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期之论宋明理学

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章太炎将《訄书》修订、增补而成《检论》，同时修改了《国故论衡》，还有整部“章氏丛书”的编订，这些都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政治与学术的回顾与总结。⁽¹⁴⁾此时也可以说其学术基本定型了。故而讨论起后期对于宋明理学的认识，首先当谈一谈《检论》，其次则是与弟子的书信，以及此后的多种讲演录。

在《检论》之中，将《訄书》重订本之中的《王学》改为了《议王》，并增加了《通程》一篇，对于王阳明与二程，都有了更多的肯定。先来看其对二程评说最为详尽的《通程》一文，其中先论及释、老的影响：

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好务文辞，而微言几绝矣。……善作述者，其惟二程邪？降度闽、婺、永嘉、四明之说，指要不同，始皆本于程氏。明其包络者广，不以一家为冢嗣也。……非者以为杂释老，誉者以为驾孟、荀。⁽¹⁵⁾

章太炎依旧从魏晋玄理的理路来看宋儒之学，认为二程是魏晋的“善作述者”，而且指出了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南宋学派，他们的指要虽有不同，但都“本于程氏”，可见其对二程评价较高，而这些认识则也与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多有相近。⁽¹⁶⁾章太炎认为二程与孟、荀“一出一入”，既有“莫能逮”之处，也有超越之处，比如《定性书》；至于批评二程“杂释老”的问题，则又作了较多的辨析：

二程于释老之学，实未深知，但间有暗合耳。……大抵程氏之学，多本自然。于老庄为近，而非能尽之也。此于佛氏，则间隔多矣。⁽¹⁷⁾

这段话当是章太炎论二程“杂释老”的纲领，具体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认为二程对于释老之学“实未深知”，只是间或也有“暗合”之处。第二层，就释与老二家比较而言，则认为二程与老庄之学更为接近，但也未能真正穷尽老庄之精华；至于佛学，则还是间隔多了些。章太炎还有结合《定性书》更为具体的梳理：

及观伯子之言定性，可谓旨远而用近矣……其言盖任自然，远于释氏，而偏迩老聃。

其书所谓动静皆定者，则即释氏一行三昧之说，然老庄亦有之。……故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伯子所论，其展伸此也，号曰“定性”，而更宛臧南面之术。⁽¹⁸⁾

他对《定性书》评价很高，认为此文“旨远而用近”，其中“任自然”的思想则远于佛学、近于老庄，“动静皆定”的思想则虽与佛学“一行三昧”相似，但老庄也有的。比如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与“以百姓心为心”等，都是程颢《定性书》的重要依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二程之学多“以己意专断”，章太炎虽是古文经学家，却对此多有维护：

综观二程之所经纬，时或淆杂，亦往往以己意专断。然大耑当以《定性书》为主。明其为主，其他得失，可县衡而定也。……夫辨析名相，字有封界，虑非二程之所能也。重以性命仁义之训，自古已樊然淆乱矣。不能疏观人物品性，明征迹状，而徒诊察儒书，求之故训同异之间，其范围终不远轶。斥人支离，而支离随之；恶人玄虚，而己之玄虚如故也。⁽¹⁹⁾

虽然说二程就“辨析名相”而言，确实非其所能，但是性命仁义等的训解自古就已经“樊然淆乱”，那就不是仅仅考察儒门之书所能辨明同异的了。章太炎对于二程考辨的不足，“专断”的弊病还是宽容的。他甚至还在此处说：“如王伯安复旧本《大学》于经，是也。诚欲究明真理，是书竟何用邪？”也就是说，王阳明（伯安）恢复《大学》旧本固然是对的，但如要讲究儒学真理，又何必拘泥于《大学》的文本呢？章太炎接着还论及宋代儒者说经“皆以己意变乱”的问题应当如何理解：

所习不出《五经正义》，上不足理群经，下犹不入颖达、公彦之室。学愈转陋，以滋后生之口实，变固其分也。……诚不必训说六艺。且其意多同异，合之或与本经违害，二程之更《大学》，则是矣。然于佗经，犹守古文大义，未若后进之好诬也。观其榷论《诗》、《书》，上尊仲尼、卜商之序；说《易》乃崇信《十翼》，征之人事，大义皆举，不以图书变怪之言纷拏，同时不取永叔、尧夫，而下与元晦绝远。⁽²⁰⁾

宋代的那些儒者研习的不过就是唐代编撰的《五经正义》，上不如汉儒治理群经，下不如唐儒孔颖达、贾公彦，就经学本身而言确实“学愈转陋”，以至于程、朱留给后世许多口实。不过就二程而言，章太炎虽然认为更改《大学》“与本经违害”，但治其他的经，如《诗经》《尚书》，特别是《周易》，都是“犹守古文大义”，也即基本符合古文经学，故就解经而言二程比欧阳修（永叔）、邵雍（尧夫）强，也比朱子（元晦）强。由此来看，《通程》一文主要就是为二程加以辩护了。

再看《检论》中的《议王》，虽改自《訄书》修订本，但其中的表述则大不相同了。此时虽未完全肯定其事功，然而肯定其“少习兵事，才气过人，其为术、才得半”，⁽²¹⁾认为王阳明的事功是其才与学相得益彰而来。对于“知行合一”的看法也有不同：

知行固不能无先后。文成所论，则其一隅耳。然惟文成立义之情，徒恶辩察而无实知，以知行为合一者，导人以证知也。斯乃过于剀切，夫何玄远矣哉？⁽²²⁾

此时章太炎虽然强调知行有先后，但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义之情”作了肯定，认为可以导人悟得真知。因此，相对程、朱“即物穷理”之学的“辩察而无实知”，则“知行合一”之学更为“剀切”，并不“玄远”。

其实就宋明儒者与儒、佛二学的关系，则章太炎在与吴承仕的书信之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说明：

居贤善俗，仍以儒术为佳。虽心与佛相应，而形式不可更张，明道、象山、慈湖、白沙、阳明所得各有深浅，要皆可用。唯周、张、邵、朱，亦近天魔之见，当屏绝耳。⁽²³⁾

明道、上蔡、慈湖，庶于佛法相近，而王门之王心斋，以安身为极则，乃是汉初黄老之学。若象山、阳明，嗔恚未断，只是人乘。高贤所得，乃不如其弟子，晦翁又不如二公。然欲维持世法，即朱、陆已足，而范希文、司马君实辈，亦未必不如朱、陆也。⁽²⁴⁾

儒术适合世俗社会，特别是朱熹、陆九渊已经足够“维持世法”，当然范仲淹（希文）、司马光（君实）也不错。就心性之学吸收佛法而言，则程颢（明道）、陆九渊（象山）、杨简（慈湖）、陈献章（白沙）、王阳明所得各有深浅，然都还是儒学，然而朱子以及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学佛则不如陆、王，甚至近于“天魔”，也即虽有修行而终究不得佛学正解。同样的道理，章太炎在与黄侃的书信中也有说起：

明道、上蔡、象山、慈湖、白沙、阳明，各有独至，皆无支离之病。王门高材，多在江西。仆尤喜王塘南。……大氐理学高者，皆是走入天乘，世人谓理学是禅，要只佛家所谓四禅八定，通于外道者，唯杨慈湖、林子春庶几超出耳。然因是谓理学可废，佛法可以专尊，则又不然。人世纪纲，佛书言之甚略，五戒十善，不如儒书详备多矣。⁽²⁵⁾

结合此段，总结章太炎论及宋明理学与佛法的关系，则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其一，对于宋明儒者，章太炎特别推崇的就是程颢、谢良佐、陆九渊、杨简、陈献章、王阳明六人，认为他们确实各有其独到之处，而无支离之病，而王门之中则最为欣赏江右王门，特别是王时槐（塘南）。其二，理学家中的高者，诸如上文提及的朱子等人，则其心性修行只是佛家所说的“天乘”或“天魔”，故而多不可取。其三，章太炎虽总说儒不如佛，但对于有人说的“理学可废，佛法专尊”，则表示反对，因为就“人世纪纲”也即社会政治而言，佛学之书太简略，儒书方才详尽完备，故而要肯定朱熹、陆九渊之学的维系人世之功。

在《菿汉微言》之中，章太炎也有讨论宋明诸儒与佛学的关系，可以对上述作一补充说明：

明道、白沙见理亦未究竟，故谓纯亦不已胜于前后际断，此乃分别法执所见，然其受用已足，当是二乘不趣寂者。陆子静、杨慈湖、王阳明知见高于明道、白沙，而受用不如，当是大乘十信将发心者。晦庵之说，杂有二乘、人乘、外道，是为不定种姓信分微劣者。濂溪、康节，纯是天魔，而受用尚多，是为外道已成就者。横渠亦纯是天魔，而受用不如，是为外道未成就者。⁽²⁶⁾

就佛法而言，章太炎认为陆九渊（子静）、杨简、王阳明的知见高于程颢（明道）与陈献章，但是就“受用”，也即从佛学而生发自己思想而言则不如程、陈二人；至于朱子则杂糅了天乘、人乘以及外道，也就是说佛法的知见更低；还有周敦颐、邵雍、张载都是“天魔”而已，他们或有成就也是来自外道，并非佛法之正解。章太炎就佛、禅的角度来谈朱子解经的问题：

朱晦庵不尚高论，其治经知重训诂，以少长福建，为吕惠卿、蔡京旧乡，习闻新学，性好勇改，故多废先师大义，而以己意行之，其言道，以天理、人欲为不并立，内以持躬，固足寡过，外以政，即不能以百姓心为心。

焦弱侯云：“朱子解经，不信程、张、杨、谢，凡诸灵觉明悟通解妙达之论，尽以委于禅，而惧其一言之流己。是微言妙义，独禅家有之，而糟粕康秕，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斯论固当。⁽²⁷⁾

章太炎认为朱子（晦庵）虽然解经注重训诂，但因为长于福建，受到吕惠卿、蔡京等人以及王安石新学的影响，故而“性好勇改”，便以“己意”解经了。他还认同焦竑（弱侯）的看法，认为朱子对于程颢、张载、杨时、谢良佐等老师辈的大义不够尊信，因为他们的“灵觉明悟通解妙达之论”有禅学意味，故而在解经之时断以己意。至于天理人欲的对立，使得朱子不能“以百姓心为心”，则这理由似乎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