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历史，事实上反映了人类命运体之本身，起伏交错，既有对其真理和终点的勇敢追求，也有令人惋惜的失败之途。所谓终点，可能是一场盛会、一堆书籍、一列人物、一系列理论，抑或是对人类无能的呼喊，是一场文化史的精髓之论。正如马修·阿诺德在谈到《圣殿》（Acta Sanctorum）时说的那样，“所有的人类生命都在那里”。

——菲尔丁·加里森（Fielding Garrison），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