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尾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三天后，再次宣布“训政”，戊戌政变事发。当日光绪帝以朱笔明发上谕：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馀，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73)
从此，早朝及奏摺的办理规则，又恢复到了光绪十三、十四年间，即光绪帝亲政、同时慈禧太后训政的旧模样。按照前次训政的具体规则，最重要的做法应包括：内、外臣工摺奏应行批示者，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复杂奏摺，由军机处缮单请旨；满汉各缺，遇有应请旨简放者，分别缮写清汉字空名谕旨，恭候懿旨简放，朱笔填写；满汉尚书侍郎缺出，应升应署及各省藩臬缺出，照垂帘听政时旧例，请旨简放。(74)光绪帝仍然进行着每天的早朝，批阅奏摺，并参加军机见起，接见值日的部院大臣，但与前次训政不同的是，接见现场增加了慈禧太后的座次，她参加每天的见起。同时，奏摺批阅和处理，加入了慈禧太后即时监督的程序，军机大臣的主动权也有所增加。在批本处当差的金梁称，当时早朝次序如下：
时太后训政，寅初（3:00）始达内殿，后起，（内奏事处）乃进览（内外摺奏）。帝入请安，侍立。太后偶亦指一二事示帝，非指示不得径翻阅也。阅毕，交军机，而两宫徐出临朝。召见臣工，先外起而后军机。军机王大臣于此顷刻间，互速传阅，略拟办法，以备顾问。仓卒常不及尽览，敷衍应对。(75)
政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每天早起阅览奏摺，召见大臣，先见部院大臣，而后再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可趁机阅览发下的奏摺。因时间仓促，无法细读，也无法充分思考其中内容。据军机大臣荣庆的记录，当时内外奏摺发下的时间，常在卯刻至辰刻（5:00—7:00），晚于戊戌政变前的时间表。(76)从存留至今的光绪朝朱批奏摺可以推测，在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实权尽失，但仍照前次训政时期的规则，阅览并亲自批答奏摺，且仍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内外大臣。不过，这一制度也有前后差别。
在训政之后一段时间，光绪帝虽与慈禧太后一起参加见起，但很少说话。训政之后一月，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在给其兄长的家信中说：“训政以来，召对臣工，上仅默坐，不发一言，近闻所住之瀛台，四面高筑围城，仅留一门，不得任便出入。”(77)史官恽毓鼎亦称：“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78)次年，顾肇新又在私信中说：“近虽外臣觐见，俄顷之间，慈驾亦必在旁刺听，以防或与大臣接谈，终非日久相安之道也。”(79)由此可见，第二次训政以后，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极不信任，虽允许他接见内外大臣，但多有防范；光绪帝明白这一道理，也无多言。不过，到了辛丑之后，“两宫回銮”，情况就好一些了。1903年2月22日，时任刑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的荣庆在日记中记载当天早朝见起的情形：
至西苑，本部值日，蒙召见于勤政殿。皇上先询本部奉（疑为“奏”）事及现审若干，皇太后于庶狱意颇矜恤，询及现在盗案较少，姜军门、肃邸地面弹压较前为甚，并学堂事宜，勖以任劳任怨，并建堂舍，以城外为远，以端郡王府如可用，可以斟酌为训，并论广西军务。皇上复询政务处事宜，初进时奏明，昨日蒙恩照旧供职，摘帽谢皇太后、皇上两次。午初（11:00）下，到政务处，交庆邸交办之件。(80)
光绪帝、慈禧太后每天一同见军机、见值班部院大臣，也会向召见者询问各自感兴趣的问题。(81)
这一时期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对光绪帝、慈禧太后共同参加早朝，有更详细和准确的记载。首先，二人同时出席早朝，且共一御案，“（见起时，）大内在乾清宫西暖阁，太后坐西，皇上坐东，皆北面。西苑则在勤政殿东暖阁，太后坐东，皇上坐西，皆南面。颐和园则在仁寿殿之北楹，亦太后坐东，皇上坐西，皆南面。”(82)遇召见和谢恩事，“须先诣太后座前跪下，摘帽碰头者三，口称臣某谢皇太后天恩，叩毕戴帽起立，诣皇上座前如前碰头毕，再戴帽起立中行一步许，再直跪，两宫始垂问一切也。”(83)军机大臣入见，就当日发下的奏摺请旨，其程序如下：
领班大臣次第跪递，皇上手接。有述旨匣，则先呈递，次递摺件。递时，陈明某人某摺某事，皇上必先呈递太后。两宫于办事时，诸摺均已览过，故可即时裁决。谕下，或由皇上朱批，或降明发谕旨，或写交旨，或写廷寄。承旨毕，如有差缺请简派，则接递缺目及名单，陈明请旨。朱笔圈出交下后，或上有垂询，或下有陈说，奏对终，命退，然后退。(84)
由此可见，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共同参加早朝，接见军机和部院大臣，共同裁决奏摺处理意见，奏摺仍由皇帝朱批。只不过，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都必须请示慈禧太后许可。
清代自从雍正、乾隆朝开始，在原有的早朝——御门听政之外，另外形成了每日京中部院轮值、军机处见起的早朝制度。这一早朝制度的核心，就是奏摺处理，具体包括每日凌晨轮值部院递摺，稍后堂官递膳牌预备召见；皇帝阅看内外奏摺，通过指甲划痕、直接批答或咨询大臣后述旨等多种方式对奏摺进行处理。
从同治朝开始，这一早朝程序加入垂帘听政的内容，皇太后取代皇帝，阅览并初步处理内外奏摺，重要者多交军机处拟批，皇太后复核，以此完成每天的政务。光绪帝亲政及接受归政后，每日极早批阅并发下奏摺，接见部院及军机大臣，将早朝时间大大提前，展示出法祖勤政的新面貌，但也影响到政务的合理决策，并无形中加重了朝中大臣的负担，亦未起到政治上医治沉疴的效果。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再次训政，仍由光绪帝批阅奏摺，接见大臣。只不过，都加上了慈禧太后在场监督的程序，一切实质性的政务决定，都须请示慈禧太后裁决。这种以奏摺处理为核心的早朝制度，终结于1911年11月袁世凯内阁的成立。
(1) 瞿鸿禨：《儤直纪略》，见瞿鸿禨著、谌东飙校点：《瞿鸿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66页；许宝蘅著，许恪儒、马忠文整理：《清代及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机构档案及其管理——答韦庆远问》，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08—118页；吕式斌：《枢曹追忆》，见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崇文集二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113页。
(2)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2—223页。
(3) 刘文华：《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9—128页。
(4) 《清世宗实录》卷40，第7册，第596—597页。因该段史料涉及轮班奏事之制的缘起，与本章主题密切关联，所以再次全文征引，并加以释读。
(5) 《清世宗实录》卷124，第8册，第628页。
(6) 托津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833“侍卫处”，嘉庆二十三年刻本，第4a—b页。
(7) 《清仁宗实录》卷307，第32册，第79页。
(8) 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4页。
(9) 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10) 军机处《早事档》宣统元年七月至八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在宣统二年十一月成立海军部，宣统三年五月，裁撤吏部，改礼部为典礼院后，最终形成新的十班轮值次序：（1）外务部、钦天监、正白旗；（2）民政部、宗人府、正红旗；（3）度支部、镶白旗；（4）学部、典礼院、镶红旗；（5）陆军部、翰林院、正蓝旗；（6）海军部、都察院、镶蓝旗；（7）法部、大理院、八旗两翼；（8）农工商部、銮舆卫、侍卫处；（9）邮传部、内务府、镶黄旗；（10）理藩院、正黄旗。参见《政治官报》宣统元年至三年闰六月各册，《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后各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版。
(11)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第764页。
(12) 《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13) 《清仁宗实录》卷226，第31册，第34页。
(14) 曾纪泽著、刘志惠点校：《曾纪泽日记》下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776页。
(15)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16)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第763页。嘉庆朝《大清会典》对此有相同的记载，见《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65，第10a页。（ ）内容为嘉庆朝会典不同于光绪朝之处。
(17)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第763—764页。
(18) 《钦定大清会典（光绪朝）》，第764页。
(1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20) 《枢曹追忆》，第100页。
(21) 震钧：《天咫偶闻》，第2页。
(22) 《枢曹追忆》，第100页。
(2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7页。
(24) 《鸿胪寺少卿文硕摺》（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摺》，档号03-4684-036。
(25) 清末军机章京许宝蘅对此有说明：“各部奏摺：由各部向外事处投递，亦送敬事房太监进呈阅览，不加朱批，但口谕‘依议’或‘知道了’，太监以指划横直纹于摺面记之，传达于军机大臣，交章京摘记事由于早事档（此系光绪二十七年后始有，从前属于内阁）。”这其中可能有两处小误：“以指划痕”，权力应在皇帝；《早事档》在稍早也有，下文有引用。许说见许宝蘅著，许恪儒、马忠文整理：《清代及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机构档案及其管理——答韦庆远问》，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2页。此前学者在研究奏摺制度时，并未充分利用《早事档》，以致出现较多讹误及曲折的论证。
(26) 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该条资料由茅海建教授提供。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4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293页。其中，“摺”，是指正摺；“片”是指夹在奏摺中，另奏他事的奏片；“单”是奏摺附件清单；“交”，即交内阁发抄；“交片”，是以军机处名义发给京中部院的上谕；“奏片”是军机处呈递给皇帝的奏事之片；“堂”，即军机处堂官，也就是军机大臣；“朱批摺件事由单”“早事传旨事由单”是军机处抄送给慈禧太后的光绪帝每日处理奏摺的意见节略。详见本章第三节。
(2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28页。
(29) 张荫桓著、王贵忱注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尚志书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30) 刘文华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奏摺及清人笔记，发现京内奏摺比例较小这一现象，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合理解释。本章在此综合利用《随手登记档》、清人日记及刘文未提及的《早事档》，补充说明清代内外奏摺及各档案记载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刘文华：《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载《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9—128页。
(31) 《内摺传旨事由单》《外摺钦奉朱批事由单》，载宪政编查馆官报局编：《政治官报》第32号（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第3—4页。
(32) 《上谕》，载内阁印铸局编：《内阁官报》第92号（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第2页。
(33) 该段的论点，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早事档》及垂帘听政时期军机处拟批奏单、奏片综合分析而得出。
(34)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263页。
(35)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266页。除了外省奏摺，赞襄政务大臣也能掌握京内奏摺的上奏人与奏摺数量等信息。这一时期的文书处理程序，可参见本书第三章。本章重在解释朝会过程，与第三章论述文书处理各有侧重。因论证的需要，部分引文和重要细节会有重复之处，祈读者谅之。
(36)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96册，第165页。
(37)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401、381页。
(38) 《清穆宗实录》卷8，第45册，第228—229页。
(39) 《大学士倭仁等摺》（同治四年四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摺》，档号03-5006-012。
(40)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202页。
(41)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208页。
(42)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49页。
(43)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50页。奕訢、李鸿藻代批的方式，从十月三十日开始实施，十一月初五日正式拟定章程。
(44) 《礼亲王世铎等清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档摺件》，档号118475。该清单是上述十八日奏摺的附件。
(45)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12册，第715页。
(46) 《军机处奏单》（光绪七年三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摺》，档号03-7426-011。该奏单不全，缺省略号之后的内容。
(47) 从档案记载来看，除偶尔无奏摺发下外，几乎每天皆有军机处拟批奏片、奏单。各奏片全文记录在《上谕档》中，奏单散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摺》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摺件》中。
(48)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18册，第203页。
(49) 《军机处奏单》（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军机处档摺件》，档号125628。
(5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17页。
(51)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18页。
(52)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19页。
(53)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13页。
(54) 《曾纪泽日记》下册，第1565页。
(55) 《曾纪泽日记》下册，第1752页。
(56)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101页。
(57) 《清德宗实录》卷256，第55册，第446页。
(58) 《军机大臣摺》（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摺》，档号03-5703-032。
(59) 《醇亲王奏为皇帝视朝不宜过早谨述成宪事》（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宫中档朱批奏摺》，档号04-01-15-0081-040。
(60) 《曾纪泽日记》下册，第1769—1770页。
(61) 杨宜治：《惩斋日记》，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他坦”，即临时值房。
(62)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1a—b页。
(63) 《大清会典（康熙朝）》卷41，第15b—17a页。
(64)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页。
(65) 《朱学勤致应宝实手札》（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6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57页。
(67) 张荫桓著，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
(68) 《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757页。
(69)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3页。
(70)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
(71)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04页。
(72)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第66—72页。
(7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416页。
(74) 《军机大臣摺》（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摺》，档号03-5544-024。
(75) 金梁：《光宣小记》，见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296页。
(76) 荣庆著、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0页。
(77) 《顾肇新致顾肇熙》（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顾豫斋致其兄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所藏号：甲233。
(78)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页。
(79) 《顾肇新致顾肇熙》（光绪二十五年），《顾豫斋致其兄函》。
(80) 《荣庆日记》，第60—61页。
(81) 可参见邹嘉来：《仪若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条，日本东洋文库藏；陶大均《平龛遗稿》，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召见问答，1920年刊本。
(82) 《儤直纪略》，第160页。
(83)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1页。
(84) 《儤直纪略》，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