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张北海

（约1943年7月9日）

北海：

九日与艮庸信，顷阅悉。讲学事，你与鹤亭先生意思固好，但吾之本意殊不愿张大其事。以目前生活情形论，吾决不欲谋经济之助，亦可简单过去。吾因你与鹤亭前次上山，有得暇来山讲习之意。后赴碚，席上遇郑、敖两同学，恰恰是主编著经、史。吾以此等责任重大，故欲其不以吾之寡陋而得过从。郑君治史，以文化为主是也，然文化极不易言。中国文化非究心义理，即不得文化之根源与精髓。此吾欲郑君过从者也。考据之风盛，而经旨日益晦塞，吾故欲敖君不我弃。

吾于经、史实亦说不上有何渊博工夫。平生为学，好为遐思与超悟。林宰平先生常谓吾见大与见深之本领，确有特别。吾自信超悟独得处，于前贤或不多让；而博文工夫，却多所未尽。少壮厄于奇穷，中年以来覃思于哲理。此中奇难处，实非外人所可想像。在此方面吾于华梵，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矣。然《量论》未成，确是憾事。明正[月]吾遂六十。自觉从五十八岁起，精力一年差一年。记忆差，精力易散而难聚，思想迟（纯）[钝]，下笔难畅所言。吾因欲将《量论》写点意思出，便不敢耗散精力，故大作讲演，吾决不能。吾夙有遗髓病，神经衰故。说话多即发。艮庸深知。吾在北大将廿年，只每星期二小时，以此故也。思想之苦，即伤肾气。说话耗气，不可不戒也。吾本性好谈，然只可偶一为之。谈了之后，夜必吃药或肉汤，否则不得了也。吾若不想为《量论》，则可重玩六经，写一点讲稿。但今不能。《量论》不作，终不甘心。人生到六十，精神真不堪用。你们他日自知之，此时决不能信，只在外面看吾是好人而已。吾只欲你们少数人不时随便谈谈，讲学之举，千万罢论。若爱惜我，须为精力计也。

七月九日

鹤亭先生及郑、敖两同学均一看。急中写此，交艮庸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