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药理研究工作(成人)在欧美国家的50年代已引起重视，尤其当60年代“反应停事件”后，70年代加强了新药人体试验。8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倡导和支持下，在各国临床药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正式建立临床药理学科。在国际药理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ology，IUPHAR)中成立临床药理分会，每3年召开1次国际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会议;大大促进了全球临床药理学的发展和相关学科的发展。我国临床药理学也发展得很快很好，1980年原卫生部在北京医学院建立了第一个实体和学术结构——临床药理研究所; 1985年创立《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1986年出版了《临床药理学》，现为2007年第3版。目前国内已有众多的全国性及地方性的临床药理研究所(室)、临床药理基地、教学科研机构和临床药理培训中心等。全国已有数千名成人临床药理专业人员，形成了一支正规活跃的临床药理专业队伍，在国内外横向纵向的学术交流和咨询中，在敦促药品研制部门的新药开发和新药临床评价中，在加强药政部门的药品管理中，在唤起医师重视合理用药、教学和人才培养、提高医疗水平的临床实践中，都起了重要的先锋骨干作用。目前，全国各医学院校已开始设置了临床药理课程，临床药理专业已具相当规模，并在中国主办了第15届国际药理大会(IUPHAR)(2006，北京)。我国成人临床药理学的开创与发展，他们的宝贵经验和策略为我们儿科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借鉴，我们要虚心向成人临床药理的前辈和同道们学习，相互交流和合作，共同促进我国儿科临床药理学的快速发展。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儿科新药临床试验:2003年我国新法律法规(GCP 2003)鼓励儿科新药临床试验，至2010年年底我国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已有48个儿科专业(包括中西药)获得CFDA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一些儿童药物、新药、新剂型及off-label药物的临床试验将会相继开展。目前受临床试验困难等因素的影响，WHO的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的儿童临床试验仅有4%，患病儿童往往只能得到成人药物。北京儿童医院获2010年国家科技部“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儿童白血病的国际化新药临床评价迎接技术平台建设”基金，正在牵头建设一个儿童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综合管理平台，完善为标准化的跨地域、多中心、国家认可、国际接轨的儿童药物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将极大促进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大力发展。相信政府相应的政策权威，有了政策激励的药企的积极投入，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儿科新药临床试验将会发展，儿童新药和新剂型的研发将有一个飞跃，儿童off-label用药的解决大有希望，必将促进儿科临床药理学的大力发展。相信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儿科临床药理学这门崭新学科一定能够与国际接轨，并与时俱进。

我国儿科临床药理学组成立伊始，立即研讨组织建设、规章制度，制订近年规划和远期规划。在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领导下，学组自成立3年来开展了多种学术活动:主办第三、四届全国儿科临床药理学术会议，第五届全国儿科临床药理学术会议将于2014年9月重庆召开;主办第16届、17届、18届全国儿科大会儿科药理热点研讨会;担任第12届国际TDMCT大会儿科专场主席并大会发言;主办儿科临床药理继续教育项目——全国儿童新药临床试验培训班;与儿科临床药学组共同主办上海首届儿科临床药理学国际培训班;支持地方性儿科临床药理学习班2次;主编《儿科临床药理学》专著等;组织编写儿童TDM指南、口袋书和专著;组织儿科off-label用药全国多中心调研;开通学组网页平台宣传教育等，努力使之成为儿科医师和药师学术研讨的平台，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窗口，成为儿童安全合理用药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努力推动这门交叉学科的发展。

儿科临床药理学需要全球发展，我们要与国内同道—中国药学会儿科临床药学专业组、儿科其他相关专业组以及国外同道一起并肩战斗，与全社会一切致力于儿童安全合理用药的学术团体、社会力量一道，为我国儿童安全合理用药作出更多贡献。

儿科临床药理学科和儿科临床药理学组是两个相当重要而又易被忽视的新事物与新概念，刚刚被权威机构和社会认可;虽然有长足进展，但我们深知其任重道远。在这个医药结合的新领域，我们与先进国家在政策导向、资金投入、整体认知、医师参与、队伍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儿科医师严重缺乏，每千名儿童仅有0.23名医师(而在发达国家，每千名儿童拥有1.36名医师);可想而知，儿科临床药理医师就更加匮乏;政府药政管理部门对儿童用药问题急需立法，儿科药物临床试验和药物评价需要具体政策法规。新药临床试验的正确伦理观念还有待形成;药品研制生产企业对儿科药品市场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动力，还有待各界投入资金力量;药代/药效动力学研究方法(需要侵入性采血)还不易被广大患儿及其家长接受;全国有些地区还没有儿科临床药理骨干，有些地区儿科临床药理工作还没有开展，开展的还远没有形成规模; TDM应用临床多年，但全国范围仍参差不齐，亟待规范;孕妇和新生儿TDM非常重要，急待开展;广大医师和药师对该领域的认知度与参与度还不够，参加国内外会议的人数还少，儿科临床药理高水平论著尚少等。在此，我们必须看到差距才能更有方向和动力，同时必须肯定成绩以获得信心和定力，我们起步并不算晚，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也并非落伍;挑战与机遇共存，落实仍需我们共同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