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说　淮蔡平后作

《连昌宫词》既不能作于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暮春，即不作于淮蔡用兵之时。元和纪年凡十五岁，宪宗暴崩于十五年正月庚子（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等），则仅十三年十四年暮春，与此诗之著作有关。复依前例条，辨之于下：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白氏长庆集》卷二六《三游洞序》云：

平淮西之明年（即元和十三年）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授虢州长史。又明年（即元和十四年）春祗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即三月十一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即三月十二日）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

又《白氏长庆集》卷一七载《七言十七韵诗赠微之·序》云：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三游洞序言，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微不同），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

据此，则微之虽于元和十三年冬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至十四年春，始下峡赴新任。则十三年暮春仍在山南西道管内，无由得至寿安，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元和十三年暮春之证也。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十四年，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

《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云：

末召拜膳部员外郎。

寅恪按：宪宗崩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微之于十四年已由虢州长史征还长安，为膳部员外郎，则《连昌宫词》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长史新任，便道经过寿安之时。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

河南道河南府寿安县，东北至府七十六里。

同书卷六云：

河南道虢州，东至东都四百五十里。

是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经东都。而东都与寿安，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经行，亦颇意中之事。北地通常桃花开放之时，约值旧历清明节时。唐孟棨《本事诗》崔护“人面桃花”之句，为世所习知，其所谓“去年今日”即清明日也。然考是年清明在三月三日（此系据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未知与当时实用之历如何？即使不同，要不过相差一二日，与本文论证之主旨无关也），微之发夷陵时，已为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据《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卷一三云：

夷陵郡南至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北至襄阳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书卷一七七《州郡典》卷七云：

襄阳郡去东京八百五十七里。

今复加计自东京至寿安七十六里，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纵唐代里度较今略短，又微之行程较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长安由长安至通州二役为迅速，然亦非四月初不能到寿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见连昌宫墙头千叶桃落红簌簌之状矣。且元和十四年二月宪宗平定淄青最为当时一大事，《通鉴》卷二四一《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条”（参阅《旧唐书》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等）云：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首酉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据此，微之即行色匆匆，所经过之大都邑如洛阳等，似不能不稍作淹留，与当地官吏及平生亲故相见，因从得知平齐消息。《连昌宫词》若适作于是年暮春，则虽不必如刘梦得《平齐行》（《刘梦得文集》卷一五）之夸大其事，亦不能仅叙至淮西平定而止，绝不道及淄青一字。于此转得一强有力之反证，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十四年暮春之证也。

总而言之，《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以相参校，仅有元和十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而元和十年微之所取之道，即韩退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道也。故不可能。元和十四年其所取之道，即杜子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道也，故似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又为不可能。二者既皆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据此可以断定也。

《连昌宫词》既为依题悬拟之作，然则作于何时何地乎？考《元氏长庆集》卷一二《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略云：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好去老通川（原注云：自谓）。

是微之在通州司马任内曾有机缘得见韩退之诗之证也。

又考《韩昌黎集》卷一〇《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七绝云：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此为退之和李正封之诗，李氏原作，今不可得见。退之作诗之时，为元和十二年冬淮西适平之后。颇疑李氏原诗或韩公和作，远道流传，至次年即十三年春间遂为微之所见，因依题悬拟，亦赋一篇。其时微之尚在通州司马任内，未出山南西道之境。观其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与退之绝句用意遣词尤相符会。否则微之既在通州司马任内，其居距连昌宫绝远，若非见他人作品，有所暗示，绝无无端忽以连昌宫为题，而赋此长诗之理也。据《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元稹河南人，元和元年四月除右拾遗。出为河南县尉。四年奉使东蜀，使还分务东台。

夫河南虽是郡望，但洛阳则为微之仕宦居游之地。元和五年未贬江陵以前，至少亦当一度经过寿安，连昌宫门内之竹，墙头之桃，俱所目见。故依题悬拟，亦能切合。李正封之作，其艺术高下未审如何。若微之此篇之波澜壮阔，绝非昌黎短句所可并论，又不待言也。至《唐诗纪事》卷六二郑嵎《津阳门诗》，虽亦托之旅邸主翁之口，为道承平故事，抒写今昔盛衰之感。然不过填砌旧闻，祝愿颐养而已。才劣而识陋，较之近人王湘绮之《圆明园词》，王观堂之《颐和园词》，或犹有所不逮。以文学意境衡之，诚无足取。其所以至今仍视为叙述明皇太真物语之巨制者，殆由诗中子注搜采故事颇备，可供参考之资耳。

综合此诗末章前后文意言之，“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二句为已然语气，而非希望语气。故“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二句，意谓今年不依往年之例，耕种宫前御道，以待天子临幸。“今年”为淮西始平，天下遂宁之年，文意甚明，是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洪氏作于元和十一、十二年间之说，即以依题悬拟言，犹有未谛也。

《连昌宫词》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语，与后来穆宗敬宗两朝之政治尤有关系，略征旧史述之于下。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参《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乙酉马总奏”条）云：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行之。而藩镇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庭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再失河朔，盖销兵之失也。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较妥。盖《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明言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弒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是潭峻归朝当在长庆以前也），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寻知制诰。由是极承恩顾。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弒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销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但《连昌宫词》末章之语，同于萧俛、段文昌“销兵”之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此则读是诗者，于知人论世之义，不可不留意及之也。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四十四　销兵数

若使逃不捕，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其数自销也。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己身之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又微之赋此诗述玄宗时事，托诸宫边野老之口，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之例，其有与史实不甚符合者，可置不论。然今日流传之本，亦有后人妄加注解者，则不得不亟为删订。如“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之句，今《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四此句下注云：

天宝十三年禄山破洛阳。

寅恪按：《旧唐书》卷九、《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七同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洛阳，“十月”自是微之误记，至“十三年”之误，更不待言也（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新题乐府·立部伎》亦有“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污”之句）。其最可异者，莫如“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之句下注云：

肃代德顺宪穆

六字。据诗中文义，谓“今皇”平吴蜀，取淮西（《连昌宫词》此数句，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二一代严绶《谕淮西书》参证），则“今皇”自是指宪宗而言，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何能预计穆宗或加数玄宗而成“六皇帝”？尝遍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可知此误字相传已久。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讹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如《元氏长庆集》卷五二《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所云：

五纪四宗，容受隐忍。

其“四宗”自指肃代德顺四宗而言，所言既无讹舛，以彼例此，则应亦不致误述也。或者此诗经崔潭峻之手进御于穆宗，阉椓小人，未尝学问，习闻当日“销兵”之说，图复先朝巡幸之典，殊有契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句，遂断章取义，不顾前后文意，改“五”为“六”，借以兼指穆宗欤？此言出于臆测，别无典据，姑备一说于此，以待他日之推证可也。然其后敬宗欲幸东都，殆亦受宦官之诱惑者，经群臣极谏，并畏藩镇称兵，不得已中止。其事本末见《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兹移录《通鉴》原文及胡三省注于下，似亦与“望幸”句意关涉，读此诗者可并取以参证焉。

《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宝历二年”条云：

上（敬宗）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胡注：自长安历华陕至洛，沿道皆有行宫。如寿安之连昌宫是也），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陀。陛下傥欲巡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言不当往。如卿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胡注：史言修东都之役，非以群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耳）。

复有传本讹写应即校改者，如“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之句，《唐诗纪事》本（卷二七）作“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案《唐六典》卷七云：

兴庆宫在皇城之东南，东距外郭城东垣（原注云：即今上龙潜旧宅也。开元初以为离宫。至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潜通焉）。宫之南曰通阳门，通阳之西曰花萼楼（原注云：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云：

北面一门曰玄武门（原注云：德宗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卫，谓之北衙）。

据此，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之西南隅，则花萼楼准诸地望，绝无在玄武楼前之理。昔人讥白香山《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为误，以峨眉山在唐代嘉州境内，明皇由长安至成都不经过其下也（见《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及《诗人玉屑》卷一一）。殊不知微之使东川，作《好时节》绝句（《元氏长庆集》卷一七），亦有“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之语（并见《长恨歌》章）。此皆诗人泛用典故率意牵附之病，不足深责。独此诗说长安今昔之变迁，托诸往来年少之口，乃写实之词，与泛用典故者不同。其于城坊宫苑之方位，岂能颠倒错乱至此。若斯之类，自属后人传写之误。况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为帝王友爱之美谈。玄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神策宿卫之禁域。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所以得称“元才子”而无愧者耶？又《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载贾纬之语，谓“自唐高祖至代宗，纪传已具”。则今《旧唐书·玄宗纪》实本之旧文，夫君举必书，巡幸陪都之大典，绝无漏载之理。考《旧唐书》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丁丑自东都还西京之后（《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四俱作“丁卯”。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作“丁丑”。当依张宗泰校记改为丁卯），遂未重到洛阳。是后率以冬季十月或十一月幸华清宫，从未东出崤函一步。故《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阅《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仓者皆留输本州。

《国史补·上》略云：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乃言，两京陛下东西宫也。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

虽册寿王妃杨氏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见《通鉴》卷二一四及《资治通鉴·考异》并《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全唐文》卷三八《册寿王杨妃文》），其时玄宗尚在东都，未还西京。然自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宫之后（详见《长恨歌》章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皆传会华清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下》云：“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同一例，恐读者或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之辨正如此。

至《元氏长庆集》卷一七《灯影七绝》云：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

则亦微之依据世俗传说，姑妄听之，姑妄言之。既有“见说”之语，则更不足辨。而《全唐诗》第一九函《张祜》卷二《连昌宫》七绝所谓“玄宗上马太真去”者，又在微之之后，尤可不论矣。又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之句，《容斋续笔》卷二“开元五王”条已言其非事实，故兹不再辨。唯洪氏以“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则殊疏舛，殆误会《通鉴》书法所致。寅恪别于《长恨歌》章详论之矣。

更有可论者，诗云：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寅恪按：《通鉴》卷二一八《唐纪》卷三四“至德元载六月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条《资治通鉴·考异》略云：

新传又云禄山至，怒，大索三日。按旧传通儒为西京留守编检诸书，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新传误也。

是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连昌宫为长安洛阳间之行宫，禄山既自反后未尝至长安，则当无缘经过连昌宫前之御路，故此事与杨贵妃之曾在连昌宫之端正楼上梳洗者，同出于假想虚构。宋子京为史学名家，尚有此失，特附论及之，庶读此诗者不至沿袭宋氏之误也。

此诗复有唐代当时术语须略加诠释者，如“贺老琵琶定场屋”之定，及《乐府杂录》叙贞元时长安东西两市互斗声乐事中，“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之定，其义为“压”及“压场”之意也。又如“蛇出燕巢盘斗拱”之“斗拱”，即近日营造学者所盛称之“斗拱”。斗字义不可通，盖古代工匠用以代斗字之简写，殊非本字，然今知此者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