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今将全文所论，简单小结如下：
第一，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译介，既指涉1898年他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又包括他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不断介绍和评骘斯氏学说。无论是直接翻译，还是间接援引，前后十余年间，他对斯氏的认知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将斯宾塞讨论进步问题的前提——科学与宗教的共生，扭曲为斯氏认为两者对立。然而，1902年旅日前后，太炎接触斯氏的渠道和自身的立足点又有所转变。在此之前，他通过英语直译，删除或扭曲阐述斯氏原著指向宗教终极意义的“不可知”，以抵制包括敬天论在内的神秘主义；在此之后，他主要经由东学过滤，站在以宗教发起信心的立场上，愤而抨击斯氏尊崇科学、漠视宗教。覆盖在认知统一性之下的知识通道的多歧和态度的分裂，特别值得玩味。
第二，斯宾塞立足于宇宙自然的演变来考察进步，强调只有祛除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视域，才能体察进步的本性。他并非不关注人类的幸福，而是持“前达尔文的宇宙观”，(105)相信宇宙自然本身是一个仁爱的设计，“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106)在“自然，染红了牙齿和爪子”(107)的时代氛围中，斯宾塞遭遇了赫胥黎的挑战；而依据斯氏宇宙观所推行的自由放任的社会政策，在世纪之交，也逐渐被相信人为干涉的社会理论所质疑。章太炎不仅在翻译斯宾塞时没有体会到他对目的论进步观的抨击，之后他在《俱分进化论》中，还几乎重复赫胥黎“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108)的观点，批评达尔文、斯宾塞等以为“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善醇美之区”。(109)太炎鲜明的革命立场，使他更易于被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理论所吸引。而严复与章太炎在宇宙观及政治主张上的差别，可视为斯宾塞及其面临的挑战在中国语境中某种程度的投影和再现。
第三，19世纪末，工业化已逐渐扩张为一种全球现象，相较而言，思想文化之全球发展的同步程度滞后。一方面，发生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和以往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各国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110)另一方面，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案例表明，随着印刷工业及大众传媒的崛起，随着留学、政治流亡、外国人教师所带来的知识精英跨国流动的日趋频繁，中、英、日不同语言圈思想与知识的彼此粘连度已越来越深。但由于语言与观念的双重屏障，加上不同国别知识话语、同一语言圈不同代际以及同时代人彼此间的竞争与排斥，思想流通中的遮蔽、过滤、改写仍旧属于常态，思想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以“进一步、退半步”的节奏缓慢展开。
(1) W.R.Sorley, 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21）, p.260.如非特别说明，本文所涉英文、日文著作的翻译均为笔者所译。英语世界2000年以前斯宾塞的研究史，参看潘德重《近代工业社会合理性的理论支撑——斯宾塞社会进化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归纳。2000年之后，Michael W. Taylor的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全面总结了斯氏哲学，Mark Francis的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 2007）则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和论争来理解斯宾塞的思想世界。
(2)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2.
(3) 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38、39号，署1903年10月4日（该刊有拖期，此文实际作于癸卯十一月斯宾塞逝后第29天，即1904年1月6日），第112页。斯宾塞对日本影响的情况可参山下重一：《明治初期におけるスペンサーの受容》，日本政治学会编：《日本における西欧政治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版；以及山下重一：《スペンサーと日本近代》，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3年版。
(4) 关于中国翻译斯宾塞的历史，可参阅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台湾）《编译论丛》第3卷第2期，2010年9月；韩承桦：《审重咨学：严复翻译〈群学肄言〉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王宪明、宛钧：《近代中、日两国引介斯宾塞学说的差异及原因》，《河北学刊》2017年第3期。
(5) 斯宾塞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和《礼仪与风尚》分别原刊于1857和1854年的《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先后收入1858、1868、1891年几个版本的《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时，内容有所修改和调整。曾、章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乃是1868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发行的美国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斯氏原作的版本流变及底本考定，章氏语言方式及思想在译作中的体现，参阅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 如关注斯氏社会学影响者，有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第1卷第3期，1937年1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载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中研院”2013年版。关注斯氏社会进化学说影响者，有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9页；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士欢、王宏斌：《究竟是赫胥黎还是斯宾塞——论斯宾塞竞争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关注斯氏学说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相关理论及思想文化建构者，如［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蔡乐苏：《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清华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1989年；王宪明：《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周红兵：《严复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东南学术》2015年第2期；傅正：《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
(7)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Vol.Ⅰ, p.8.
(8) 严复：《穆勒名学》篇三《论可名之物》第八节《论心》案语，《严复全集》卷五，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9)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4页。
(10)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第16页。
(11)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3, 42, 58.
(12)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5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63页。按：本文所引《昌言报》均出自此一原刊影印本，下文不再列出译者、版次。
(13) 参阅《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1册，第4、5页。
(14)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3册，第138页。
(15) 原文第29页“Were they needed ... with the Drama, with Dress”整段未译。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16)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30.
(17)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30—31.
(18) 被删掉的两段是从“Space permitting, we could willingly have pursued the argument in relation to all the subtler results of civilization”到“here become so involved and subtle as to be followed with some difficulty”。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56—57.
(19)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58.
(20)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5册，第263页。
(21)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58, 59—60.
(22)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5册，第264页。
(23) 李锐：《天元一释序》，引自焦循：《里堂算学记五种·天元一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045册子部天文算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24) 太炎对“获得性遗传”理念的接受，笔者有别文讨论。
(25) W. R. Sorley, 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 pp.264—265.
(26)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5.
(27) Herbert Spencer, “The Nebular Hypothesis”,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 1891, p.108.
(28)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3—4.
(29)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1册，第3页。
(30)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34.
(31)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3册，第140页。
(32) 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57—58.
(33) 《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昌言报》第5册，第263页。
(34) Herbert Spencer, “The Nebular Hypothesis”,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298—299.
(35) 章氏学：《菌说》，《儒术真论》附文，《清议报》第28册，1899年9月25日，第1838页。
(36) 章氏学：《视天论》，《儒术真论》附文，《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第1641—1642页。
(37) 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23册，1899年8月6日，第1507—1508页。
(38) 墨子刻：《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论郁振华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59页。
(39) 持此论者中外都甚多。比如冯契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桑木嚴翼：《現代思潮十講》，東京弘道館1913年版，第73—74頁。John Cartwright,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 Darwinian Perspectives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18.
(40) 参阅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Part II The lost world of Spencer's metaphysics, pp.111—186.
(41)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8.
(42) ［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修订译本），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页。
(43) 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4) 参阅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69页。
(45) 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23册，1899年8月17日，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507页。章太炎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驳异，参阅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32页。
(46) 太炎旅居殖民地台湾期间与明治日本“国体论”的思想对话，参阅彭春凌：《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118页。
(47) 陈继东：《从〈訄书〉初刻本（一九○○）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认识》，《言语·文化·社会》第7号，东京学习院大学，2009年3月，第3页。
(48) 严复：《与汪康年》（1898年6月21日），《严复全集》卷八，第111页。
(49) 严复：《与张元济》（1899年4月5日），《严复全集》卷八，第131页。
(50) 严复：《论译才之难》（1898年），《严复全集》卷七，第88页。
(51) 由于和曾广铨之父曾纪泽不和，严复的批评或亦有“私怨”成分。之前所列黄克武、王天根的相关研究均有讨论严、曾关系，此不赘。
(52) 严复：《论译才之难》（1898年），《严复全集》卷七，第87页。
(53) 参阅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第76—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2页。
(54) 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p.248.
(55) ［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
(56)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7页。
(57) 严复：《论译才之难》（1898年），《严复全集》卷七，第88页。
(58)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8页。
(59) 参阅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七月初二（1879年8月19日），《郭嵩焘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50页。
(60) 参阅［美］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分析，引语见该书第51—52页。
(61) 章太炎：《原变》，《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62) 钟天纬答卷（1889），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第2册，“分类西学课艺·格致”，光绪戊戌年仲春上海富强斋书局仿足本重校石印，第12—13页。
(63)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1904年），《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64) 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癸丑仲秋丁祭日在国子监演讲）》（1913年），《严复全集》卷七，第459页。
(65) 英国斯宾塞尔原著，桐城光钟石士译述：《第一义谛》（上编），《戊午杂志》1918年第1卷第1期，第1页；第2期，第17、18页。
(66) Herbert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2, p.46.
(67) 斯宾塞“Manners and Fashion”原作，从“Who then shall say that the reform of our system of observances is unimportant?”到结尾近7页的篇幅，译作《论礼仪》未翻译。Herbert Spencer, “Manners and Fashion”, in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68）， pp.108—115.
(68) 章太炎：《菿汉微言》，虞云国整理：《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69)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7页。
(70) 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第9页。
(71)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中，认为太炎是在《五无论》才介绍了星云说（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6页）。事实上如本文所论，译文《论进境之理》乃太炎首次介绍星云假说，唯将之意译为“散点积成之说”。
(72) 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第9页。
(73) 章太炎：《菿汉微言》，《菿汉三言》，第61页。
(74) 参阅James R. Moore, The Post-Darwinian Controversies: a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Struggle to Come to terms with Darwin i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 187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72.
(75) 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一书（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版）检讨了太炎与明治思潮的关系，氏著《章炳麟〈訄書〉と明治思潮——西洋近代思想との關連で》（《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五十五集，2003年）谈到了《訄书》重订本吸收日译斯氏著作的一些情况，但都未涉及日本对西学的介绍如何影响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认知。
(76) 1900—1910年，太炎著论提及斯宾塞的情况如下：
1900年《訄书初刻本·订文》称，“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44—45页），此为直接援引其所译《斯宾塞尔文集·论进步》中相关段落，《訄书重订本·订文》保留了此段落，《检论·订文》在略加删减后保留了该段落的大意，却删去了“斯宾塞”的名字，改为“远人有言”（《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年2014年版，第499页）。
1902年章太炎旅日期间曾三论斯宾塞。①《与吴君遂》（1902年7月29日）：“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年2017年版，第118页）；②《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119页）；③《〈社会学〉自序》（《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年2015年版，第45页）。
1906年太炎两论斯宾塞：①《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4页）；②《俱分进化论》：“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第4页）。
1907年《答铁铮》称，“今之夸者，或执斯宾塞尔邻家生猫之说，以讥史学”（《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8日，第116页）。
1908年《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第16页）。
1910年《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谓，“可笑那班无识的人，引了一个英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都是已过的事”（《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910年《原学》称，“有严复者，立说差异，而多附以功利之说，此徒以斯宾塞辈论议相校耳，亦非由涉历人事而得之也”（《国粹学报》第66期，《国粹学报》影印本第13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7565页；此文后来收入《国故论衡》，参《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282页）。
(77) 章太炎：《〈社会学〉自序》，《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45页。
(78) 三种著作即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論》（東京専門学校出版部1900年版）；岸本能武太講述：《社會學》，東京專門學校藏版（内标“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三年級講義録”，刊年不明，據悉作者是明治二十九年，即1896年在东京专门学校讲述社会学的讲义）；米國ギッヂングス著，文學博士元良永次郎閱、文學士遠藤隆吉譯：《社會學》，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0年版。岸本能武太之《社会学》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由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0年出版，该版对1896年版本的内容有所调整和修正。经笔者比对，章太炎翻译所据的是1896年的版本。韩承桦《从翻译到编写教科书——近代中国心理倾向社会学知识的引介与生产（1902—1935）》（收入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152页）注意到章太炎《社会学》译本所据的原作是1896年岸本在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本，但该文并未比较1896、1900两个原作版本的差别以及太炎译作对原作有所变形和修改的地方。相关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
(79) 参阅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伝》，東京冨山房1973年（昭和四十八年）版，第23—30页。明治时期哲学界的情况，参［日］高坂史朗：《东洋与西洋的统合——明治哲学家们的追求》，《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80) 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即科贝尔）：《哲学要领》（下田次郎笔述，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
(81) 参阅小林武：《章炳麟と姉崎正治——〈訄書〉より〈齊物論釋〉にいたる思想的關係》，《東方學》第百七輯，2004年；以及彭春凌：《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2) 章太炎：《原教》（上），《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286页。
(83) 章太炎：《通谶》，《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164页。
(84)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7页。
(85) 此为章太炎的译文，岸本能武太著，章炳麟译：《社会学》，《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60页。原文参阅岸本能武太講述：《社會學》，東京專門學校藏版，1896年，第26—27页。
(86) 远藤隆吉的译本，在目录之前有“译字例”，专门罗列该书的英语术语与汉字译词之间的对应情况，“consciousness of kind”（同类意识）与“imitation”（模效）两条紧邻排布。见ギッヂングス著，遠藤隆吉譯：《社會學》，“凡例”第1页，“譯字例”第5页。
(87) Franklin H. Giddings, “preface”,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6, p.v.米國ギッヂングス著，遠藤隆吉譯：《社會學》，“原序”，第1—3页。
(88) Mitchell, G. Duncan, A Hundred Years of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8, p.58.
(89) Daniel Breslau, “The American Spencerians: Theorizing a New Science”, in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49.
(90) 在1883—1884年间，有贺长雄以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材料集》为基础，通过东洋馆书店翻译出版了三卷的《社会学》，即《社会进化论》《宗教进化论》与《族制进化论》。
(91) 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4—5页。
(92)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p.22.基德和斯宾塞对宗教与进化关系的理解有差异。在斯宾塞看来，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需要不断进化，以与人类发展相适应。过于强调神权，会有伤害人伦、发生宗教间的斗争等弊端。宗教的“进步”，表现在其礼仪形式或陈旧信条不断蜕皮、剥损，虽然“仪文随世升降”，但“教之精意，将与天地终始”，“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London: Henry S. King & Co., 1873, pp.312—313.严复译：《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0页。
(93) 森纪子《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通过分析具体用语，已经指出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援用过角田柳作的译作《社會の進化》（参见［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但该文并未讨论日中两个文本对斯宾塞评价的差异。
(94) 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15号，1902年9月2日，第53—54页。
(95) 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第17—18页。
(96)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pp.2—3.
(97) 英國ベンチャミン·キッド著，日本角田柳作譯：《社會の進化》，東京開拓社1899年版，第2页。
(98)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第1、17、18页。
(99)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第16页。
(100) 参阅《新民丛报》第9号“问答”栏“上海南洋公学的邵闻泰提问”，1902年6月6日，第94页。
(101) 严复：《穆勒名学》、《与张元济》函，《严复全集》卷五，第58页；卷八，第131页。
(102) 彗广：《大哲斯宾塞略传》，《新民丛报》第38、39号，第96页。
(103) 即英国斯宾塞尔原著，桐城光钟石士译述：《第一义谛》（上编），《戊午杂志》第1卷第1、2期，1918年；刘燕谷：《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1862）， H. 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著，《读书通讯》第142期，1947年，第16、18页。
(104) スペンサー著，藤井宇平譯：《綜合哲學原理》，東京經濟雜誌社1898年版，第73、85、90、91、94、99、103页。
(105)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150.
(106) 此为严复为《天演论·演恶篇》所作按语对斯宾塞学说的归纳，《严复全集》卷一，第149页。
(107) Alfred Tennyson, “In Memoriam A. H. H.”， The Complete Works of Alfred Tennyson: Poet Laureate, New York: Hurst & Co., p.118.
(108) 此为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演恶篇》原文的翻译，《严复全集》卷一，第149页。《演恶篇》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从“Modern thought is making a fresh start from the base whence ...”到“but all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will neither increase nor diminish the force of the intuition that this is beautiful and that is ugly”的段落。参见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5, pp.77—80。
(109) 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第2页。太炎主张“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与赫胥黎观点相似。
(110)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