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任凭风浪起，越挫志越坚

1977年下半年，我抽调到机关运输处帮助工作。从吴淞营地搬到了愚园路上的后勤部，不但进了城，还住进了一幢小洋房里，条件好多了，工作改变了，既不需要像当采购员那样东奔西跑，也不必像在农场那样辛苦劳累了，但平台更大，要求更高，责任更重。在这5个月时间里，我认识了处长王立业、助理员张锦生（后到船队司令部任参谋长、大队长）。由于我工作认真、思想进步，后勤部政治处已把我列为提干苗子，姓陈的助理员也私下和我说，回船队后就要调我到部机关运输处接替张锦生助理员，分管船艇器材调拨管理供应保障工作。在回船队那天早上，我在后勤部机关食堂吃早饭时，向同坐一桌的助理员道别说再见时，当时正好一位准备计划转业的江苏南通籍助理员也在座，听我说“再见”，误以为他要转业，是我和他说再见。当天上午回处里上班就到王立业处长办公室吵闹说：“帮助工作的小杜都知道我要转业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在隔壁办公的陈某助理员马上呼应说：“小杜是知道他转业的事，因为政治处许干事是他的老乡。”王处长听了这句话后十分恼火说：“小杜帮助工作几个月，就不注意保密，说话随意，不调动了。”事后，就调我所轮机技师亣宪法到处里任命助理员，我调动提干的事也就此“搁浅”。

1978年3月，因某种原因，第二批入党的名单里还是没有我。但是，想到王必成书记的鼓励和教导，我还是挺住了，没有闹情绪，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也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自愿接受党组织对我的再次考验。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老家兄长杜承荣写信鼓励我，叫我不要泄气，坚持努力争取入党。

几经波折，终于在1978年9月9日（第三批）我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此时施善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并在一年后顺利转正，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我很高兴。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努力有了新的方向。更令我高兴的是在入党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改变，让我学会了宽容和忍耐，坚持与信心。

由于业务关系经常和后勤部营房处打交道，跟分管物资的处长、助理员熟悉，他们也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情况。因此，在1978年9月后勤部营房处打电话到我部队司令部，要调我到该处工作。当时我刚刚成为预备党员，条件也具备。但又是节外生枝：机关通信班驾驶员老乡金钦云得知我要调动提干，到青浦内河队去放电影时，向内河队首长透露了此事。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部队首长耳朵里，为此在一次军人大会上，参谋长公开点名批评：现在部队保密工作做得极差，一个战士要调动，下面部队都已经知道了。后来才知道，部队因泄密决定暂不调动，准备部队自己提拔。这个结果又给我一次沉重的思想打击。

调动提干没能实现，失去机会也许是好事多磨，也许是阴差阳错，我的提干一拖再拖，最后拖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1979年我们船运大队30多个东阳兵中，已经有10多人提了干。虽然我为老乡提干而高兴自豪，但自己没能提干，心里总有几分不快。特别是外出办事时，看到别人都是四个口袋，只有我是两个口袋，心里难免会有失落感，觉得没面子。但我绝没有因此而愤愤不平，仍然保持着坦然的心态，照样继续为入伍获得国家户口的愿望努力工作。

到了1979年初，情况又起变化，部队干部制度改革，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拔干部，必须经过军校2年的培养。由于当时我岁数已超过报考军校的年龄，无法报送军校培养。眼看义务兵服役军龄到期，提干的大门已经被彻底关上，这对我来讲无疑又是一波新的打击，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当时我的想法是：生活本来就是变幻无常的，熬虽然苦，但也是一种提升，也是一种历练。熬得住才能到最后，熬下来，你就是赢家。做不成太阳，就做最亮的星星吧；成不了大路，就做最美的小路；当不成干部，就做普通一兵吧。但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1979年2月南方战事发生，部队机关动员干部战士自愿申请报名上前线，保卫祖国。军人的神圣职责让我热血沸腾。在机关动员大会上，我强烈要求上前线，随时准备为祖国冲锋陷阵，请组织批准。很快机关的黑板报、墙报上都刊登了我申请上前线参战的决心书。后来因名额有限等原因，我的请求没有被批准。虽然我主动请缨参战、要用鲜血和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我心里很踏实坦然，作为一名军人我做到了：只要祖国一声召唤，就毫不犹豫冲锋向前，我经受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考验，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就这样我又经受了近两年的考验。

1980年底，实现当初谋求出路、国家户口、吃商品粮的愿望的机会来了。司令部和大队部正副职首长提名，通过考试，经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批准，我有幸从部队1975年兵32名军龄满6年的技术工种老兵中脱颖而出（只选拔2名），正式转为志愿兵留队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回想这6年的苦和累，坚持忍耐的过程，自己不消极、不放弃、不断提升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