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版序言

自我撰写题为《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中的人、国家以及国家体系》（Man,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System in Theories of the Causes of War）的博士论文至今，已经过去几乎五十年的时间。时隔多年，回忆书稿的缘起和发展历程不失为一件乐事。

在1950年，当我和我妻子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我把所有学术时间均用于完成两项紧迫的任务：决定我学术生涯命运的为时两个钟头的口头答辩；尽量拖延军方的征召令，以便我能够亲眼见证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呱呱坠地。截至1951年4月，我已经完成了对我的副修专业——国际关系——的准备工作，并计划利用余下来的数周时间对我的主修专业——政治学理论——进行最后的复习。在这一时刻，我得知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教授——国际关系专业的主要答辩教授——由于身患重病，将无法继续参加国际关系专业副修学生的答辩委员会。于是，我申请由威廉·福克斯（William T.R.Fox）教授代替佩弗教授，并根据佩弗教授的习惯解释道：我们（我和佩弗教授）已经达成一致，我将专注于某些议题，例如帝国主义和欧洲外交史，并将大部分其他议题（例如国际法与组织）束之高阁。在与无所不知的院系秘书伊迪斯·布莱克（Edith Black）通话之后，我得知上述这种处理方式实属司空见惯。然而，福克斯教授却以亲切的口吻告诉我：事实上，当你对国际关系领域加以考察时，你应该全面覆盖该领域，而不应将其析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从而仅仅关注其中少数几个议题。

在这种情势下，我本可以将答辩推迟至当年秋季，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据说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未能通过口头答辩。然而，等到秋天来临，我就将重返军营了。研究生们根据福克斯教授的著作《超级大国》（The Superpowers）——该词汇被用于命名一个时代——将他称为“超级大国福克斯”（Superpower Fox）。为此，我和我妻子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涉及国际关系领域中无可回避的权力概念的书籍。

当我试图囫囵吞枣地阅读包罗万象的各种文献时，上述文献的作者彼此对立的观点令我深感困惑，亦即尽管他们所讨论的显然是同一个主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甚至往往截然相反的结论。我该如何理解这些文献呢？当我某一天静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的时候，一个灵感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在一张现在已然泛黄的纸页上，我匆忙记下了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用于分析的三个层次。我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个线索，它能够让我将那些关于该主题的难以驾驭的材料加以组织，并在脑海中将它们予以稳妥的编排。

在弗吉尼亚的李堡（Fort Lee）消磨了四个月的时间之后，我草拟了一份博士论文的提纲。提纲的内容大约有15页纸，涵盖了从乌托邦主义到地缘政治学再到可能的人口爆炸等一系列理论，并且全都符合三层次分析方法的模式（tripartite format）。我将提纲发给了福克斯教授，随后，当我向陆军请假呆在新泽西州北部的时候，我去拜访了他。他对提纲的评价是：该提纲也许有助于我在日后教授的某门课程。在此期间，他建议我应该花上一天的时间再写一份三到四页的论文提纲。而我则遵命行事。时隔数周，我在韩国收到一封信，告知我尽管系里的终身教授们无法理解我计划撰写的论文主题，但是他们同意我继续论文的写作。

在1952年的秋天，我重返纽约市，尽管我已经得到一个教职，但是这一时间对于从事教学工作已经太晚了。幸运的是，福克斯教授——那时他刚刚升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所长——为我提供了一个在该所担任研究员助理的职位。我将一半时间用于论文的写作，另一半时间则用于修改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的书稿。该书稿堆积在研究所的案头，足有9英寸厚。在1954年的春天，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同时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国际政治课程的教学；在当年夏末，我将瓦格茨的书稿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的体例。¹五年之后，我的博士论文以《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为题得以出版面世。

以上便是对本书缘起的描述。下文则是对本书实质内容的反映。在写作的最初阶段，对于假定的、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后果的主要根源，我使用了“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这一术语来标定其位置。在我妻子的劝说下，我改用了“意象”（image）这一更为精确也更为优雅的术语。之所以说它更为精确，是因为如果从（分析）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很容易使人陷入这样一种误解，即对某一层次的选择只不过是一个貌似切合主题并且符合某人想象的问题。“意象”也是一个更好的词汇，其原因在于，尽管分析性的思维方式（analytic thinking）适于解读某些国际政治问题，但是要对国际政治形成更为广泛的理解，则需要系统的分析方法（systemic approach），而这一分析方法会立即使我们关注第三种意象所具有的影响，并使我们能够理解所有的三个“层次”。

“意象”一词意味着我们在头脑中会形成一幅图画，意味着人们是通过某种既定的方式来观察世界的。“意象”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其原因首先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直接“看到”国际政治；其次在于，要发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描绘出一个相关的活动领域。“意象”一词还意味着，为了解释国际政治后果，我们不得不将一些要素予以滤除，以便集中关注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基本要素。通过将第一和第二种意象与第三种意象相联，我将第三种意象视为“国家行为体系”（the framework of state action），以及“一种关于国家体系本身所具有的限制作用的理论”。²解读国际政治后果需要人们对国家所处的环境以及各国自身的特性加以审视。³

对于那时我所称的“国家体系”（state system），在后来我将其更为精确地定义为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严格来说，《人、国家与战争》一书并未提出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然而，该书的确为这样一个理论奠定了基础。该书发展了一些概念，确定了一些问题，而这些概念和问题始终是学者和决策者的主要关注。作为本书篇幅最长的一章，第四章对“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立论基础进行了审视，并对其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民主和平论”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因为它只是一个观点，或是传说中的事实，而并非理论。我对信奉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信奉不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interventionist and noninterventionist liberals）加以了区分，并对前者的倾向中所潜伏的危险提出了告诫，而这一告诫现在屡屡被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所忽视。毕竟，声称为和平而战，是最为高尚的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如果民主政体是一种和平的国家组织形式，那么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而采取的一切手段就都是正当手段。为了实现克林顿政府“促进民主”的目标而可能采取的种种手段，令信奉不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寒而栗。通过以第三种意象挑战第二种意象，并借助于让·雅克·卢梭的权威，我对“民主和平观”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无政府状态下，期待任何形式的国家都能够和平相处，将需要所有的国家都一致且永久地成为十全十美的国家。

长久以来，美国人都坚信他们的国家是在海外推进普世价值。这一信念导致了以下两个后果。首先，当美国为了维持均势而采取行动之际，例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冷战中与苏联对抗，为其政策的正当性所作的辩护并不是基于权力政治的角度，而是声称为了加强世界自由力量和促进民主事业。其次，美国人很难相信其他国家会厌恶和害怕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影响力和增强控制力。美国人也很难相信，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权力优势会令置身于这一优势阴影下的其他国家忧心忡忡，即便该优势是与善意相伴。《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解释了均势的形成是由于所有国家所处的环境，而非由于人或者国家的邪恶。⁴

国家维持均势的倾向植根于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其他的行为举措和关注也根植于此。战争也许会在当下爆发，其原因却在于某国担心目前令它满意的均势也许会在未来失衡，从而对该国不利。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一个拓展的案例，表明所谓的“未来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future），以及那些往往被认为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的事物，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诱因。⁵而且，冲突的发生与其说源自人或者国家的性质，毋宁说源自社会行为的性质。⁶冲突是竞争的副产品，也是为合作所作的努力的副产品。在一个自助体系内，由于预期会发生冲突，国家不得不关注为了维持和保护自身存在所需的各种手段。竞争越激烈，国家谋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愿望就越强。⁷

《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持久的生命力证明了国际政治的延续性。近数十年来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未触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因此本书的适用性依然存在。一系列引起重要关注的问题——均势政治的盛行、三种意象中某一意象所确定的力量具有的因果重要性，“未来的阴影”所具有的影响，相对收益（较之于绝对收益）的重要性——将继续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

注释

1. Defense and Diplomacy（New York: King's Cross Press, 1956）.

2. 参见本书第182页。

3. 参见本书第132页。

4. 特别参见本书第156—172页。

5. 参见第五章，特别是第103页及以下。

6. 参见本书第131页。

7. 参见本书第155、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