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与东亚峰会

2004年11月29日，第八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首届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等国领导人认为：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东亚各国应继续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在政治、经贸、投资、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共同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迈进。这一决定，标志着东亚区域整合进入新的重大提升阶段。正确认识这一阶段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对东亚区域整合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亚区域整合的基本条件趋向成熟

平等的多边合作是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特点之一。纵观东亚历史，从未有过现代意义上的较为全面的多边合作。东亚历史上有过三种国际秩序：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

华夷秩序是东亚以中国为中心、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一种国际秩序。这种秩序“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与‘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

“大东亚共荣圈”是当年日本政府企图在东亚建立的一种国际秩序。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首次用“大东亚共荣圈”的提法取代了“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企图通过武力征服，在亚洲和大洋洲建立起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并以此为基础，与英美争夺世界霸权。日本的做法，遭到了亚洲和大洋洲各国的坚决反抗。

冷战秩序是以美苏争霸和在美苏“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导致东亚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军事、经济上的全面分裂与对抗。

但是战后特别是冷战以来，有利于东亚多边合作的条件在不断增加。这些条件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国家发展目标有所接近；（2）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区域内经济依存度的增强；（3）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加。

1．国家发展目标的接近

日本的民主改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与军国主义化。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战前的明治宪法以天皇主权为根本原则，天皇与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以天皇为最高统帅的军部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战后的日本宪法规定主权在国民，国会两院议员由民选产生，立法权归国会。同时，战后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不持有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虽然日本的右翼势力企图改变战后日本宪法的和平原则，但2005年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出台的最终报告书，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仍然表示要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放弃战争”条款。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与和平发展为日本与东亚各国建立平等的多边合作提供了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是，对内：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上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对外：全面进入国际社会，在尊重现行国际秩序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起促使现行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目标有三：（1）中国的现代化；（2）中国的统一；（3）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与实行，反映中国改变了原来的对内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继续革命、对外以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的世界革命，采取了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核心要求的、顺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求的路线与方针。这为中国与东亚各国建立平等的多边合作提供了基础。

越南选择了与中国类似的改革开放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都有了明显进步。朝鲜也开始了经济政策的调整，扩大了市场经济原则对朝鲜国民经济体系的影响。

2．区域经济规模扩大和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

区域经济规模扩大。根据2003年的统计，中国、日本、韩国、东盟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7.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21.2%。

东亚地区的对外贸易也不断发展。据统计，1960年，日本、中国、“亚洲四小”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与出口额仅分别为128亿美元和117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同期美国进出口额的78.1%和56.89%，但到1997年，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与出口额便分别上升为13387亿美元和14184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同期美国进出口额的1.49倍和2.06倍，分别占同期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4.3%和26.3%。1990—2003年期间，亚洲经济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3.8%上升到29.4%。

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在1985—2001年期间，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增长了3倍，达到6.5%。区域内贸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到35%。2004年，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额达到2540.7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35.7%。

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其区域内的贸易额却在上升。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4年贸易年度，日本对中国贸易总额为22.2005万亿日元，超过了与美国的20.4795万亿日元，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的20.1%。

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不但表现在贸易额的增加上，还表现在区域内大体形成了一个多层次联系的产业分工体系。

3．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加

中美、中日建交。冷战初期中苏与美日两大军事同盟的对立，使东亚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同盟实际破裂。70年代中美、中日关系改善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这使东亚不但有美日这样双边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有了超越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相对平衡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在东亚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这种超越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大国多边关系，使东亚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具备了新的可能。

冷战结束，阵营对立消失。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市场与美欧日市场的界限有所突破，中国在八十年代即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国际市场的联系在加强。

反恐、打击海上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等需要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合作的问题增加。

“9·11”事件发生一周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今天，世界大国发现他们站在一起——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威胁把它们团结了起来。”

二、东亚区域整合具有了紧迫性

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发展东亚多边合作的有利条件在增加。同时，国际形势的演变，也将这个问题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东亚各国面前。

1．经济全球化对东亚各国形成发展多边合作的压力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二：其一，发展的不平衡，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层次之上，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合作伙伴需求。其二，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与配置，从而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超国界的更大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的优惠条件，便成为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必要前提。这使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兴起，而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将使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着更加密切的方向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欧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速猛发展的情况。欧洲在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后，历经40年的努力，终于联合欧洲15国3.8亿人，建成了单一市场的欧盟（EC）。在这里，货物、劳动力、资金、信息、货币可以自由流动，其占世界总量将近30%，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为包括东欧与俄罗斯在内的区域统合。美洲则计划在2005年前，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发展为包括西半球34个国家、8亿人口的全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

欧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给东亚各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对这种压力感觉最强烈的是与欧美处于同一发展层面上的日本。曾在1965年提出“太平洋圈构想”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面对欧美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日本不得不思考EU和FTAA、欧元和美元将建立什么样的后冷战新世界经济货币秩序。他认为：美国在将北美贸易协定扩大为全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以APEC为轴心，将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加以组织化。从而以FTAA和APEC这两翼势力圈作为基础”，建立一个“压倒于扩大的欧洲的美国所主导的和平”。为此，他主张：“美国在APEC的指导作用太强，必须抑制美国出风头的领导”。“要把APEC变成由东亚主导的组织”，“最好的选择是建立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圈（AEC）”，“使其发展成为能够与欧洲及西半球对等协商”的一极。

2．面对恐怖主义及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加强，东亚如不发展多边合作，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动荡

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后，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出现了向东亚等地蔓延的趋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发生的严重爆炸事件和马六甲海峡被袭，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美国在这个联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存在的单边主义倾向也有所加强。世界进步舆论担忧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加强导致世界的动荡。这种动荡不仅会发生在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而且也会波及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

2000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发表了题为《要建立日美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主张：为对付亚洲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与日本应建立类似美英那样的亲密关系。这一主张基本为布什政府所接受，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9·11”事件后，由于反恐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目标，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并没有放弃鼓励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更加充分地发挥美国军事盟友作用的战略考虑。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主要力量被牵制在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据美国有关专家估计，在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内，美国也难以实现从伊拉克撤军，而且在10年以内，美国的军事重点可能无法从中东地区转移。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力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正在兴起的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关键时期。上述形势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震慑住台独，中国得以实现和平统一。其二，以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为基础，中日实现和解，奠定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这两种结果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为了防止这两种结果的产生，美国更加积极地要求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军事作用。这样，一则可以利用日本力量，弥补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不足；二则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大军事作用，会恶化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可以达到阻止中日和解以及东亚多边合作发展的目的。

美国出于单边主义目的的上述行为，必然会扩大中日矛盾，加剧东亚多边合作的困难。为了防止与减少上述负面影响，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在支持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发展世界以及东亚的多边合作。以多边合作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减少乃至克服世界与东亚因恐怖主义与美国的单边主义而有可能发生的经济与政治动荡。

3．中日处于发展的重要时期，只有在东亚多边合作中才能谋求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获得了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最好的国内外条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处在上升的趋势中。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上日本在东亚仍然会居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日本提出了成为“正常国家”乃至政治大国的目标。

为此，东亚可能出现两个在政治经济上都具有强大地位的国家。这是东亚前所未有的变局。这种变局可能导致两种后果：其一，中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使东亚与欧洲、北美一起，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二，中日互相把对方当作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对手，互不信任，互相对立，甚至陷入军备竞赛之中，从而导致东亚新的对立与分裂。

目前来看，导致上述两种后果的因素都存在，导致第一种后果的因素主要存在于经济方面：中日两国的经济依存度大大增强，已到了谁都无法缺少谁的程度。导致第二种后果的因素主要存在于政治安全方面。据统计，日本每天约有300艘船只经过台湾海峡，承担着为日本运送石油等资源和货物的任务，台湾海峡一旦发生战事，日本认为其安全利益将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会受到削弱，这也非日本所愿。此外，中日存在钓鱼岛所属和东海划界等争端，这些争端由于中国由原来的对日本供油国转变为日本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国而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抱有日益强烈的戒备心理，加强了对美国制约中国战略意图的配合。

无论对中日两国还是对东亚来说，显然第一种后果是应该争取的，第二种后果是必须避免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出路就在推进东亚多边合作，发展中日关系。具体表现为：其一，发展东亚多边合作，以淡化中日围绕美日军事同盟产生的对立，增强中日在政治安全上的相互信任感。其二，发展东亚多边合作，有利于为中日关系提供更加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其三，在发展东亚多边合作的过程中发展中日关系，可以减少东亚其他国家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戒心，有利于中日两国密切合作，推进东亚多边合作。

三、东亚区域整合面临的主要困难及解决方针

东亚多边合作必须发展，但发展东亚多边合作面临许多困难。目前最大的困难有三个方面：

1．相互信任的缺乏

东亚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这份历史遗产留下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阻碍了东亚各国建立起充分的互信，特别是在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与日本之间。

为了推进这种相互信任的建立，东亚各国应该记住历史，但更应该超越历史，从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史为鉴”是必要的，否则难以正确总结历史教训。但是“以史为鉴”的目的在于“面向未来”，与历史相比，现实与未来应该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2．美国的地位

美国不是东亚国家，但美国依靠它在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依靠它在东亚的驻军，依靠它在东亚的盟国，依靠它与东亚巨大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这就使得东亚各国在考虑东亚的多边合作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地位。

美国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国家，一方面，它在当今的国际经济与安全秩序中发挥着稳定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单边主义严重的国家。解决美国在东亚多边合作中的地位问题，应该从美国的两面性出发。

首先，应该承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建设性作用。这种建设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与东亚经济的相互支持。正是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有这种建设性作用，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东亚都应谋求与美国的合作，实行对美国开放的东亚多边合作。

其次，应该看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在东亚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在东亚各国之间制造矛盾、干涉他国内政、对东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中日关于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形成，就和美国的政策有关。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长期分裂，也是因美国插手而形成。1990年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1996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都因受到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因此，在实行对美国开放的东亚多边合作的同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保持警惕和距离，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适当的斗争。

东亚各国在对美态度上如能够达成上述共识，那么应该可以限制美国的消极作用，促进美国的建设性作用，推动东亚多边的合作。

3．朝鲜半岛与台湾问题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分裂问题，是东亚多边合作特别是多边政治安全合作难以回避的问题。日本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曾认为“分裂国家间的未承认问题”，“成为该地区紧张的原因”，影响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形成与发展。但实际上，冷战后，朝鲜半岛双方都加入了东亚多边合作的进程。朝鲜继韩国之后参加了ARF的活动，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又举行了六方会谈。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参加多边合作的进程也已开始，台湾地区以独立关税区的名义与中国大陆先后加入了APEC与WTO。这一事实提供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参加世界或地区多边合作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原则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石，只要不动摇这个原则，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应该可以寻找到在东亚多边合作进程中进一步共同发挥作用的途径。

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表明，东亚峰会的召开，适应了东亚各国的共同需要，反映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要使东亚峰会的召开，对东亚多边合作特别是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发挥实质性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是一两次峰会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东亚各国长期不懈的努力。

（原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