而自豪相对，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之，宣称“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更加具有不可预测性”。⁽³⁸⁾但是，特朗普这种在内外政策上“我行我素”的作为，如果不是因为他得到了心怀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底层白人支持，恐怕是不可持续的；换言之，特朗普在内外政策上“我行我素”的可能性，至少部分是建立在支持他的社会力量基础之上的。

第三，在更宏观层的面上，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前美国政治中的结构性问题。就短期而言，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似乎源于其不按常理出牌；但就长期而言，特朗普内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则更多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秉持民粹主义“敌人”情结的人固然可以影响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但这种影响会受到美国“信念论”民族主义者的“反制”——这种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业已形成的政治共识遭到侵蚀的结果。

第四，美国政治将经历一个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之间长期博弈的过程，这一博弈正/将发生在秉持“文化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者与秉持“信念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际主义者之间。由此在两个方面给特朗普内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其一，特朗普政府本身的稳定性与否给特朗普内外政策带来潜在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从2017年5月中旬以来不断发酵的一系列涉及“俄罗斯门”事件中可见端倪。其二，给特朗普早日成为“成熟”总统带来挑战，从而给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像其他政治“素人”一样，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从而适应美国的制度性安排、学习对美国利益的认知。但对于特朗普来说，与大多数美国历史上的“素人”不同之处在于，伴随特朗普学习过程的将是上述两种民族主义理念的博弈，从而平添了特朗普成为“成熟”总统的挑战。2017年4月初特朗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了峰会，美国参议院全体议员于2017年4月25日赴白宫参加了有关朝鲜问题的吹风会。从这两个事件的结果来看，特朗普的学习是否已经取得了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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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发于«美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25辑），第64-78页。

(2)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70-72页。

(3)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

(4)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 5.

(5)　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著，朱曽汶译：«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5页。

(6)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New York：Harcourt，Brace，1955.转引自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 5.

(7)　裴敏欣：«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52页。

(8)　Samuel P. Huntington，Who We Ar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4，pp. 39-40.

(9)　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8-149页。

(10)　高鉴国：«试论美国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第2-10页。

(11)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80页。

(12)　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民粹主义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即普通美国人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无论那些普通人是否真的是普通人，无论那些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其实并不重要；观念（perception）才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经济上的困境对美国民粹主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经济低迷本身并不足以引起民粹主义的喷发。第三，美国背景中的民粹主义常常具有阴谋论思想的特点，导致人们认为到处是邪恶的企图和欺瞒性威胁。第四，民粹主义者经常负面地看待知识分子。第五，传统和现状受到尊崇，其目标总体上说是为了维持事务的恰当秩序。参见Mark D. Brewer，“Populism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Forum，Vol.14，No.3，2016，pp. 254-255.

(13)　Ibid，p. 255.

(14)　Joseph Lowndes，Julie Sovkov，and Dorian T. Warren，“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Joseph Lowndes，Julie Sovkov，and Dorian T. Warren，eds.，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Routledge，2008，p. 1.

(15)　Paul Frymer，“Race's Reality：the NAACP Confronts Racism and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Movement，1940-65”，in Joseph Lowndes，Julie Sovkov，and Dorian T. Warren，eds.，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Routledge，2008，p. 180.

(16)　Samuel P. 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 and Schuster，2004，pp. 65-66.

(17)　关于五种模式，参见M. J. C. Vile，Politics in the U.S.A，Routledge，2007，pp. 18-21.

(18)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 12-13.

(19)　Kenneth Prewitt，“Immigrants and the Changing Categories of Race”，in Taeku Lee，S. Karthich Ramakrishinan，and Ricardo Ramírez，eds.，Transforming Politics，Transforming America：the Political and Civic Incorpo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6，pp. 19-20.

(20)　有关«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通过背景以及随后的实施情况，曾有这样的描述：到1800年代，由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盎格鲁—美国人定居者（Anglo-American settlers）人口稳步增长，印第安人原住民被强迫出售土地。这些发展导致1830年代杰克逊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杰克逊甫一就任总统，立即要求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不受任何限制地将东部的印第安人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详情可参见Richard Young and Jeffrey Meiserr，“Race and the Dual State in the Early Republic”，in Joseph Lowndes，Julie Novkov，and Dorian T. Warren，eds.，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Routledge，pp. 43-44。

(21)　同上。

(22)　原祖杰：«对美国平民运动的再思考»，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7页。

(23)　原祖杰：«对美国平民运动的再思考»，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6页。

(24)　Kenneth Prewitt，“Immigrants and the Changing Categories of Race”，in Taeku Lee，S. Karthich Ramakrishinan，and Ricardo Ramírez，eds.，Transforming Politics，Transforming America：the Political and Civic Incorpo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6，p. 24.

(25)　事实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对罗斯福的“新政”——尤其是第二份“新政”计划——产生过重大影响。相关内容可参见Stephan Thernstrom，A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9，p. 851.

(26)　白净一：«美国民粹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休伊·朗领导的民粹主义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0月，第14页。

(27)　Stephan Thernstrom，A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9，p. 731.

(28)　1992年，佩罗在一次集会演讲中连续数次用到“你们这些人”（“you the people”，一般认为指的是黑人）。这是区分“你们”与“我们”（白人）的典型种族歧视论调。

(29)　Pat J. Buchanan，The Death of the West：How Dying Populationsand Immigrant Invasions Imperil Our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St. Martin's Griffin，2001，Chapter 6.

(30)　Samuel P. 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 and Schuster，2004，p. 4.

(31)　See Christopher Rudolph，National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Polic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66-67，pp. 71-71.

(32)　这五个根源分别是经济上的停滞——197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致使有更少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退休人口规模膨胀；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贸易虽然对经济产生总体上的积极作用，但却同时对某些具体生产部门产生破坏作用；技术因素——信息革命导致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开发无人驾驶汽车，从而使得300万美国卡车司机可能丢掉饭碗；以及财政预算问题——美国在2015年债务与GDP的比率达到81%，而养老金和医保支出的增加将使得财政负担有增无减。参见Fareed Zakaria，“Populism on the March”，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6，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10-17/populism-march.

(33)　在美国，«1924年移民法»（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or the Johnson-Reed Act）支持者的目的之一，是期望通过该法案确立清晰的“美国身份同一性”来“保持国民中基本类别的种族的优势，以此来稳定美国民族构成”——因为该法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而与此相对，«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则废除了1921年美国国会确立的带有歧视色彩的种族来源限额制度（该法为«1924年移民法»所取代），代之以制度层面上更为公平的全球限额制度，为此前受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影响的移民政策画上了句号，为之后的移民政策奠定了基调，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一个新的移民时代。事实上，在从«1921年紧急配额法»（E-mergency Immigration Act of 1921）和«1924年移民法»到«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的演变过程中，其中也折射出“文化论”民族主义与“信念论”民族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劲势头，也折射出上述势头的反转变化。

(34)　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一方面，«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可以说是“美国移民史的分水岭”，因为它确立的以国籍为基础、以家庭团聚为核心目标的移民入境原则，为亚洲、拉美移民的亲属打开了方便之门，并进而改变了美国移民的地区来源——此前是放任西半球、偏爱西北欧、限制东南欧和亚洲移民；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强调此一法案对美国移民潮进程的作用，因为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移民潮的产生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果，既涉及移民输入地的因素，也涉及移民输出地的因素……战后外来移民群体中民族来源的变迁，并非是战后美国所独有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欧美移民接收国。参见欧阳贞诚：«美国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影响（1965—2005）»，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7-39页。

(35)　与“文化论”民族主义相关的另外一种叙述版本，是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民族主义。参见李向阳：«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及其影响»，载«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6)　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不会拒绝全球化，主张的并不是完全孤立的逆全球化，而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并进而指出，需要保持政治警惕的是，逆全球化可能并不是特朗普的政策目标，反倒成为他利益交换的工具、政治选举的幌子。至少从目前的一些新政看，特朗普主张的并不是完全孤立的逆全球化，而是美国化的全球化，一种“伪逆全球化”。它有浓厚的新重商主义特征，有自由贸易的理想，但国家利益的思维模式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反对传统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化，而致力于用各国间的双边协议取而代之，从“一盘棋”到“分而治之”；其次，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为名出击，目的在于逃避西方国家的道义责任；最后，特朗普政府不是不要全球化，而是不希望新兴市场国家平等分享全球化的收益。参见韩剑：«换种角度认识逆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4月14日，http://www.cssn.cn/gj/gj_hqxx/201704/t20170414_3486699_2.shtml.

(37)　Klaus Larres，“Donald Trump and America's Grand Strategy：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urope，Russia and China”，Global Policy，May 2017，p. 7.

(38)　Klaus Larres，“Donald Trump and America's Grand Strategy：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urope，Russia and China”，Global Policy，May 2017，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