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渊博难懂的境界

太炎上有名师言传身教，下有门人薪火传递。老师俞樾，与黄以周、孙诒让并列晚清浙学三大师，又与吴汝纶、王闿运等大儒齐名，声名远播海外。在钱玄同看来，俞樾的学问有三大特点，一是学术方面多，二是治经恶守家法，三是作诗如作文，所以“治学在清代实为独步”。⁽²⁾章门弟子人数众多，虽然不少人的学问路数与之相去甚远，但因为曾经听过他的课，章太炎也予以承认。真正登堂入室者，主要是早期几位浙籍弟子以及封王的传人，加上一些晚年入门的读书种子。虽然名噪一时，各有擅场，可是各执一偏，不如老师揽括各面。加之黄侃著述太迟，吴承仕被低估，马裕藻无著述，朱希祖株守史学，钱玄同后来改信今文经，周氏兄弟的取径与之稍远，学术地位均无法与老师比肩。后期的弟子学问或在前期之上，地位影响却不如前期高大（1935年5月5日章太炎致函钱玄同言，“今所收学生根底浅薄，远不逮昔日东京之盛云”。⁽³⁾）这是就普遍程度一般而言，同时也是怀旧之说。章太炎罩得住一众强将，其学术地位显然已经突过俞樾，说他是大国手，毫不为过。

章太炎学问广博，一般人难以承接。1922年6月25日晚，钱玄同点阅《儒侠》《案广（唐）》《黄老》《道教原始》四篇，慨叹“章先生之文真难点，且句子亦欠明了，可见古文实在不行”。⁽⁴⁾末一句的意思，应当是批评文言文难以达意。然而，即使章太炎这样的文章高手，钱玄同这样训练有素的读者，两人又是师徒关系，彼此也不容易相互沟通，问题就不仅仅出在文言文。学问太过高深，本来就在心领神会之间，如果学识不在同一层次，看不懂自然在情理之中。而文字的简奥，只是进一步增加了隔膜的程度而已。

文字艰涩之外，口说更加难懂。章太炎前后七次讲学，已经尽可能根据来学者的差异，因材施教，以便听得懂。无奈来者水准参差，仍然难以承受。尤其是几次公开讲学，效果不佳，听讲者非但听不懂，还指其老旧，著文讥讽。蒙文通说：“时人多言先生言谈难会其意，盖先生学问渊博，谈常牵扯过广，而听者往往不能蹑其思路而从之，故有难懂之感。”今人读书，或自以为是，或完全茫然，或是只挑能懂的书看，因为不懂而回避某些分科专门，都难以深入堂奥，始终做表面文章。更不要说不懂装懂，无知无畏，以不知为挞伐的利器。

更为重要的是，听不懂本来正是学习深入提高的起点。蒙文通记：“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旨哉斯言。”读书必须向着深处突进，读到不懂处才是进步的开端。如像欧阳竟无那样读俱舍三年，犹知其未能通。此时要想方设法跨过障碍，更进一层，则读书治学的能力就会显著提升。整个读书的进程，就是不断由不懂到懂的阶段性上升。如果始终在读得懂的部分盘旋，不敢向着不懂处进发，或是不懂装懂，则非但不能进步，还会贻笑大方，在高明面前茫然无知，还以为其说毫无头绪。高明对此，高谈阔论，无异于自说自话，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或谓学术平等必须水平相等相近，否则无法对话。这与尊重各自的人格并不矛盾。所以学问的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一旦面对公众，要顾及听者的接受能力，只能投其所好，自然就不能畅所欲言。要老师宿儒给尚未入门的少年讲学问，要么把学问看得太容易，要么不知如何评判学问的高下，总之都是些外行话。

不过，太炎之类的大家，一旦知道来谈者确是内行，便不再嬉笑怒骂，而是正襟危坐，认真对答。蒙文通回忆自己在苏州、无锡从游章太炎之事，行间“先生每喜与余谈论，常命近坐，虽饮食亦时命坐旁。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他问章太炎：“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仪征虽不似井研明张六变之旨，而义亦屡迁。见于《明堂考》《西汉周官师说考》，或以今古之辨为丰鄗、洛邑之异制，或又以为西周、东周之殊科。诸持说虽不同，而于今、古学之内容乃未始有异。要皆究此二学之胡由共树而分条已耳。凡斯立义，孰为谛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章氏之说虽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为义，则又何邪？”蒙文通用心既久，比较学说与制度，恍然“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因秦制之所以异于周，了然今学之所以异于古。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孔孟有别，为新儒家，实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儒分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故西汉师儒本有歧义，称制临决，乃趋一致。至于刘歆，乃创古学，而称已先立学官者为今学，而今、古学之纷争乃起。“于是知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于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于先秦又未必是也。”⁽⁵⁾

今古文之分的确是汉代发生之事，也就是汉代人才有的意识，说今古文皆本于先秦之义，不无道理，可是指古学为刘歆创制，则为今文家疑古的依据。如果经学确有古文，则今古文的歧异首先起于底本的不同，以及经书范围的差异。即使秦汉的新儒家总结战国以来诸子学术的发展自成一体，导致儒学出入百家，也不是今古文之分的源头，不过推波助澜而已。据现在出土的文献，大体上今文之外另有古文一事，已经浮出水面。蒙文通的说法，未必能够解决今古文分别的渊源流变，而章太炎的判断，仍是基本实情。

因为章太炎论学，往往并不固执己见，所以蒙文通又说：“余请益于先辈者多矣，毋固毋我，未有如余杭先生之可感者也。”⁽⁶⁾蒙文通偏向今文，对于坚持古文的章太炎多少有些疏离。据杨向奎记，在亲炙的欧阳渐、廖平、章太炎三大师中，蒙文通认为欧阳渐的成就最高。⁽⁷⁾此话未必能够作为判定三位大家学问的依据，因为佛学亦非蒙文通所长，但无疑可以反映蒙文通的好尚。

40岁以前的章太炎，学问已经数变。他号称古文经大家，实则在他与康有为针锋相对之前，一般而言治经学没有此疆彼界的壁垒森严。俞樾本人的学术取向，今古兼治，汉宋不分，很难以派分划界，门下不仅出了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家，也有崔适这样的今文家，而且两人所学原来同样不分今古，至少不以今古为限。

本来古文经学家较为拘泥，不似今文经学家以及阳明学那样喜欢推陈出新。可是20世纪初章太炎却与梁启超在创新史学方面同工同曲，两人都是受欧洲社会学和日本人袭用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一些新书影响，梁启超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章太炎也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从《新民丛报》看到梁启超多论史学得失，“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不禁引为同道，且愿一身担当大任。其时章太炎的观念，与梁启超颇为相通，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书，“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虽然没有标名为“新史学”，也旨在写出“新理新说”。⁽⁸⁾

拥抱域外新知，是那一时代趋新学人的普遍倾向，同时期的王国维即俨然一新学少年，刘师培也喜欢套用西学的分科系统来讲周末学术。当时在中国知识人中传播甚广的是甄克斯的《社会通铨》，虽然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研究》影响更大，不过严复译成《群学肄言》，而甄克斯并不在如今欧洲社会学叙述的脉络之中，《社会通铨》被看作是政治学。附会西学，章太炎虽然未能免俗，却是较早幡然醒悟的先知先觉。早在1910年，他就主张“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他已经自觉到：

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什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人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了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⁹⁾

这段话虽然征引者不在少数，可是脱离当时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脉络，不易解读得当，更加难以感同身受。章太炎后来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转变，并接受柳诒徵等人的批评，根源在此。

老辈的维护中学，往往抱残守缺，而且与所依存的皇权体制紧密相连。章太炎在反清革命的立场之上主张自国自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崭新范式。这与新派认为西方好就是一切都好的绝对化差异显然，因而不大合乎潮流时趋。尽管其民国以后的观念行事被指为拉车向后，其实他为当权者建言，自有其说理依据，钱玄同就予以理解同情，当否另当别论，学术上则不仅回归，而且精进。只是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更加难懂，研究者普遍较为忽视。尤其是他对日本支那学乃至域外汉学的批评，使得海外汉学界相当不满，所指示的学术取径又与后来一味西望的时趋相左，在学界整体上以为非瞄准国际前沿与世界接轨不可的风气鼓荡下，自国自心似乎成为固步自封的表征，加之分科治学改变了中学的原有架构以及求通的旨趣，以章太炎作为研究对象则有之，以章太炎作为学术典范传承薪火，除了小学一科，却相当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