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孟”与“尊荀”
——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学术之异趣

张　凯

道咸以降，西学东渐成为近代学术变迁的主题，然传统学术内部亦有变动，晚清今文学的兴起即引发了经今古文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为清末政治运动提供思想资源的同时，拉开清末民初学人长期论辩的序幕，也导致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方式迥异。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经今文学皆以康有为公羊改制为中心，侧重发掘其经世内涵。相反，由廖平《今古学考》所开启在经义层面考察今古学之别的路径长期被学界忽视。章太炎曾称“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古今，确然不易”，“余见井硏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¹⁾虽说康有为与章太炎二人是清末民初学界争辩今古的焦点，然而，纵观晚清民国经今古文学内在理路的演变，章太炎一直是以廖平及其门生为言说对象的。

早在1897年，章太炎即批评廖平：“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穀梁》，然《穀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此一差池，根源即在于“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郤导窾，以有此弊”。⁽²⁾此后，章氏新古文经学的基本致力方向是“经学的史学化”，作为儒家经典的“六经”，被还原为古代的政典文献。⁽³⁾然而，廖平门生则作《致菿室主人书》以回应章太炎的驳难，称廖平乃“收残拾缺，继绝扶危，以复西汉之旧”，“合中国学术而论，以孔子为尊，必先审定孔子”，“以求有用之学，庶几圣道王猷，略得班管”。⁽⁴⁾廖平是以哲学的立场解释六经，“故六经者非述古，乃知来”，“以经为古史，则疵病百出”。⁽⁵⁾“孔经新，非旧经，非史”，“经说若主退化……须知经言退化，实行经意则为进化也”。⁽⁶⁾

章太炎、廖平二人所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得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历史观。就前者而言，史学首先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历史知识，以此建立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并以此获得可为后人资鉴的社会政治经验。有学人即称此实为“一种道法家的历史观念”。⁽⁷⁾章太炎少时“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⁸⁾黄侃曾言“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骨子”。⁽⁹⁾就廖平及其门生而言，经学与史学有所分殊但绝非对立，儒学义理是历史变动的内在动力，钱穆所谓“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或可与此说相通。史学之所以成“学”，即是其贯通经学义理，经立其本，史宏其用。如果说，廖平“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¹⁰⁾那么，蒙文通、李源澄等活跃于民国学界的廖平门生，则以孔孟之道为“中国文明之准”，⁽¹¹⁾“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语言加以表现出来的”。⁽¹²⁾蒙文通留有一枚印章，其名即为“匡老反韩复孟室”。⁽¹³⁾1932年章太炎北游南返之后，忧虑公羊学“余烈未已”。恰逢此时，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且深受其影响。但“尊荀”与“复孟”的立场差别，使得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或隐或显地往复论辩，而如何看待“儒家哲学”则成为其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