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这本书讨论的是晚清时期的朝会与文书。

自秦以来的政治制度，被称为中央集权制，书同文，车同轨。因为这个条件，全国建立起高效的文书传递系统，确保朝廷施政如臂使指，政令能顺畅送达设治的每个角落，进而维持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清代，即便是在千山万壑阻隔的雪域高原，京师下达的上谕也能在40天左右的时间，通过层层台站送抵驻藏大臣衙门；反之，驻藏大臣给皇帝的奏报也是如此。当然，对于不同时代政令的执行，人们尽可做出千人千面的解读。比如说，“山高皇帝远”就蕴含着对政令贯彻程度的质疑。在实际政治的运作过程中，从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到督抚，尽可在文书上面上下其手，做似是而非的报告，引导上级或君主朝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解读信息，诱导政策朝他们预想的路径执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上的统一局面，正是赖一套复杂而又有序的上行、下行文书的流转在维系，宛如精妙的循环系统。

与此同时，最重要的行政文书——君主与中央各部院或者与封疆大吏沟通的文书，往往经由朝会商讨决定。这些朝会可区分为各种层次，有的侧重礼仪，重在展示君主的勤政形象；有的特重实效，凸显出权力操之在上；有的则是君主并不在场的群臣廷议，写成共识向上呈报。它们各有特色，在决策中发挥不尽相同的作用。

钱穆曾注意到，在中国现代政治中，会议和文书有着重要角色，不过，他更多的是批评文书与会议民主的消极面。⁽¹⁾今天，我们仍然喜欢用“文山会海”来形容政务的繁冗，这恰好也说明文书与会议是政治运行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行政文书产生的前前后后，正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