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后两分，未必得当
进而言之，迄今为止的章太炎研究，主要集中于前期即革命时代，此事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关系很大。章太炎逝世后，国民政府虽然大力表彰，给予国葬的礼遇，但是要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一些小报则贬为“失修的尊神”，鲁迅遂撰文为太炎鸣不平。鲁迅对太炎的盖棺论定是：“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21)这一判断，成为后来纪念章太炎一生学问行事的基本凭据，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不过，鲁迅并非仅仅反对别人将章太炎打扮成纯正先贤，他对章太炎本人在民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种种言行也深表不满，指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倒退复古，撰文公开批判。他认为：“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22)“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23)也就是说，章太炎身后的遭遇，多少有些咎由自取。
诚然，鲁迅也承认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并且强调：“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24)却将章太炎后期的学术与前期的革命完全对立起来，无形中压抑了章太炎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
鲁迅的评价，与其自身的学养有关。仅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据，鲁迅自己承认：“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25)“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26)
由此可见，鲁迅从一开始就只能接近和接受革命的章太炎，前往听讲不是因为章太炎是名学者，而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最早东京国学讲习会的听众，大都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对于章太炎所讲的学问，如小学之类，当时就摸不着门，后来更弄不懂且记不住。他们的感受判断，对于认识章太炎革命的一面固然可以形成证据，对于理解章太炎学问的一面却很难作为凭借。
中国历来没有所谓为学术的学术，通经致用，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都是要有用于时的，只有兼治天下时不我与，才退回来独善其身。太炎从政或论政的历史，大概谈不上成功，在当时人看来，可以说是失败。不过即便如此，也有应该理解同情之处。1922年钱玄同翻阅《太炎最近文录》，“此均民国元年时代。章师对于政治的意见，其中多悖于进化潮流之论，在不知当时情形者观之，必大不满意，或且诋师为媚袁亦未可知。然师在当时忽发此等议论，实有下列之四种原因：一、师熟于中国历史，而于历朝之典章制度尤所究心，故其政论不免有笃旧之倾向。二、师为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者，对于共和政体本非所满意。三、辛亥以前革命党中，光复、同盟两会早已互相仇视，师与光复党接近，对于孙、黄诸人感情素恶。四、陈英士杀陶焕卿之事，师所最切齿痛恨者。以是种种原因，于是发文章反对阳历，反对建都南京，反对学法政之新进，甚至于反对约法，甚至于倡亡清大僚富有政治经验可以启用之论。若习闻师平日之见解言论，又深知当时党中情形，则对于此等偏激之论，必能曲谅。”(27)
革命成功，章太炎仍然执着于论政从政，的确与当时的时势紧密关联。民元章太炎到北京一个月后，即于5月25日致函朱希祖：“京师腐败之风犹如曩日。当革故鼎新之际，法律未能实行，官僚派乘此时机造谣簧鼓。仆在南反对同盟会，而在此则意见相反，惟欲击碎竖子脑袋而已。政府成立已及四月，而政界尚复纷糅，有所献替，亦只老生常谈也。心孚颇劝仆讲学，此乃受官僚派运动，欲仆少弛威严耳。要之，今日尚非其时，具此肝肠，震电冯怒，亦无心讲学也。”(28)并不认为已经到了可以安心讲学的时候，必须在政坛发出强烈声音。
五四前后的少年中国学会反对参与政治活动，主张进行社会事业，章太炎即被作为参与政治活动失败的前车之鉴，认为其政治主张创见甚多，政治活动则不敢恭维。曾琦说：“太炎先生之喜谈政治，世人既常非笑之矣。虽然，太炎固非不解政治者也，岂惟能解政治，有时对于政治上之见解，且超过恒人万倍。”例如流亡日本时主张民主主义，创“中华民国”；民初首倡统一，反对定都南京；在日期间推重宋教仁为“江左夷吾”；指唐绍仪为买办政治家；袁世凯死后断言分裂必将再演；指徐世昌阴险过于段祺瑞万倍。但为学理的政治家，不宜于实行，一旦卷入政潮，便为人所利用。(29)
章太炎的学问始终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即使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必须对其来龙去脉及其在中外学术流变中的位置大体把握，才有可能理解同情。如果一味以对学问大家的崇敬之心仰视，将他所有的言论文字都视为学问家深思熟虑的确论，就难免隔膜。由此绞尽脑汁地解读和条理化，不免牵强了许多的后见和外部因素，连当事人自己恐怕也会觉得相当陌生，形同研究者本人的认识，而非还原研究对象的初衷原意。如此，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对象的本义之间，势必出现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中同样不乏其例。另一方面，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更加平实精当，更应该作为学问家的学术认真看待。转换视角，回到中国的立场看中国的学术，非但不是滞后，甚至可以说颇有些超前，却因为脱离了革命的轨道，与当日一味眼光向西的时趋和后来的风尚不相吻合，明显被忽视甚至无视。大半个世纪过去，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202。
(2)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8页。
(3)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第1101页。钱玄同又说：“平心而论，余杭门下才士太少，季刚与逖先，实为最表表者。”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第1144页。钱玄同与吴承仕交恶，对其学问不屑一顾。
(4)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第419页。
(5)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页。
(6)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12页。
(7) 杨向奎：《我们的蒙老师》，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64页。
(8) 《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7—168页。
(9)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1910年5月。
(10)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第1191页。
(1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第1286页。
(12)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2页。
(13)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下册，第1220页。章太炎逝世后，《制言》约稿叙述章氏的学问行谊，钱玄同表示：“夫子道大，文史儒玄及印度哲学，均臻极诣，实亦不敢率尔论述。”《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14) 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5)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61—662页。
(16) 《论墨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35—142页。
(17)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18) 《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文苑·文录”第3—4页。
(19)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82页。
(20)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1922年10月21日），王均熙编辑：《章士钊全集》第4册，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21)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7页。国民政府特予国葬的正式令虽然称之为“宿儒”“巍然儒宗”，其实提到章太炎“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南京1936年7月9日中央社电。
(2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23) 同上书，第547页。
(24) 同上书，第549页。
(25)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548页。
(26) 同上书，第548—549页。
(27)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第384页。
(28)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29) 曾琦：《政治运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