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历程与意义

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福建不断加强地区经济协作，加快构建闽东北经济协作区与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加强山海协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陆海优势互补、产业协同升级，形成南北联动、协调推进的良好格局。

一、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历程

1．闽东北合作历程与进展

闽东北合作始于1986年间福州、南平、宁德、莆田、三明等地市展开的经济协作，五地市以恳谈会为形式，加强企业间合作、资金融通、科技联合，不断探索区域间协作发展的路径。其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闽东北区域提出以福州中心城市为依托，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的合作方向，制订了《协作区章程》《区域经济协作规划》《推动闽东北经济协作区发展若干规定》等。⁽¹⁾2005年闽东北各市联合制订《“十一五”闽东北区域协作发展规划》，对增强闽东北区域经济集聚效应，加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10年，平潭综合试验区加入闽东北经济协作区。协作开展33年来，闽东北通过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和协同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电器、食品加工、化工、旅游等产业项目加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不断加强联系，已建立起以闽江流域和闽东沿海为纽带、以山海协作为主线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架构方面，闽东北常设“六联办”办事机构，并以年度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形式作出决策部署，各部门以专题会议方式进行对接。在平台建设上，闽东北地区建立了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搭建了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十八大以来，闽东北经济协作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地区生产总值5年来增长47%，高于全省44.75%的平均水平，目前经济总量已占全省的45.5%，⁽²⁾成为福建加快发展的重要一翼。

2．闽西南合作历程与进展

闽西南区位条件较为优越，经济基础较好。1985年国务院召开长三角、珠三角、闽南金三角座谈会，提出三个三角区率先开放开发战略。⁽³⁾1994年，闽西南协作正式启动，建立了闽西南五市经济合作区。2003年厦门、漳州、泉州设区市城市联盟试点正式启动，以三市规划对接为起点，整合空间资源，确定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产业布局，避免城市间无序竞争。在港口、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合作建设，产业转移、总部经济的带动下，厦漳泉三市逐步向同城化方向发展。2011年三市联合制订了厦漳泉同城化规划，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城市轨道交通等同城化项目加快实施，居民健康信息系统等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十二五”期间，闽西南经济协作以厦漳泉同城化为主体，以推进区域一体化为目标，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同城化建设，厦漳泉1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生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逐步推进，同城化旅游线路确立开发。

2018年5月，福建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推进闽东北、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发展的部署，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共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五地市。2018年8月，闽西南经济协作区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厦门召开，首批确立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7857亿元，覆盖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协作园区、社会事业等领域。各市将进一步提高融合发展、协同发展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加强合作对接。

3．山海协作历程与进展

山海协作是沿海省份为促进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福建省政府于1981年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的战略，1992年又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花，连片开发，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1995年提出“以厦门经济为龙头，加快闽东南开放与开发，内地山区迅速崛起，山海协作联动发展”。⁽⁴⁾为推动山海协作，2001年福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2012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山海协作的八条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推进山海协作。2013年通过《福建省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规划纲要》，采取结对挂钩、飞地托管、省际区域、闽台合作等4类模式，推进挂钩县（市、区）及省内外开发园区、高等院校、大型企业等共同开发建设。福建的山海协作体现了先进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协调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化对口帮扶制度，泉州与南平，福州与宁德，厦门、漳州与三明、龙岩进行对口协作，23个沿海县（市、区）与23个山区县对口帮扶，帮扶地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无偿支持被帮扶县，对口帮扶地区之间干部进行定期双向交流。二是加强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山区发展资金，每年筹集26亿元。三是设立山海协作产业园区作为产业转移的平台和载体，充分利用山、海的比较优势，形成产业辐射转移的态势。如2014年厦门与龙岩共建厦龙山海协作经济区，规划面积35平方公里。四是生态补偿。通过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环境质量，带动乡镇基础设施建设。

二、当前促进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1．有效形成“多区叠加”期生产要素区际再配置格局

“十三五”时期，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平潭综合试验区、福州新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功能区划的建设发展正引起区域性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与集聚，现阶段福建推进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促进陆海、江海联动正是重要时机。从六大功能区的分布来看，除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施方案覆盖全省范围外，其余功能区均分布于沿海地区，并主要集中于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发达城市。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空间往往较不发达地区更大更广，在市场“无形之手”作用下，各资源要素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⁵⁾因此，在各重要功能区硬软环境建设不断成熟，优惠政策措施不断落地实施，制度创新不断拓展突破的总趋势下，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有从全省内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向福、厦、泉等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这在无形中可能抑制原先区域间差距正在缩减的趋势，导致内陆地区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在此情形下，应推进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形成沿海、内陆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避免生产要素过度单向流动。

2．有利于突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联动的整体优势

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福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形成联动发展的整体优势。随着沿海经济带、港口经济带、自贸区、新区等板块发展规模的不断提升，企业将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并取得由于区际贸易壁垒消失而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收益。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平台等各种公共服务载体能够优先适用于本地区的产业、服务业发展，实现边际收益最大化，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同时，区域内产业在各个生产、销售环节上建立紧密互动的经济关联，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自组织系统，使系统整体功能超过各个产业组成部分之和，产生N个1+1+…+1>N的整体涌现效应，提高了区域综合竞争能力。因此，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要着眼于整体构造，充分发挥合力优势，以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力为目的，从实际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加强联合协作，发挥联动优势，互通有无，就能够形成巨大的经济合力。沿海发达地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先导作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示范作用，帮助内陆地区发展。内陆地区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按照市场需求的导向，重新定位产业存量优势和资源开发价值，借鉴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使本地区的资源经济和技术经济联动发展。

3．有助于内陆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经济合作，引进资本、技术和制度，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和升级传统产业，在合作中实现快速发展；二是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为前提，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内陆地区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传统产业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是参与国际化竞争的基础，但由于渠道不畅、资本形成不充分等原因，开放型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方面，沿海地区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在先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已集聚了一定程度的比较优势，产业群、城市群发展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因此，内陆地区在承接沿海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资金、技术转移时，将提高本地区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深度，更加有效地介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六区叠加期，福建要借助福建自贸区、“海丝”核心区、平潭综合试验区、福州新区等国家级对外开放实验载体的建设，构建大通道、大商贸、大合作新格局，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必须壮大内陆腹地经济，促进开放空间从沿海向内陆地区延伸，对于优化开放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东西呼应与海陆并进的空间开放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有助于沿海地区率先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突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摈弃“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更加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突出发展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以及更加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社会进步、环境质量提升，以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社会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相对内陆地区而言，福建沿海地区工业制造业体系相对齐全、服务经济发展处于更高阶段、技术创新能力相对领先，更加具备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坚持陆海联动协调发展，有利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沿海地区经济有序转移外向型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转化。同时，内陆腹地市场、资源空间的开拓，有利于沿海城市口岸功能提升，在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互动测度分析

1．城市经济联系的测度方法

本文应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对福建各地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行研究。城市流是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群区域所发生的频繁、双向和多向的流动现象。城市流强度是指在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集聚与辐射）所产生的聚射能量及城市之间与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⁶⁾城市流强度可记为：

F表示城市流强度，N表示城市功能效率，E表示城市外向功能量。

其中，Lq_ij是城市i的部门j的区位商，G_ij是城市i部门j的从业人员数量，G_i是i城市从业人员总数。G是所有城市的从业人员总数。如果Lq_ij<1，则i城市j部门不存在外向功能，E_ij=0；若Lq_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j部门在i城市中属于区域专业化部门，可以为城市外界区域提供服务，则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为：

城市i的总外向功能量为：

城市功能效率用从业人员的人均GDP表示：

从而，城市i的城市流强度为F_i=N_iE_i=GDP_i（E_i/G_i）。

2．福建沿海内陆城市互动发展的强度分析

应用公式（1）～（5）的城市流强度模型对福建各地市相关指标进行计算，共包括9个城市、19个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气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个部门的全市从业人员指标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和《福建统计年鉴2017》。

从计算结果来看，泉州是福建城市流强度最大的地区，福州、三明两个地区的城市流强度值也较高，表明这些城市与外部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泉州、福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规模较大且外向功能强，表明沿海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与扩散功能较强，其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域、非城市地域、其他城市的发展。而厦门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城市流强度仅为441，属于中城市流强度城市，表明厦门的经济发展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小，和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莆田、宁德两地市虽然位于沿海，但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不明显，城市外向功能较弱，其中莆田的城市流强度低主要是由于城市功能效率与外向功能量低，而宁德主要表现为城市外向功能量不足。漳州、南平、龙岩等内陆地区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较为平均，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说明内陆地区城市尽管不具有地理优势，但各城市之间的外向功能量和功能效率比较接近。沿海地区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存在较大差距，莆田、宁德两市的外向功能量仅相当于发达地市的1/3左右。

从各地区区位商的数值来看，福州、厦门两市具有相似的行业区位商分布，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区位商较低，第三产业的区位商较高，特别是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住宿餐饮，信息服务与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的服务部门区位商普遍高于1，表明福州、厦门两市的专业化分工能力已从制造业占优转向服务业占优。泉州则表现出制造业区位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区位商的特征，表明泉州作为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十分稳固，泉州的对外辐射经济功能主要通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存量产能优化、产业对接等方式释放出对其他地区的产业协同引领动能。内陆地区城市的区位商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能源业部门及第三产业中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务部门优势较为明显，制造业的区位商则较低。

从区位商与城市流强度等指标的数值综合来看，可以认为沿海、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属于较强梯次，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互动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向更高水平协作发展的基础。但沿海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仍需进一步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