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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图腾
希波克拉底

有些人认为《新约》中的耶稣从未存在过。他们对归于他的事迹提出异议，并怀疑他的经文的真伪。对世界上许多其他主要宗教和教派的创始人，也有人表达了同样的怀疑。即使有看似可靠的神圣生命证据，一些思想家仍然不予置信。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理性主义或宗教做出个人承诺，但我们对究竟何为现实并无定论。那些有着深厚传统信仰的人有所坚信，且不需要任何文献加以证实。对他们来说，历史是由上帝之光照亮的，它辉煌地照耀着这片区域，这片在怀疑论者看来似乎是一片模糊虚空的土地。因此，只要我们的后继者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真实的人之间的辩论将永远继续。

在严格的实践层面上，这两种追求并无对错之分。研究现代伦理宗教根源远不如了解不同宗教群体的发展，以及每个群体对世界历史和道德观念的影响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对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的总体影响。

希波克拉底也是如此，一位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腊医师。除关于他的神话外，我们了解一些他的真实人生，并有充分的理由以非宗教的方式来纪念他、相信他，将其世代传承。但除了他的经典著作之外，其他故事的确定性皆无从证实。传统是有说服力的老师，即使它所教的内容是错误的。它始终告诉我们，希波克拉底的所有著作出自本人。它告诉我们，这些故事与《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一样可信，但是有力的文献学证据否认这种主张，认为其不可与后者相提并论。

就像《圣经》一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似乎由不同的抄写员在不同的时间完成，将传颂的信仰与实践落实笔头，从而建立起永久的记录。虽然希波克拉底汇编（或通常所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比我们用来做类比的《圣经》文风要逊色，但它包含了一些永恒的真理和一些气势恢宏的文学作品。它的整体统一于神学，与其说是希波克拉底本人，不如说是神学造就了这一部文集。《圣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都论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之外的另一种力量的关系。然而，在希腊的著作中，所谓力量就是自然，而非上帝和其他超自然力量。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否认神或神秘力量对疾病的起因和治疗的影响。瑞士医学历史学家埃尔文·阿克奈德（Erwin Ackerknecht）称其为“医学的独立宣言”。

在通篇文集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疾病起因于超出医生理解的范畴，即每一组症状都有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原因，治疗必须针对疾病所处的整体环境，而不仅仅是其症状本身。因此，疾病发生的外部环境应被视为与疾病自身表现同等重要的因素。希腊人最早相信宇宙是按照理性的、合理的规则运行的，他们传达了因果的概念，从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波克拉底便拥有这种辩证观；这部文集蕴藏着科学的瑰宝，包含了现存的语言中最早的科学论述。

除了“医学之父”之名，以及以希波克拉底命名的哲学与实践成果，我们对于希波克拉底的了解甚少。但已知的是他本人真实存在，而且似乎已是当时的杰出医师。在讲述他的生平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他的出身之谜和他所处时代与之对抗的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一个信仰体系，该信仰的实践者被统称为“埃斯库拉庇俄斯”（Aesculapius）崇拜。

在后荷马时代，人们相信疾病的治愈依靠神灵，主要是阿波罗、阿耳忒弥斯和雅典娜，而后由仙女科罗妮丝将治愈能力转移到阿波罗的儿子。有关埃斯库拉庇俄斯的神话众说纷纭，就像希腊文化本身一样，起源于许多早期文明和传统的融合。传说将许多奇迹般的治愈归于神，拥有忠实信仰的病人在献祭的神殿中睡眠，在梦境中神灵对他们进行治疗，最终获得痊愈。

在当地文化中，这些神殿被认为是恢复健康的理想场所：它们通常坐落在微风拂过的山丘上，附近有清澈流动的小溪或泉水，那里的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益健康的空气、视觉舒适的森林、耕耘出的美丽花园以及长袍祭司在精神上的滋养，这些共同营造了一种安心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健康有望回归朝圣者的身体。当然，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求医者是来请求神的帮助的，所以这些地方也随处可见祷告者、动物祭品和虔诚雕刻的还愿碑文。神圣的蛇在受伤的四肢上涂油膏，舔舐着，滑行着，无声无息地从一个伤口爬到另一个伤口。在进行这种鼓舞人心的治疗时，可以听到祭司们高亢的声音，他们吟诵着庄严的咒语和充满魔力的言语。在虔诚的求医者的簇拥下，他们讲述着埃斯库拉庇俄斯及其子女们所拥有的神奇能力，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海格亚和盘尼西亚。神灵带着一根长长的权杖，权杖周围缠绕着那条著名的圣蛇——现代科学医学的标志就是从这个超脱尘俗的神话起源而来的。

治疗的重点在于神赐之梦。在梦中，埃斯库拉庇俄斯直接或以符号的形式将康复的方法传达给沉睡的患者。在神秘的仪式和神殿的神圣气氛中，患者被带入适当的情绪准备状态，在充满敬畏感的神殿里睡了数个晚上，直到神谕的幻象出现。随后，祭司们以与之相吻合的治疗体系来解释这些“神谕”，进而可能遵循“神谕”而采纳饮食、运动等疗法，甚或现代被命名为的“娱乐疗法”和“音乐治疗”。有时治疗过程需要放血或血液净化治疗，甚至偶尔出现的一些异想天开的指令，使人迅速恢复健康，人们便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治疗成功了，便会归功于埃斯库拉庇俄斯和传达旨意的祭司，祭司以同样虔诚的态度接纳病人的祈祷和金钱；如果治疗失败，则归咎于求医者本人的诚意。

总而言之，尽管当时的人们发明了“健康胜地”的治疗方法——埃斯库拉庇俄斯体系，但它实则建立在疾病的神学哲学基础之上：疾病是由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引起的，因此治疗方法也必须借助这一超自然力量。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认为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源于此，祭司是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的先驱和老师。但事实并非如此——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者遵循的教义是与神学的超自然戒律背道而驰的。新学说是理性的、经验性的，并且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每一种疾病都有对应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符合客观规律，而且很容易发现。这种历史上的混淆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一些医生称自己为埃斯库拉庇俄斯，从而给后来的观察者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他们是埃斯库拉庇俄斯的追随者。

大约在公元前460年，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小亚细亚西部海岸附近的科斯岛。这是根据仅存的古代史料，也就是柏拉图的两篇对话——《普罗塔戈拉篇》和《菲德罗篇》所知道的，后期的历史或多或少渲染了传奇色彩。后来的作家说他是赫拉克利德斯的儿子，是一个世袭的埃斯库拉庇俄斯。然而20世纪的考古证据表明，科斯岛上对神埃斯库拉庇俄斯的狂热崇拜止于公元前350年。当这位医学之父去世时，人们对文集的其余部分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关于希波克拉底是埃斯库拉庇俄斯的第十九世系后裔这一传闻，人们可以轻易否定，但他的其余生平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所以我还是选择以主流的方式来讲述。大部分的细节来自公元2世纪以弗所的索拉努斯所写的传记（略带奉承色彩），尽管在当时希波克拉底已经去世500多年了。人们可以信赖他的叙述，如同信任有关现代圣女贞德的传记，因为后者仅是建立在口头叙述的基础上，并且是由一位法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位宗教神秘主义者——所写的。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对这位医学之父生平的第一次书面描述，也是我们目前讲述的主要参考资料。

据描述，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是由他的父亲赫拉克利德斯教的。与当时的其他医者一样，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旅行，在周边城市和爱琴群岛练习他的技艺。在旅行期间，他教授医学和外科类课程，得到了学生和病人的报酬，也获得了日益增加的声望和日渐娴熟的行医技巧。坊间流传他能够治百病，也曾获得许多荣誉。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长相，但在经权威人士所“认证”的几尊雕像中，他被描绘成一位年长、相貌出众的圣人，秃头，留着胡子，看起来聪明，有灵性。作为科斯岛学院的一名备受尊敬的成员，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之一。他似乎经历了漫长的一生，大约百岁时在拉里萨去世。

把希波克拉底的生平代入其所处的时代，我们会发现他漫长的一生跨越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死于亚历山大大帝诞生前10年左右，当时亚里士多德还很年轻，伯里克利、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是他的同时代人。显然，这是希腊伟大的思想动荡的年代，思想上的无可辩驳的首个“父亲节”——希波克拉底、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医学、历史学和文学评论领域，像是父亲般创造了新生。这是一段精神能量爆发的时期，这种精神能量在西方文明文化中时有出现，能够推动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希波克拉底医生使我们熟知的医学迈上了发展之路。其摒弃了迷信和巫术，致力于对无序的生命历程进行系统化的描述，并遵循一系列科学准则，即宣称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并构成了指导医学思想后续发展的框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斯岛学院（也就是所谓的科斯学派）的竞争对手是位于另一个半岛的科尼多斯学派，那里的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我们当代的医生而非科斯岛的医生。科尼多斯学派专注于疾病的诊治，而科斯学派关注病人个体。同当代医生一样，科尼多斯学派的医生也是还原论者和微调者，他们致力于疾病过程的分类和准确诊断，试图了解导致这些症状的具体的局部器官功能紊乱。既然如此，有人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反而幸存下来的科斯学派希波克拉底学说成为现代医学的基础？

在古希腊，科尼多斯学派的方法有一个固有的缺陷：要想获得成功，科尼多斯人需要更为精确的解剖学和器官功能知识，而这在当时很难实现。基于时代的宗教习俗，人们主张死后立即埋葬，并且存在人体解剖禁令。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文化大环境下，人类对尸体的恐惧是难以克服的，即使是相对冷静的医生。尽管可以从动物研究和一些少有的、慌张操作的人类局部解剖中获得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但它们只能够提供粗略概览，比如有幸探查了受伤士兵暴露在外的体腔。在整个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并无决定性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在当时实施过正式的尸体解剖。

即使获取了必要的解剖学知识，也必须对病变器官进行成千上万次细致的研究，以便了解病变过程是如何引起病人所表现出的症状。即使上述研究能够实现，即医生掌握了疾病的病理过程，却无法实现对应治疗，谁又能从中受益呢？特异性的诊断对患者没有帮助，除非针对性的治疗紧随其后，在当时科学仅为发展初期，这种想法难以付诸实践。科尼多斯哲学的实现必须等待现代医学的到来，因为现代医学对于疾病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机制理解日益透彻，在治疗手段方面也有了巨大的飞跃。这一系列的成果直到文艺复兴后期才出现，科尼多斯学派过早进入了竞技场。

在希腊科学相对局限的时代，科斯学派的表现要好得多。这些希波克拉底式医生将疾病代入病人的整体生命历程，他们的治疗方向是恢复病人的原始状态和抵抗力，并重建病人与周围环境的适当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当时承受了学派体系导致的根源错误的后果，他们错误地将不同的临床情况归类为同一个，因此出现混乱。换句话说，他们基于疾病的主要症状，例如发热，而将不同疾病归为同类。然而，凭借其“整体”的诊疗过程，他们仍旧取得了超越对手的成功。具体来说，一是他们的治疗不是集中在实际的诊断上，而是集中在病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二是接纳病人成为自身治疗小组的一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整体医学孕育的种子，或者至少整体医学的思想在当时是独立于随后发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注：在上一段中，我使用了“临床”（clinical）一词。尽管在医生看来这个词的使用已成为常规，但“临床”一词常常使其他人感到困惑。根据现代的语境，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klinē，指的是躺椅或床，而后延伸为躺着的病人。从语言学角度，“斜倚”（recline）这个词也是由同一希腊词汇延伸而来的。所谓“临床”，指的是解决病人及其疾病的问题，区别于讲座、实验室和纯粹科学。换句话说，它是“床边医疗”。治疗疾病的人被称作临床医生，他所学的专业被称为临床医学，他执业的场所被称为临床科室。这种场所可能仅仅是医院走廊尽头的一个小诊室，抑或是一个复杂的公司结构，与梅奥、莱赫医学中心等挂钩。前往这些医疗场所的人被称为患者（patient），来自拉丁语patior，意为“受苦”。他们也可以被称为客户（client），同样来源于希腊语klinē。］

因此，希波克拉底的基本整体临床方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带领希腊医学走出迷信和巫术的泥沼。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清晰性仅维持了500年；罗马帝国衰落后，它逐渐被扭曲和误解，并因这种改变在之后的数千年里难以恢复盛态。尽管希波克拉底主义为医学进步扫清了道路，但最终却注定成为它自身探索道路上的障碍。

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后，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守旧派仍然保持他们的观点，尽管解剖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却仍保持反对与阻碍态度：他们反对药剂师们在器官、组织，以及细胞本身的结构中寻找答案。科斯学派和科尼多斯学派之间的斗争直到两个世纪前才有了转折——在那时科学界已做好准备，采取坚定立场来支持精准器官病理学。同期，显微镜代替了临床医生的肉眼诊断，研究疾病分子机制代替了病人探查。还原论者重登舞台，并自此引出现代医学科学的准则。

尽管希波克拉底文集曾被曲解过（甚至有一段时间被学界遗弃），但在罗马和还原主义存在的数百年里，它为科斯学派的医生提供了思维构建与支撑。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科斯医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遗留品。在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医学图书馆，但只有这个图书馆在后期被保留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其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从主要的埃斯库拉庇俄斯的著作到偶然被保存下来的书籍，包括临床记录、演讲集、手册和指南，以及关于医学或相关哲学理论的论文。换句话说，任何医学图书馆的书籍和论文都是有共性的，即它们都包含了有助于疾病研究的资料，再无其他选择标准。这就是希波克拉底文库。它由大约70种不同的文本集合而成，全部用爱奥尼亚方言书写，风格迥异，有时在教义上相互矛盾。极有可能的是，整个文集在随后被收藏到其他的古代图书馆，也许是亚历山大时期某个知名的图书馆，在那之后被视为一部由知名人士所写的杰出之作。

专门研究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学者一致发现，文集中的部分章节因其清晰思维、所传递的崇高道德信息和科学客观的方法论脱颖而出。这些高质量的章节在写作风格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早年被视为出自同一作者，它们被称为“希波克拉底真正的作品”，即使是那些将文集视为混合的统一整体的学者也没有反驳这种观点。即便依靠这种“真实度”去评价文集内容有些许冒失，这种区分也有其作用，因为它将代表希腊医学思想最伟大贡献的部分从文集中分离出来。我们对于希波克拉底的成就以及“医学之父”的追誉，主要便是因为这一部分章节。

大多数伟大领袖的追随者，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政治，都坚守着他们的先祖最为精辟的宣言，并将其奉为圭臬。对于科斯学派的医生来说，坚守的便是希波克拉底的格言。而这些医学格言的首句，也是所有古代医学乃至整个医学界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希腊人喜欢称它为艺术：

对于那些想要治愈病人的医者所面临的障碍（即病症），是否存在更好的临床描述呢？凭借记忆、数据，还是其他方式？每一个尝试过的人都知道，一生中，要成长为“大师级别”是漫长而艰巨的。然而，真正认真研究人及其疾病，从而累加人类的知识总和的机会少之又少。每个人，甚至是所有医生，是否意识到这种知识积累所带来的持久重要性？我们经常谈论到经验的价值，但我们都知道，即使以一个成熟的医生所能具备的临床客观性来看待一个人积累的记忆，也会有一定的误导性。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临床医生遇到合并疾病时试图对它们进行量化和测量，并以生物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这些貌似专业的名称来美化它们，但它们终究也只是虚拟的。如果其具有真实性，那么每个人的数据都应当是一致的，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不管我们是依赖记忆、数据还是解释，经验总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这便是希波克拉底所说的“经验危险”。

格言的最后一句，便是临床决策。我们试图把它教给学生，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它。从医30年后，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定义它，有时在临床中也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我试着去做一些正确的决策，但是有时候症状相同的两个病人，昨天和今天相同的诊疗决策却导致了完全相反的医疗结局。如果连看似客观的统计数据都给出了模糊的答案，那么决策势必包含太多不确定因素。如果它真的能做到完全正确，医生便也无可反驳。就像面对同一统计结果，一个医生的决策常常与另一个医生的决策相冲突；若统计结果与实际临床表现相悖，没有人能保证哪一项是真正有助于治疗的最佳决策。因此，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希波克拉底的第一句格言：决策是难以习得，进而应用于临床实践之中的，甚至很难识别；医学几乎没有什么确定性——古人明智地称它为艺术。

对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来说，医学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追求一种自然的稳定状态；通过不断调整身体的常规，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当稳态存在，我们就处于健康状态。在很多因素作用时，这种平衡可能被打破，导致某一组分出现过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便产生了疾病，具体的疾病类型主要取决于占优势的组分。医生的职责可以说是帮助机体的自然环境恢复平衡状态。由于每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病程，医生必须熟练掌握其病程，以便预先掌控疾病事件的进展，并由此决策是否需要以及何时进行干预治疗，从而帮助机体发挥其作用。

有关机体自然平衡的概念并不是由希波克拉底主义者最早提出的。早在这一理论出现之前，某些医生群体就认为疾病是由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体液”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他们认为，这四种主要的液体是通过食用和消化的食物来不断更新的，血液来源于心脏，黄胆汁来源于肝脏，黑胆汁来源于脾脏，而黏液来源于大脑。

该理论之所以吸引当时的希腊人，是因为它满足了他们哲学系统中客观性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见到体液，因此它们的实际存在毫无疑问，即它们是有形的物质。黑胆汁是这四者中比较难确认的存在，解释其表现——因消化道出血的黑便或各种临床条件下常见的咖啡渣样呕吐物。

体液与火、气、土、水这四种“元素”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与热、干、冷、湿这四种“体质”也有直接的关系。血液表现为热湿性，黄胆汁表现为热干性，黑胆汁表现为冷干性，黏液表现为冷湿性。由于体质的作用，身体的平衡受到季节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感受到，黏液这种冷湿性的体液在冬季增多；希腊的春天湿而热，人们认为在那时血液会增多；黄胆汁在夏季干热时更为普遍，而寒冷、干燥的秋季则使黑胆汁占了主导地位。在希波克拉底的疾病描述中，胆汁性呕吐、痢疾、流鼻血、卡他、黄疸和发烧都是常见疾病，每一种都可能与一种或多种体液及其主导的季节相关，而这一点尤为适用于季节性高发的传染病。因此，人的健康不仅与其体内的体液有关，也与其所处的浩瀚宇宙内的环境因素息息相关。

这一套体系还有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如果这个季节本身的特征在每一年都有所变动，那么体液的正常季节变化就会被打乱。此外，某些地区的居民易感某种疾病，即疾病的高发地区，这取决于盛行的风向、供水的来源、光照的角度，甚至他们居住的城镇所面朝的方向等因素。可以想象，温度和湿度的急剧波动被认为是高危因素，因为它们造成了体液平衡的急剧变化。显然，摄入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食物也会使特定体液的产生量发生改变。

为了确定某一疾病过程的根源，即体液不平衡的性质，必须越过明显的临床症状，寻找产生疾病的客观证据。为此，人们发展了一套非常复杂的体格检查方法，医生熟练地运用他们的感官来寻找这种潜在疾病的各种表现形式。希波克拉底时代的病例报告读起来很有趣，它们描述了病人的体温、肤色、面部表情、呼吸方式、身体姿势、皮肤、头发、指甲、腹部轮廓，以及许多其他的线索，当今卓越的诊断医师仍会在会诊过程中参考这些体征指标。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生并无实验室测试的条件（这在2500年后才实现），他们亲自去尝尿液、血液的味道是否有异常，并毫不犹豫地对皮肤分泌物、耳垢、鼻涕、眼泪、痰液和脓液进行同样的测试。他们用鼻子去闻凳子，并注意到在其之上的汗水黏稠度，诸如此类检查。他们对病人身体机能的任何分泌物或产物都会进行严密的分析。

诊断过程的经验体系也是该理论的亮点。它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如同体液学说。这是医学界的新发现，而在此之前，由于治疗有赖于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或疾病在诊断时只考虑最明显的症状，抑或根本没有试图找出主要原因。希波克拉底方法论存在惊人的连贯性，一旦将其基本理论引入学生学习，其余部分将据此，以合理的顺序自然展开。这一理论的建立依托对直观事物的解释，显然存在谬误，但在其自身的一系列连贯假定下，它仍然是一个逻辑思考者所信服的理性体系。不仅如此，它还鼓励人们进行观察性研究，为将科学方法引入医学铺平了道路。希波克拉底的方法是经验性的，是实验性研究的先驱。它的特点是详细记录数据，并从已知的临床表征中做出推论。其教学方式和现代医学科学一样，利用病例记录、临床教学、医学讲座和演讲等方式。

希波克拉底的基本哲学与现代理性哲学相一致，后者就是当今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处理病人问题所应用的方法论。该理论认为，疾病应该被看作是一场自然和所谓病因之间的斗争。医生的职责是密切观察病人的病程情况，以便决策实施干预治疗的有利时机，并时刻牢记在多数情况下减少非必要的干预，并最好将必要干预控制在最低限度。要知道，疾病形式多种多样，从轻微感冒到癌症，对应的干预也应当区分限度。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明白，所谓自然力量是一种持续作用的、积极的、治愈性的力量；人体往往会因此自行痊愈。只有在机体异常的情况下，病因才会压倒机体的自然趋势，即建立起一套新的身体平衡节律。现代诊疗工作的指导原则仍然依托于希腊医学圣贤们的思维基础。尽管整个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存在不同的表达方式，最为直接的表述为《流行病学》（I、II册）一书中所述：“竭尽全力帮助，但最重要的是不能伤害。”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的教义已经通过它的拉丁文翻译流传了下来：Primum non nocere（首先，不可造成伤害）。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智者也曾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关于机体自然治愈的能力，他的话引起的反响可能没那么大，却也同样意味深长。大约15年前，在耶鲁大学会议室庄严肃然的气氛中，生物学领域最伟大的观察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给我们几个人进行了一番演讲，浓缩了我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临床经验。具体的用词我记不太清，但大致意思很容易被复述和还原。他的演讲内容多取自他的作品，包含那些可爱的抒情诗和犀利的格言，在他的文章《身体十分健康》中出现多次：

自然机体是如何实现自愈的？医生又在这过程中如何施加帮助？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人们因四种体液中的一种占了主导地位而生病，除非把多余的物质从身体里驱逐出去，否则其是无法恢复的。为了实现这种“驱逐”，当时的医生认为，人体会利用其体内固有的能量来试图将这种原始有害的、多余的体液加工转化成一种可以排出体外的形式。这一过程被称为消化（pepsis），或消解（coction），其结果是产生可识别的流出物，如痰液、脓液、腹泻物、肠出血、鼻分泌物和难闻的黏液塞状的咳出物。如果多余体液得以消化，病症源头也因此消除，病人获得康复；如果无法消化，病人因此而死亡。如果病人处在危重时期，最终产物的排出，即治愈的过程可能是迅速和剧烈的；如果病人的病程延展而缓慢，那治愈的过程是通过所谓的消退（lysis）来实现的。这如同一场战役，疾病对抗病人内在体质的防御能力之战。

在希腊时代，医生并无大量的药物或物质资源来协助机体自然地运作。他们通过检查身体的各种流出物来辨识体内消解的情况，通过仔细观察这些物质以寻找疾病消退、危象或病人濒死的生命迹象。这种方法是希波克拉底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也被称为推断预后的“大师”。以当时的工作条件来看，这样的称谓名副其实。在一个没有行医执照，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资质的社会里，具有专业素养的医生需要一种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相对业余”医生的方法。当时的大多数医生都是流动执业，在不同地区从事诊疗，提供服务的方式与古代流动的工匠大致相同。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社区里医疗需求大，治疗者可能会待上一段时间，直到医疗需求减少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迅速积累声誉，以便病人可能知道他们是在与一位训练有素的高明医生打交道。除了做出准确的预测外，医生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建立信心、积累声誉呢？

一位希波克拉底式的医生，最初会在学校接受以研究疾病过程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培训；在当时科学允许的范围内，他会是临床症状演变方面的专家。他掌握了某些症状会组合形成特定的综合征，以及某些疾病的症状是如何在其他症状出现后以可预见的形式相继出现的。因此，他完全有能力进行预测，而他所在学校的氛围也鼓励他这样做。正如今天人们所公认的那样，一个自信的医生会相信自己的医术，不仅可以自我诊疗，也可以救助他人。病人对医生的信心是诊疗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虽不会造成惊天动地的影响，却也不可或缺。用这位古代作家的话来说：

希波克拉底格言的正确性在下面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不必期待它是多么独特的医学故事——任何有经验的临床医生都能讲出几个类似的故事。

25年前，我与其他几名医生负责看护耶鲁大学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牧师（在肯尼迪·卡梅洛特时代，这个称谓很常见）。在经历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民权运动之后，科芬回到了纽黑文市，他发烧、咳嗽，在肮脏的密西西比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也因此筋疲力尽。尽管牧师以其非凡的体力和精神上的恢复力而闻名，但几天后他的症状开始恶化，甚至连我们十分钦佩的那种天生的韧性也消磨殆尽，他最终勉强同意住进耶鲁纽黑文医院。

他的恶化症状被诊断是由一种严重的肺炎引起的，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聚集于胸腔。在起初数天一直没有得到确诊，因为他的体温徘徊在102华氏度上下（约38.9摄氏度），传染病专家的联合会诊、抗生素治疗都无法消除他的“致病因素”，而我的吸脓针和吸脓管对此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最后，显然只能依靠一场大型的危险系数高的手术才能挽救他的生命。在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并与病人讨论之后，我将手术安排在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星期三。而在星期二晚上，那令人衰弱的高烧突然消退，开启危险手术之旅的前一分钟发生了奇迹。手术因此取消，牧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迅速恢复了健康。我们谁也无法解释在我们这位危重病人的免疫系统中发生了什么转折性改变，至少我们认为，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

大约5年后，我在参加一位教员的婚礼时看到了担任主持的科芬牧师，他看上去强壮而健康。虽然我们的城市很小，但是在他康复后我没有再跟他产生过交集。在婚礼上，我将他引到一个角落，问他那晚为何如此戏剧性地突然痊愈了，在我看来这种康复简直难以相信。我原以为会听到他详细叙述一些个人的宗教见解，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是我做到了，”他笃定地说，“为了比佐。”

是我听错了吗？他说的是“撒旦比佐”吗？难道在持续的高热中，这位耶鲁大学的神界领袖真的相信他与魔鬼订立了契约，只是为了避免与我在手术室待上几个小时的危险吗？我和希波克拉底学派一样，并不接纳这种魔幻的说辞，也知道威廉·科芬在健康状态下是极为理性的，所以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把一只手紧贴在耳后，以便在嘈杂的房间里听得清楚些。我几乎是在喊叫着问他：“为了谁？”这次我听到了一个与刚才不同的名字——比佐泽罗。

这位比佐泽罗究竟是何方神圣，激发了牧师的机体自然之力，使他能够把那致命的体液从饱受发烧折磨的身体里驱逐出去？我突然意识到，古鲁（一位印度宗教领袖）在当时正盛行，我听到的是科芬对于印度教名称不太标准的发音。紧接着，我想起了这位比佐泽罗——他不是古鲁大师，而是那次看护的实习医生，一个有奉献精神、才华横溢、极富同情心的年轻人。他在牧师的床边度过了无数个小时，根据病情需要周而复始、反反复复地调整他的治疗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尽其医生职责把病人从死神中拉出来。在很多个夜晚，当病人的状况稍微稳定时，这位羽毛未丰的实习医生就会与这位病情危重的病人进行长谈。这种长期的交谈以及比佐泽罗医生事无巨细的照顾和关怀成为他胸部最需要的一剂良药。一种极具洞察的看法是：这些看护他的医生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使他这个人完全恢复健康，而不只是治愈医生感兴趣的、潜伏在他体内的某种疾病。如果他死了，对于付出如此之多的医务人员来说太不公平。所以乔·比佐泽罗创造了这个奇迹，而我们其他人都失败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比他的老师更清楚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欢庆的夜晚，这位痊愈的病人对我说：“我是为了比佐泽罗才努力生存了下来，我不能让他失望。”

虽然那晚婚礼的两位主角在之后仅维持了几年的婚姻，但我在婚礼现场与科芬重逢，并因此获得的经验伴随了我一生。我们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才开始领悟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生们所倡导的理念并进行研究和量化。这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单一病因来解释单个疾病，而现在，就连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寻找非单一的致病因素及其解释机制。我们将会发现肺炎球菌其自身不一定导致肺癌，吸烟也绝对不是引起肺癌的唯一因素。当我们学会对这些根源问题进行框架构建时，其答案会自然呈现在这个疾病模型中，它们需要满足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条件，才能触发这些问题而产生疾病。本书的大部分章节讲述了医学对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探索，以及对病因的探寻，这是克服医学无知的重要一步，而后续章节也会讲到医疗发展迈出的下一步。这种疾病结构模型的构建被称为科学哲学的新范式。以这种模型思维，疾病是整个机体功能紊乱的集合体，也从中提出了心因性疾病的可能性。

因此，临近20世纪末，我们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科尼多斯学派和科斯学派之间的这场古老斗争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两种制度可能会被证明是可兼容的。这两位古老的对手在健康维持和疾病治疗方面实则是相互支持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越来越少。病人的整体状况，甚至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因此逐渐好转。

现代一些医生总会被指责对病人的情感需求不够重视，而让他们可以找回信心的是：这种质疑的声音从希波克拉底时代起便产生了。也许医疗过程中的冷静与非人性化已成为我们当今技术时代的一种特点，但是走在科斯岛乡间小路上的医生的“不近人情”与当今纽约公寓楼里居住的医生不相上下。对于希腊时期的医生的主要批判声音便是指向其过分强调疾病的预测。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其也被一些现代历史学家（通常是非医学领域的人）认为不过是机体自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些批评家也声称，与病人的康复相比，希波克拉底更关注疾病的进展。这种说法暗指他面对一个处境艰难的同类的某种麻木不仁。然而，如果你能仔细阅读文集中的主要篇章，哪怕是对希波克拉底的那句格言有最浅显的了解，都能轻易证明这种指控是不合理的。

尽管如此，现实仍旧无能为力——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医生无法对许多病人以当时的技术进行医治，只能借助于寻找奇迹或接受现实，让他们尽可能在神明和亲友身上获得宁静和支持的力量。医生力所能及之事在于依托他课程所学的高等医学知识，识别判断预后因素，最终做出合理的准确预测。他观察得越多，记录得越多，他的理解便更为深刻，他在危急时刻便更能发挥作为医者的作用。医生所给予的帮助可以有很多形式，不仅是实际治疗方法的干预，还包括心理支持所带来的安慰剂作用。对于前者，古希腊的医生们有些可以依靠的方法。

希波克拉底时期的一些疗法已成为医学宝库中的常用方法，在之后的2500年里都无可替代。它们包括泻药、催吐剂、热敷、放血疗法、沐浴、葡萄酒、清淡饮食和安静的疗养氛围。显然，这一大堆有效治疗方法的目的是帮助机体自然清除体内多余的体液。除了植物和药物的使用部分，希波克拉底文集本可以成为19世纪早期巴黎或费城医生的“行业准则”，因为它包含了希腊医生伟大而持久的医疗贡献和成就，却因为那些执着于“真正科学进步”的传承者的误解而被搁置，这一情况甚至延续至今。

希波克拉底的客观证据理论在外科领域遇到了最大的考验。只要疾病发生在看不见的内部器官，并通过循环系统悄然发挥其主要影响，理论便不会被质疑。当疾病发生在身体的外部，也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就需要一种操作可见、效果可见的治疗方法。手术方法必须奏效，否则这种理论及其支持者都会陷入失败的境地。在古代尤其如此，因为那时所有的手术都是在身体表面进行的。在外科领域，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们离开了宁静的理论哲学之地，进入了残酷的直面对抗之地。

而他们经常取胜。取胜的最重要一点在于希腊人是实干家，他们知道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价值，也不会自欺欺人地忽略一次失败的诊疗。他们发展了一套有用的专业技术，且相对于他们严苛的治疗方式，这些技术很少被后人曲解。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希波克拉底的外科教学浅显易懂，这些技巧娴熟、富有智慧的手术者总是能够写出清晰、有用的指导性文字。

可以想象，希腊人治疗了大量的创伤病例。他们了解固定夹板治疗骨折的原理，也知道当骨折复合时必须锯断突出的骨端。他们排出了胸腔的血液和脓液，也知道如何驱赶腹部的多余液体。肝、肾脓肿得以排出。痔疮、瘘管等直肠性疾病也有很高的治愈率——这些原则至今仍是成功治疗这两种疾病的基础，它们虽然看起来并不危重，而患者却饱受不为人知的折磨，也因此更加感激这些疗法。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希波克拉底疗法成功治愈了索拉努斯的肛门疼痛，才让他以无比恭维的语气写出了那部传记呢？

希波克拉底学派在治疗头部创伤方面尤为成功。他们有合理的准则来确定哪种损伤需要钻孔或颅骨穿孔。他们很清楚一些病人如果不实行开颅，他们的大脑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与先前的埃及人不同，当头部封闭创伤较为严重时，希波克拉底学派更倾向于对颅骨进行早期手术。在这个领域，他们也同样知道如何判断疾病的预后。

文集中有关外科学的篇章总是强调训练手术操作技能的重要性。当代外科医生确信精准的手术室操作技能是20世纪的标杆，他们很好地注意到了希波克拉底派前辈对技艺和操作灵巧性的重视的价值。和每个实习生一样，他们也认识到这些技能并非天赋所赐，只能通过勤奋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我们最好的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培训主任也很难比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的建议更好：

即使在临床著作中，也有一些文字阐明了大量的希波克拉底哲学。希腊医生的伦理学原则零星地散布在一些文章中，更是密集地穿插在其他文章。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真正的西方医学伦理学的起源，它主要是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律、道德哲学家的教导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遗作混合而成的。每个学派都彼此影响、融汇，也因此难以辨认其中一些原则的最初来源。

对希腊贡献的根源提出质疑也合乎情理，来源于伦理之泉的其他两个支流——宗教和哲学也发挥了其作用：比如一神论，它的信徒坚信只有一个全德、全爱的上帝；再如，有些哲学家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我们对每一位成员都负有关爱和慈善的义务。因此，宗教和哲学思维存在于医生脑海中，这样的例子不算少见。但是，恕我冒昧地向那些秉持天性使然观点的人说一句，希腊医学伦理中对于“为什么”的解释仍然晦涩。确切地说，为什么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实践他们的技艺，这种方式不仅在道德层面上无可厚非，而且还成为万千后代加以效仿的典范？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医德，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对病人作为个体同胞进行关怀？为什么在那时如此多的非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人都是谋求一己之利而从医行骗，科斯学派的医生们却在宣扬对病人的责任超越一切的信条？在没有外部权威来规范业界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在其游历的异教社区中，还会以一种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最高层次的宗教和哲学信仰的方式来约束自我呢？以行为现实主义的慧眼来看，回报又是什么？

在此期间，对医生没有任何社会或法律限制，也没有任何资质认证的方法，连希腊人自己也搞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医生们似乎超越了社会大环境的奖惩之策，文集在名为《法律》的短论中描述了这种情况。下文摘自琼斯翻译的《洛布古典丛书》：

古典主义学者路德维希·埃德尔斯泰因（Ludwig Edelstein）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促进希腊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因素出自完全务实的角度：一个伦理学体系把希波克拉底派的医生们与那些江湖郎中区别开来。因此他们的这种道德准则也似乎成为一种招牌。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这证明了这位医生和他的学派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江湖骗子的医术，后者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游荡，只管觊觎病人的钱财。在埃德尔斯泰因看来，这是“一种外部彰显的道德规范，而不是内在的意图”。

即便我们接受埃德尔斯泰因的理论，即其是为了追求声名和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但由此产生的副产品也不容小觑：科斯学派者的践行使得他们成为细致的观察者、疾病进程的记录者、敏锐的诊疗师以及精准的预言家。同时，出自务实角度的道德系统的建立也成为康复艺术的标志。德国历史学家马伽特·米切尔（Markwart Michler）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

这些都是有说服力的见解，也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希腊医学伦理学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必要性的基础上的这一事实，丝毫不会损害如下观点：崇高的道德原则同样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无论是关注治疗之道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还是那些涉及医生行为准则的著作，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正义感，一种责任感，一种贯穿始终的个人礼节。这些著作涉及所谓义务论的概念，即出于责任和义务行事，简单来说，就是做正确的事。这是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也正是这种道德法则贯穿于希波克拉底的哲学之中。

希波克拉底因此成为良医，更成为理想化的医生。在任何时代，他的行为准则都被视为道德医疗行为和思想纯粹性的最高表现。在西方社会，他被视为偶像。他让我们知道，治疗的艺术一方面等同于宗教，另一方面等同于人道主义——在他的《戒律》一章中我们读到，“存在人性之爱的地方，便会存在对于艺术的热爱”。

希波克拉底誓言最能彰显其伦理。从未听说过誓词的门外汉和早已忘记誓词的医生一致认为，只要我们能找回他们坚信的道德准则，现代医学的所有疾病都将得到纠正和治疗。尽管一些医学批评家对这份广受赞誉的誓言具体内容并不知晓，但他们仍然相信，这份崇高的誓言定是一份具有道德完备性的完美陈述。他们想要找到遗失的美好，他们渴望从未拥有之物；古代誓言的道德纯粹性，就像亚特兰蒂斯大陆一样，是失落的而不可挽回的。

然而，虽然我们可能在以有意赞美的眼光回顾历史，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用处，我们可以去反省，去重新审视这些单纯年代里更为纯粹的道德。追求一贯的道德风尚并非仅仅是为了超越普通人类行为所能追求的目标。希腊人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去达成他们的预期，正如同现代的我们。我甚至猜测，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与我们不相上下。

誓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承诺”（covenant），另一部分被称为“道德准则”（ethical code）。就像所有的古代著作一样，学者们已经就誓言各部分的起源、解释和意图展开了辩论，这场辩论仍在进行并有可能持续很久，直到人类文明的最后一位古典学者摆脱这个尘世的纠缠。一些人认为它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禁欲道德主义的产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甚微，甚至无从寻踪。另一种造成人们困惑的是誓言中所描绘的禁忌，例如禁止堕胎、不做结石手术、不行协助自杀之事，然而这些行为不仅常见于当时的医学实践，更是明确发现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参与过这类事件。此外，在外科手术领域，誓言与文集其他部分出现的某些段落相矛盾。在这类作品中，处理争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争议，我将试着用简单的策略来做到这一点，即从字面上理解文本。由于当下没有任何一个权威说法具有驳倒性的论据，下面的内容与其说是一个概括，不如说是我想要提出的一种观点。

誓言的第一部分涉及医学领域的基本准则。对于现代初入医学大门的学子们来说，最大的敬畏感莫过于在第一堂医学课上，他们的教授已经把他们当作同人来共享大量的知识，它们是技术性和科学性的，同时也是哲思的和主观的。誓词的开头一段是有关医生义务的陈述，即全体医者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种义务——分享知识，并把它教授给最有资质来传承的后代。从古至今，医学教学都被认为是医生的主要职责。

誓言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渗透在整个文集中的伦理准则的一种浓缩形式。虽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有几篇文章专门论述医生的行为规范（它们是《法律》、《论礼仪》、《医者》和《戒律》），但学生们被要求将希波克拉底誓言奉为全部信条进行宣誓，这些信条也在其他地方的文献资料中随处可见。这种宣誓仪式应当安排在医学教育的开始，还是在完成正式学业之时具有争议，但重要的是，除非医神阿波罗听到对他的宣誓与承诺，医学生是不被允许治疗病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誓言援引了医神阿波罗和埃斯库拉庇俄斯，但它并不是一种宗教性陈述；它是一份明确的信誉承诺书，而不是主教的案卷。尽管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包含了希腊宗教或神秘信仰的事物，但无论是誓言还是文集的其他地方，神都不会被援引为疾病病因学或治疗的代理人——科学与宗教的分离是彻底的。

--希波克拉底誓言--

誓言中禁止堕胎的说辞引起了许多学术上的猜测。众所周知，堕胎在希腊人中很普遍，事实上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在合适状态下堕胎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基于这种态度，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在怀孕多久后，堕胎这个过程能够不损害孕妇的安全，同时还能避免杀死一个已成人形的胎儿。

那些希望通过20世纪后期形成的哲学、科学或品德来解决这种永恒的道德困境的人，最好回顾一下古希腊的社会史，会发现这些争论似曾相识。亚里士多德赞成在动物生命开始之前堕胎，但即使是现代的新生儿学家也无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动物”这个词还是“生命”这个词。柏拉图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认为生命开始的时刻自分娩而起，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把它放在受孕的时刻。根据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所有的堕胎都应该被禁止，这也是在誓言中表达的教义。这种教义使希波克拉底学派在这些既成论断中成为少数者的声音。如果考虑到医者对于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的健康的普遍责任感，为什么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们会拒绝终止妊娠呢？

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治疗的指导原则——“首先不可以对病人造成伤害”。他们不是干涉主义者，而是自然意志的促成者。在那些消毒方法还没有被发明的日子里，堕胎肯定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并发症的发生，导致显著增高的死亡率。这种有可能造成伤害的措施并非希波克拉底的做法。因堕胎而死亡的妇女等同于被杀害，这样的结果不仅会在道德上受到谴责，也会毁掉希波克拉底的名誉，这是他们极为重视的。堕胎是冒险的一种形式，违背了他的道德原则和实用主义原则，这两者都是医学之父最为关心的问题。

很难理解为什么希波克拉底医学不能帮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再次强调，希腊社会的普遍态度还是宽容的；自杀，通常是服用毒药，是一个公认的解决痛苦的疾病和病痛所带来的绝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希波克拉底的医生要将自己与之划清界限呢？极有可能的是，答案又会在同样的两个基本原则中找到。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自杀意味着治疗的失败，而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自杀意味着蓄意破坏人类的生命。无论病人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绝望，这些都不被认为是恰当的行事依据。

这些论点同样适用于拒绝“结石手术”的禁令。后来的评论家们对于结石手术进行了一些可怕的描述——在遥远的时代，人们需要用残忍的方法，也就是从患者张开的双腿之间切开一个洞来提取膀胱结石，病人们尖叫着承受这一切；随后他们的痛苦减轻了，但仅仅是由于摄入了罂粟和曼德拉草。许多病人因此而死亡，有些死于术后，有些死于那些野蛮的外科手术中最痛苦的时刻，其他患者则留下永久性的引流瘘管，不断地漏出带有感染和恶臭的尿液。这些手术不属于希波克拉底医生的道德范畴。它们最好是经由“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来完成，即那些流动执业的医生，他们是从事这种必要的医疗伤害的专家。

希波克拉底学派的门徒在必要时刻会毫不犹豫地请求援助，不管是能够行结石手术这样的外科手术家，还是他们的医生同人。事实上，誓言所传达的医学专业的合作本质便是鼓励病例的咨询与兄弟般的磋商。引用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话来说：“当医生不确定一个病人的情况，同时因为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型感染而感到困扰时，他完全可以寻求其他医生的帮助性检查，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愧。”

这段誓言触及了其个人医疗道德理念的核心，即医生有义务不利用其职业赋予他们的特权地位。性约束和患者保密性的维护与治疗和教育的责任一样，是医生自实习开始便严格遵守的原则。一个关于行为举止的推论可以在《医者》一文中找到：

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化理论家告诉我们，宗教信仰的起源与图腾崇拜的实践是交织在一起的。根据这种构想，原始社会的成员会找到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来带领他们走出无知、奴役或恐惧的泥沼，部落的人们赋予这个领袖以“神王”之名。一旦他因此而被供奉或即位，一些部落的成员（通常是年轻人）会尽其所能摧毁他，从而接掌他的权力。当他们完成了这场残害，死去的领袖会被敬若神明。他的生活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部落内的圣典也被冠以他之名，关于他的记忆总是萦绕着不朽的光辉，他被视为部落价值观的象征而受到崇拜。图腾的传统可能会笼罩在传说中，原始族群中的普通人类不可成为其领导者，而是机缘巧合下的某个人物集神话于一身。摩西和耶稣的追随者，和荒野邪教的异教成员一样，弗洛伊德派的理论学者认为他们在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都经历过这些步骤。

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希波克拉底的方式，唯一缺少的是对领袖的杀害。希波克拉底是我们的医学图腾。而正如人们对其他宗教的创始人的观点那样，从现实角度来看，他是否真正存活于世上并没有什么差异；人们认为他所做之事和所写文集是否真的出自他本人，也无关紧要。我们崇拜的不是个体，而是他的遗产、品质以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哲学影响。因此，这是一个以“十诫”为道德准则的文化世界，也是一个以医学之父箴言为生活准则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