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上等人和失败者
我们换一下口味，这次说一个话剧。
北京人艺一九八三年演出过一部话剧，《推销员之死》，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做导演，英若诚先生翻译了剧本并且担任主演。那是一九八三年，改革开放没多久。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看到这出戏，很可能是通过录像看的，当时没啥深刻的印象。四十岁以后，我在视频网站上找到当年演出的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悲凉。
早年间看这出戏，觉得主角威利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啊。楼上楼下的独立住宅，有个小院子，有冰箱、洗衣机、吸尘器，有汽车，威利出门挣钱，太太在家做家务，有两个儿子。这不就是“美国梦”吗？这简直就是无数人的梦：房子、车，安稳的家庭。然而，它摇摇欲坠。威利是个推销员，要经常出差去推销货物，他的收入基本上就靠佣金，卖出去多少东西，拿相应的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周能拿回家七十多块钱，可家里的冰箱是分期付款买的，坏掉一个零件要修；吸尘器是分期付款买的，每月要付钱；屋顶漏雨，修一次要二十多块钱；汽车修一下要三块钱。做家务的太太说，半个月有一百二十块就够了，他一定能做到。好，一个星期挣七十块，两个星期最多挣一百四十块，但两个星期的花销是一百二十块，这就是威利一家的收支状况。
这出戏一九八三年在北京上演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分期付款、贷款买房、保险的概念，现在我们对剧中所描述的生活熟悉了。房子是贷款买的，到威利死的时候，贷款才还清，夫人在他的葬礼上说，我们自由了，没有债务了。好，一辈子做房奴。冰箱、吸尘器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分期付款了，想买就买吧，但是每个月还是要还信用卡，维持日常开销，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养一辆车，维修、保养、加油都要用钱。两个儿子，要上学，要花钱。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面临的问题：房子、车、日常开销、教育支出，还有保险。所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维护一个家庭，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还有养老，威利六十出头，没有积蓄，手停嘴停，要向邻居借钱过日子。
威利需要什么呢？他想得到尊重，想维持自己的体面，他说自己人缘好，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到哪里人家都尊敬他。实际上，一个推销员很难受到尊重。他想在家里得到尊重，起码被孩子当成一个可靠的父亲，被老婆当成一个可靠的爱人，他的老婆的确处处维护他，不愿意伤害他一点点自尊。
他想被需要，他会吹嘘自己当年为公司打开市场，但他老了，被解雇了，资本家像吃橘子一样，剥开橘子就把橘子皮扔了。他还免不了跟邻居攀比（邻居是朱旭演的）：凭什么他就过得很舒服啊？凭什么他的儿子就上了大学学了法律，自己的儿子就一事无成呢？同一阶层的人，会在收入、住房方面做比较，也会暗暗比较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这就是所谓的同侪压力。让你痛苦的不是巴菲特比你多几十亿，让你痛苦的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比你多挣一万块。威利还有爱的需求，搞了一次小小的婚外恋。
威利相信什么呢？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出人头地：只要我努力，客户就会照顾我的生意，我就能维持家庭。他努力了一辈子，到六十岁，发现自己干不动了，但他相信，儿子聪明能干，儿子只要不犯懒，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是，他的小儿子只是一个小职员，看不出什么前途。他的大儿子在外打工，挣的是一个小时一块钱的最低工资，也三十多岁了，还找不到人生方向。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本来大儿子在学校里打橄榄球，是很厉害的角色，本来他有大好前途，怎么就不能发财致富呢？
大儿子比夫在剧中有一句台词：“我周围的人如此平庸，害得我不得不一次次降低自己的理想。”年轻人比较容易理解他的痛苦，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时时会空想，弄一个洛曼兄弟农场，或者弄一个洛曼兄弟体育公司去推销体育用品，他用这种空想来告慰自己，可是他真的把这个想法拿出去卖的时候，他发现资本家根本就不搭理他。儿子本来把父亲看成英雄，看成了不起的推销员，能带着他们周游美国，父亲本来寄希望于儿子，要他们出人头地，到最后，这种彼此的寄托都落空了。他们争吵，彼此看不顺眼，大儿子对着父亲说：“你看看我，我就是一个窝囊废，还有小偷小摸的坏毛病，干一个小时拿一块钱，你别指望我能发财了，我不是那块料。你也一样，是个失败者，你根本成不了气候，你只是一个拼死卖命的跑街的，到头来就是给人家扔进垃圾桶。这些话不是成心要气你，我就是这么个窝囊废。”大儿子打破了维持这个家庭运转下去的幻觉，让老威利承认：我们都是失败者，你是一个失败者，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不可能忽然走运。这段台词太扎心了。你在网上能找到一段视频，三分钟，是美国演员甜茶在一个电影里的戏中戏，就是表演大儿子比夫的这段台词，非常好看。
剧作家阿瑟·米勒如何总结威利的悲剧呢？他说：“我们把生存手段的竞争看作神圣的，老威利确实相信自己没有达到上等人为人类所规定的资格，那些上等人坐在办公室和高级公寓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从那些高耸入云的地方发出雷鸣般响亮的命令，叫他去获取成功。这个命令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在那些报纸成堆的地方回响着，但他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一股狂风的声音，对此没有人能够以同样的办法做出答复，所以只好直瞪瞪地盯着镜子映出的失败者的面容。”
这段话像台词一样漂亮，应该再念一遍。
是啊，我们要努力工作，要成功，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那些上等人告诉我们，要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周六天，这样的好工作是你的福气。我们要应对竞争就是要拼命，这是所谓时代的主旋律，你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窝囊废。老威利愿意拼命工作，但他到老才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给儿子留下点儿什么，如果儿子兜儿里装上两万美元，他就有本钱了，他就腰杆儿硬了。威利搞出一桩车祸，自己死掉，家里就能拿到两万块钱的保险金了。这是威利最后出卖的一样东西。他规划过自己的死，伪装车祸，或者用煤气灶，他老婆察觉出来，但没法跟他讨论这个事，老婆没办法问他：你为什么想死呢？这是生命浓重的倦意。威利开车七百公里去卖货，他那些老主顾都退休，都死了，没人把他当回事了，他什么都卖不出去，再开七百公里回来，路上会走神，他觉得累了。老婆该怎么鼓励他呢？给他准备奶酪，假装一切正常，假装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不敢触动最核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这出戏，对分期付款、保险、房贷车贷都很了解了，我们会同情威利这个失败者。舞台上就是一个家，外面是广阔的世界，你要去推销货品，推销自己的想法，去放牛喂马、坐办公室，去打工。这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不会失败，相信孩子能获得好的教育机会，相信孩子能有出息，我们一定要在生存竞争中避免成为失败者。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笑话：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熊，一人连忙换上跑鞋，另一个人说，怎么你还能跑过熊？那人回答说，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笑话并不可笑，却记住了很多年。后来看到诸多豺狼虎豹，大家看法和态度不一，但隐隐都有一句：我能跑过你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推销员之死》最早上演是在一九四九年，阿瑟·米勒说他第一次看排练，看到这出戏演出，是这么说的：“我感觉到，我们一定是一个极其孤独的民族，被巨大的自我满足的矫饰分割开来，被碾压得如此精细，以至于我们不再触动别人了，我们正独自地企图拯救自己，这是不道德的，这是我们之中的腐蚀剂。”
阿瑟·米勒写过不少穷人的戏，意大利来美国的移民，纽约一个车行里的伙计，等等。《推销员之死》还算是中产阶级的戏，毕竟威利有一处房子。美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住在汽车旅馆里，住在拖车里。前几年，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去餐厅打工，去沃尔玛超市打工，去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她要试试低薪生活是什么样的。她说，她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三大靠山，有房子、有存款、有保险，她这就跟钻进一个兔子洞似的，看看穷人生活什么样，然后安全返回。这样干了一年，她写了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写低薪劳动是多么艰难。她有一个发现是，贫穷看不见了，人们对贫穷和穷人的议题采取了一种“共谋的沉默”的态度。她打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电视，忽然想到，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每个人每小时都能赚十五美元以上的世界，电视里都是时装设计师、老师、律师的故事，穷人已经从日常娱乐中消失。是不是这样？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阿瑟·米勒、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这几个美国大剧作家，原来都没少写穷人，可现在我们看美剧，很少看到以穷人为主角的戏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没有答案。
可能我们喜欢娱乐，不太喜欢负面情绪。我们不喜欢看到穷人和失败者，我们非常怕穷，非常怕失败。我们企图独自地拯救自己，但外部大环境就是这样，资源有限，人人自私，我们都要努力，有一点儿负面情绪都害怕，因为负面情绪不利于竞争啊，我们必须冷酷。如果我们有同情心，感到孤独，觉得累或者疲倦，那不利于竞争，也许是这样。
你最近读过的哪本书，是以失败者或穷人为主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