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诸生

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亦无有百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于学术有所创，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吾且略举事例。远者姑置勿论，前清考据之风盛，则聪明才俊之士，群附汉学之帜，而宋明义理之学则鄙弃不遗余力。民国洪宪之变以后，时而文学特盛，则青年非为新文学家不足自慰。时而哲学特盛，则又非哲学不足自宠。时而科学化之呼声过高，则青年考大学者，必以投理工弃文哲为其重实学去浮虚之最高表示。实则文学、哲学、科学，都是天地间不可缺的学问，都是人生所必需的学问。这些学问，价值同等，无贵无贱。我若自信天才与兴趣宜于文学，则虽举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面之乐不以易也。乃至自信我之天才与兴趣宜于哲学或科学，则虽举世所不尚，吾孤往而深入焉，南面之乐无以易也。如此，则于其所学必专精而有神奇出焉。试问今之学子，其习业果非逐臭而出于真正自择者有几乎？又试就哲学言，西洋诸名家思想经绍介入中国者，如斯宾塞，如穆勒，如赫胥黎，如达尔文，如叔本华，如尼采，如柏格森，如杜威，如罗素，以及其他都有译述，不为不多，然诸家底思想不独在中国无丝毫影响，且发生许多驳杂、混乱、肤浅种种毛病，不可抓疏。此何以故？则因诸家之学，虽经译述其鳞爪，或且移陈其大旨，然当其初入，如由一二有力者倡之，则大家以逐臭之态度而趋附。曾未几时，倡者已冷淡，而逐者更不知有此事。夫名家显学既成为一派思潮，则同情其主张而移译之者，必有继续深研之努力，方得根据其思想而发挥光大，成为己物。今倡之者既出于率尔吹嘘，逐之者更由莫名其妙之随声附和。若此，则诸哲学家之精神如何得入中国耶？夫学者之于理道也，不恬淡，则胸怀不得冲旷而与理道绝缘矣；不寂寞，则神智不得无扰而与理道绝缘矣；不专一，则思虑不得深沉而与理道绝缘矣；不恒久，则考索不得周遍而与理道绝缘矣。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智，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