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与陈独秀的人际关系
林家有
孙中山与陈独秀，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一个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从政治上看，孙中山与陈独秀都算是知名的政治人物。从人际关系看，他俩虽一度共同建立国共第一次合作，然而由于他俩的政治立场、思想和品德的不同，以及对事业的追求和理想的差异，他们俩人的结局也完全不一样。
关于孙中山与陈独秀之间的人际关系，从前研究者不多，将他俩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念、品格的不同做比较研究，说明他俩的不同人生结局，对于学术和今人做事、做人，以及对理想、信念的态度和使命的担当都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陈独秀1878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孙中山比陈独秀大12岁。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10岁时才入村塾读书，课余还跟随家人参加各种劳动。陈独秀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习儒业十二世”，号称“义门陈氏”，当时人称陈独秀家庭为“安庆望族”(1)。陈独秀6岁就随祖父陈章旭读书。陈氏家谱称陈独秀祖父“精明强干，迥不犹人；上恢光绪，下启后昆。”由于陈独秀的祖父思想守旧，脾气古怪，对幼年时的陈独秀颇有影响，但他祖父对陈独秀要求严格，并寄予很大期望，希望他成才，出人头地。
青年时的陈独秀曾在乡下参加科举县考，成为青年秀才，也曾到南京参加举人考试。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则放弃科举升迁，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但他只待半年即回国，表明此时的陈独秀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一个专一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回国后即与安庆武备学堂的柏文蔚，安徽大学堂的郑赞丞、葛渭仲、何春台等人组织“青春励志学社”，进行反清活动，被清政府追捕。1902年秋天，陈独秀又重返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复学。陈独秀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中国留日学生二十多人在日本组织“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青年会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陈独秀是该团体的成员，陈独秀也自然成为反清份子。1903年4月，陈独秀在日本参加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声援国内学生反对俄国强占我国东北的斗争，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将陈独秀遣返回国。陈独秀回安庆继续从事反清活动，并在报刊发表反清和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文章。1904年11月，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将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陈独秀也加入光复会成为反清的激进分子。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他指派吴旸谷回安徽组织同盟会安徽分会。是年冬，吴回南京与岳王会领导人柏文蔚、倪映典、胡淮栋等召开会议，介绍他们加入了同盟会，但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也加入同盟会。1906年夏，陈独秀又去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英语，他同章士钊、苏曼殊同住日本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2)。至今未见陈独秀与同住日本东京的孙中山、黄兴有何来往。这些都说明当时陈独秀政治未定型，思想不成熟，行动也常游移不定。孙中山对陈独秀也不以为然，更没有材料证明孙中山对陈独秀的关注。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也没有特别的重视。据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陈独秀1910年至1942年与别人的来往书信353篇(3)，没有一篇是陈独秀给孙中山的信函，也没有发现从1910年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15年间，孙中山有给陈独秀的来往函电。可见，从私人关系看，孙中山与陈独秀没有太多的交往。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送医院二天后，因伤势过重逝世。3月23日，孙中山离日本长崎回国，3月27日孙中山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会，孙中山指出：袁世凯排除异己，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4)。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奉命出任皖督讨袁，陈独秀也追随柏文蔚任都督府秘书长。不久，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8月，陈独秀到芜湖，和师长袁永生在一起，指责当地驻军龚振鹏按兵不动，结果遭龚逮捕，龚起草出布告要枪决陈独秀，后经当地知名人士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等人极力营救，柏文蔚也亲临芜湖活动，陈独秀才得幸免。此后，陈独秀潜往上海(5)。可见，陈独秀不仅支持和参与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还差点奉献了生命。然而，陈独秀毕竟不是孙中山的坚定的革命追随者，1914年初，陈独秀又出国到了日本，在江户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成立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就任总理。孙中山在成立大会上演说，指出：“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于日本，但思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他希望“吾等同志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国为民谋取福利”(6)。但当时在日本的陈独秀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而与黄兴、章士钊等人在日本组织“欧事研究会”，与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提出救国之道应是“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干，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7)。此时陈独秀对国情的看法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主旨不同，他不强调讨袁，他的重点主张是在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待将来实现救国救亡的目的。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文中，他又说：“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8)陈独秀是说，今之亡国者是强敌，是独夫，欲徒根本救亡不能只靠几个英勇献身的烈士，是需要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培养公德和私德心。他强调说：“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上，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为国捐躯之烈士，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崇拜，但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9)。陈独秀强调，救亡之根本在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在战争，而在为国家增实力，在国民民德、民智、民力的提高，尤其是要提高青年的爱国心和觉悟，才是治本的爱国主义。这明显地是对孙中山当时发动讨袁战争的一种蔑视与冷淡反应。
1915年夏，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帮助汪孟邹把《中国白话报》改刊为《通俗杂志》。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为《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青年杂志社告》，指出“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求志以平易之文，说高深之理”。在《答王庸工》的信中，陈独秀批判了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并宣称本志的职责，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0)。
1916年1月，袁世凯公开称帝，复辟君主制度。孙中山正忙于发动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各地讨袁护国。各省讨袁，纷纷宣布独立。5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强调“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此次讨袁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1)。
上述可见，陈独秀有反清的思想和行动，但他不参加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反清政治团体，陈独秀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也不言可否，但对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则有不满和批评。陈独秀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不批判旧的传统儒家文化，不打倒孔家店及其愚弄国人的孔教偶像，国家由谁领导都不会好。所以，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他企图通过传播世界的新思想，启导青年觉醒，用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创建一个青春的中国，中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陈独秀与孙中山对当时国情的看法不一，基本上是各说各的话，各做各的事。他们没有合力救国的主张，也没有共同斗争的行动。陈独秀的文斗弥补了辛亥革命的不足，但它战胜不了武人干政的实力。孙中山的武斗，因为缺乏一支忠于民国的党军，虽然利用南方军阀武力集团的势力去反对北洋系统的武力，但因地方军阀势力各自谋其利，形成不了团结斗争的态势，护国、护法斗争也是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有独特的个性，孙中山听不进陈独秀关于当时形势的各种议论，更不会听陈独秀的劝告重新反省以往的救国斗争，寻求新的救国道路。陈独秀则有文化人的痴狂，他不仅能说会写，也敢于得罪人，所以他瞧不起孙中山，更不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超前性和启导性。所以，陈独秀属于独往独行的文化狂人。就孙中山与陈独秀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去诠释，他俩都具有探索救国救民的勇气，但两人的关系则属于一般。孙中山与陈独秀各说各的话，各走各的路，但结果都不理想。陈独秀指责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12)这种骂人的话出自陈独秀的口，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文化人，也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对于陈独秀这一批文化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也装着不知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发出的惊人议论，孙中山也视而不见，从未有何反应。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二）
1917年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经沈尹默、汤尔和等人介绍，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给当时教育部的呈文中，称赞陈独秀“品学兼优，堪称斯位”。1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正式就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来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家中(13)。这样，陈独秀便与李大钊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陈独秀给胡适去函，请他回国到北京大学兼任哲学或文学教授，并请他为《新青年》杂志投稿。4月9日，胡适在美国纽约给陈独秀回信，但这封信只见讨论文学改良（也称文学革命）的问题，对于陈独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不置可否，但9月10日，胡适终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掀起批判儒家的“三纲”及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将孔教列为国教，提倡改造国民性，提倡文学革命将古时的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终于进入高潮。然而，这场所谓的文化运动没有领导者，也没有什么政治团体在指挥，它纯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掀起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主张世界主义，呼唤青春中国之诞生。这场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影响相当重大，但也因此带动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为维护国粹和全盘西化文化走向的争论，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发展，文人学者在争论，一般国民则满头雾水，不知所云。国民在文化的前路踌躇，则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建设，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由于孙中山与陈独秀等人的立场不同，救国的行动也不一。孙中山对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既不批评也不指责，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坚持既定方针，发动武装斗争，维护共和以及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则反对孙中山的武装护法，他坚持批判旧传统，讨伐旧制度，审视旧社会，批判旧道德和国民性，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再造中国的社会(14)。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欧阳哲生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点：一、塑造“新青年”人格，明确将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指向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与青年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二、反对康有为将孔教定为国教，并编入宪法的建议，认定孔教不适宜现代生活，孔教与宪法精神不符，将孔教排除在现代公共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之外。三、倡导树立革命的思想，在道德、文学、政治各个领域开展革命，推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四、有意识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法、俄型的革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道路(15)。丁守和先生在《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书中说，新文化运动是新的启蒙运动，它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确立的共和国，以民主、国民、共和、自由命名的政党相继成立，以“民权”、“民视”、“民声”为名的报刊纷纷涌现，总统、国会、议员也相继产生。但袁世凯掌控民国政权后，所谓“宪法”、“国会”、“政党”、“内阁”，不过是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袁世凯公然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取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恢复学校“祀孔读经”，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的逆说。所有这些，都是企图消除辛亥革命的影响(16)。可见，民初中国的乱象，不是辛亥革命的结果，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官僚和政客等野心家为了自己的权益，消除辛亥革命的影响所实行的各种错误政策和反对民主的行动造成的。所以，陈独秀等文化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护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都是反对封建复辟、维护共和民主的爱国运动。它的重要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不仅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的未来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建设，清除军阀、官僚、政客只为争取私利的内斗，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团结起来为建造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中国才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很可惜的是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护国、护法运动，不能相互支持，未能形成文武两条战线的合力革命，所以，文人斗不过武人，武斗又缺乏文化运动的支持，武斗只是革命党人利用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的斗争，只有革命党人和南北军阀在斗，没有人民参与，结果都不成功。孙中山后来虽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大小野心家，但一时又无法找到新的依靠，只能坐下来，著书立说，寄希望于青年传承他的建国理想和精神。而陈独秀也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太过，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士大夫和文化人，加上他口不遮掩，清高的文化人也不买他的账，尽管陈独秀说得很多，但真正听他说教的人也不多。
1917年7月，孙中山鉴于护法运动难以立足上海，与章炳麟、唐绍仪、程璧光及海陆各军军官在他的上海寓所会商，决定赴广州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进行护法运动，讨伐叛逆。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开展第一次护法运动。由于西南军阀各自为私，抢夺和架空孙中山的权力，致使第一次护法运动无法进行，孙中山只好离穗重返上海，完成编著《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种著作汇编而成，原书还计划将《国家建设》编入，但因故未能写就，故《国家建设》没有收入《建国方略》一书。孙中山编汇《建国方略》一书的目的，是将他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作为文化精神遗产留给国人，期盼后人完成他建设中国的伟大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和文明、进步、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建国方略》由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10月出中文版。1922年春，民智书局又出版了孙中山的校勘本，广为扩散。与此同时，陈独秀也把几年来所写的几十篇文章编成《独秀文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2年8月出版。陈独秀在“自序”中说：“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独秀文存》原版为三卷，分四册出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再版时，改为三卷合订本，60万字，比孙中山不足30万字的《建国方略》，刚好两倍以上篇幅。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是同时出版的两部书。《建国方略》是为了国家建设提出的设想和计划，以及总结孙爱国、革命和建设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国人“有志者事竟成”。在书中孙中山就事论事，没有指责别人，也没有批评别人的不是，只是就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对建设国家的理想、信念、实践方法，以及在建设国家过程中应该重视的问题，做了论述和总结。这填补了近代以来爱国知识分子没有编撰建设国家著作的空白。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是一部具有创新性、启导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而《独秀文存》，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说，没有系统性，只是就当时自己对社会存在的各种所谓问题，把自己心里要说的话通过自己的手和笔“痛痛快快”地写了出来。文如其人，《独秀文存》的文章对民初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发表各种不同论旨，批评、指责别人的文字占大部分，而应如何建设国家的意见则比较少。
综观孙中山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所关注的问题，孙中山的重点是希望通过《建国方略》一书的出版，激励国人按他的设想进行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他明知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宏伟建设国家的蓝图，但他留下他的思想、主张和建设的方案、方法，鼓励国民下定决心为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努力奋斗。
反观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正如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文中所说：谈政治的人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一种是修学的青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的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因此，“第一当排除武力政治”，“第二当抛弃从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总之，“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告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否则无论是北洋武人执政，或西南武人执政，终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所以，陈独秀强调“我始终主张北洋、国民党、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组织政府内阁(17)。这是陈独秀1918年7月写的文章，表明他不赞成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联合西南各派武力集团反对北洋派武力，捍卫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订的“临时约法”和政治制度。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是南北武力集团、国民党、进步党各党派联合执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陈独秀的主张有点想当然，所以没有得到哪党哪派和南北武力集团的呼应，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黎氏反对孙中山邀请他到广州共建民国新政府的主张，他继续推行袁世凯与孙中山斗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坚持捍卫共和、维护约法，打倒南北大小野心家，重新建立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统一中国，便有了合理性。1919年4月，陈独秀在一篇一百多字的小文中，指出广州的护法议员是“套狗索”，是“为了每月三百大洋，居然摇尾伸头套了非法内阁的‘套狗索’。这种轻骨头，比三钱灯草灰还轻”。陈独秀骂这些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护法是拿人民的血汗钱，被人利用过来做这项不经济的行为，是比漆比墨还黑的“黑骨头”(18)。对于孙中山和广州新国会议员的裁兵废督主张，陈独秀也发了一通批评议论，说广州新国会议员的所谓裁兵废督，也只不过是空言的议案，“实际上都不是他们能解决得了的”，“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19)。
关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陈独秀说：文化运动就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类事，而社会问题则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类事，两类事是不同的，可是又有人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甚至有人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么文化运动“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20)陈独秀是说，自1915年以来，“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毛”(21)。这倒是直话直说。细看1915年以来，陈独秀等人的所谓文化运动，除了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一些批判儒学、孔教、孔学和旧道德的文章，论述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在政治上极力批判无政府主义、武化主义之外，他们的文化运动没有触及社会和国家建设、国民的生计等重大问题。
孙中山不仅是在进行所谓的“武化运动”，也讲文化问题，而且将文化的建设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设融汇进来。孙中山说，讲文化问题首先要将中国当今文化与外国的文化区分开来，不能一概否定一种文化，或一概肯定一种文化，凡是文化都有好的和不好的，将好的优秀的文化吸收和融汇，创建中华的新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他说，我们不能一味学欧洲的文化，盲目地鼓吹“全盘西化”，让中国人失去文化的自信，否定我国五千多年创造的优秀文明。如果一班文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将中华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则造成中国“百事不如人”，如果这样中国人就失去民族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孙中山强调，欧洲近百年的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是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洋炮，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利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22)孙中山说，欧洲的文化实质是“霸道的文化”，我们亚洲有一种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这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23)。但是，仁义道德的文化，中国人至今都不是常讲的。所谓仁义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4)。而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对孙中山关于仁义道德的看法，发表不同的看法。陈独秀指出，有人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的好”，道德问题不只限于西洋、东洋，它是一种普通的现象，“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批评所谓物质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25)。
孙中山与陈独秀文化思想的异同，早在1992年，我就发表过文章，通过对孙中山与陈独秀文化思想的探讨，找出他们之间思想的歧异，从而就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26)。孙中山对陈独秀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文化观抱持容忍和宽宏的正确态度。可是，当时陈独秀毕竟年轻，他对孙中山不尊敬，而且在文字上不指名地批评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以及对孙中山关于道德问题的看法有较多的批评。当时孙中山与陈独秀同住在上海和广州，但他们也不往来，这也是陈独秀作为一个清高的不同政见人士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采取小视或忽视别人的举动。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也受到革命党人和南北武人的蔑视，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和藐视陈独秀。
（三）
1919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的分赃和会1月1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二是苏俄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组建；三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罢课，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和约上签字。孙中山也拒绝广州军政府指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拒绝国会议员焦易堂等邀请他担任在广州发起成立“世界和平共进会”的理事长。
“五四运动”是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民的觉醒，以及民族意识增强而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不仅区分了中国的新旧民主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未来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开启了一条团结奋斗的新道路。“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在上海。5月6日，他指示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要大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该报便及时报道了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爱国反帝的情况。邵力子还及时向孙中山报告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示威游行学生的情况。孙中山号召上海要立即组织发动复旦大学等校的学生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随后上海也掀起学生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镇压游行示威学生运动的高潮。5月26日，孙中山约请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归国华侨学生何葆仁到上海西藏路老金龙茶馆会面。孙中山赞扬上海学生的爱国反帝行动，他说：“爱国运动”很好，并建议他们要组织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统一组织下到上海附近的城镇、乡村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唤起民众一致行动。6月2日，孙中山再次约何葆仁、朱仲华到莫利爱路他的住所会面。当时上海租界不允许学生游行，孙中山便聘请几位英籍和法籍的律师，准备为上海学生进入租界游行示威如若被捕进行辩护。当时上海学生几次冲击租界，都同孙中山的极力支持分不开(27)。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应邀为学生联合会演讲，鼓励学生发动上海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响应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6月中旬，有人听说陈独秀在北京被捕，请孙中山发电营救，但孙中山婉拒，可见孙中山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没有跟陈独秀有直接联系。8月上旬，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去上海与孙中山谈陈独秀、胡适被捕一事。其实胡适并没有被捕，所谓胡适被捕只是误传，孙中山对许世英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孙中山这番话，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就听到陈独秀出狱的消息。陈独秀6月11日被捕，8月底保释出狱，当时很多人都“很赞成，孙先生的话谈得好”(28)。这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第一次谈到陈独秀。但孙中山也说，他与陈独秀从未见过面。
1919年9月9日，孙中山复电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表示在此之前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已由福建返广东。8月12日，粤军开始返粤。10月28日粤军已赶跑桂系军阀克复广州。11月1日，陈炯明抵达广州。有人说，11月1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联合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29)。但至今我们不仅没有发现孙中山与陈炯明邀请陈独秀的文献，就连陈炯明的邀请函也没有发现。当时孙中山还在上海，而孙中山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是在11月10日，陈炯明未任广东省长前也无权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如果是真实的，时间也应在11月10日以后，不可能在此之前。
据记载，12月16日，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表示同意，陈独秀遂由上海动身去广州(30)。陈独秀到广州之前的11月28日，孙中山也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说此次军府回粤，他坚决辞退广州军政府总裁一职，并声明军政府从8月7日以后发出的文电署有孙文名者，“概不负责任”(31)。10月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行的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中国国家腐败到这点，是不是革命的罪恶？不是的。”他指出改革中国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清廷退位后，革命党人“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32)。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改变1912年国民党只为民生主义奋斗的宗旨，改变国民党只作为参政党不革命的弊端。11月18日，孙中山又指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南北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号召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中国”，(33)中国的政局纷乱的现象才能解决。
由上述可见，在“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重新革命，以革命的武力打倒反革命的武力，维护和共，建设中国的初心。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请求，偕伍廷芳、唐绍仪等离上海经香港，28日重返广州重组中华民国陆海军军政府。在当晚广东省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他指出：“吾国必须统一，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34)在军政府1921年元旦庆祝大会上演说，又称“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35)。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职，随即下令讨伐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并准备集聚粤、滇、黔、赣各路地方各军北伐，统一中国。
此时，陈独秀则在广州到处演讲，首要内容是讲要改革旧的教育，确立新的教育，建设法治社会，不要专门再造成个人的伟大。此外是讲关于社会主义，强调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和生产过剩，他说：“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36)陈独秀还在《广东群报》、《新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鼓吹新文化和民众运动，建立政治大团体代替一个个小团体，提倡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发动工农大众，开创中国未来的新局面。
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是思想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之一，但孙中山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了解较多，对英、法、德、美、日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利弊都有研究，而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多，研究也远不如李大钊和杨匏安，他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知之甚少，所以对于政治智慧和管理国家和人民的政策与办法，孙中山比陈独秀都要强得多。陈独秀本是文化人，但当他由热心文化教育转向热心政治，虽是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但他在广州对于教育并不感兴趣，他除了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共产党小组之外，对于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则不闻不问。由于孙中山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不同，两人的关系也貌合神离。孙中山、陈独秀都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各行其是，谁对谁都不妥协，尤其是当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遭陈炯明反对出兵和提供粮饷时，陈独秀则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陈独秀是陈炯明作为广东省长管治下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不听陈炯明的指挥不行，不听中华民国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指挥也不行。
陈独秀利用其在广东主持教育工作的机遇，在广州开展的政治活动，也遭到各界人士的攻击，一批旅居上海的广东守旧人士，以“广肇公所”名义，发出通电指示“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要求广东政府把陈独秀驱逐出粤。陈独秀便以治胃病为名，请假回上海做组建共产党的工作。1921年10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广东省长陈炯明是野心家，他想以广东作为发迹的基地，发展自己的派系势力，当南粤王。他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更反对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并提倡“联省自治”，扩大他的势力与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抗衡。面对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陈独秀很为难，他再在广东也不可能有何作为，所以他选择一走了之，这是高明的选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王尽美、谭平山等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党195名党员。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织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新前途是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37)。中共“二大”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早在一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陈独秀没有参加，但党的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关系。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外，还在12月23日到桂林拜访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创办军事学校，建立革命武装，并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8)。孙中山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只允许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没有答应与共产党合作。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吴廷康（又称魏金斯基）写信，对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提议持反对意见，指斥孙中山的国民党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看来，仍然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造成信仰全失。陈独秀还认为，广东的实力派是陈炯明，他名为国民党党员，实则反对孙中山，“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在广东不能活动”。并指出孙中山对于我们新加入国民党的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39)。5月23日，陈独秀在陈公博陪同下，去广东惠州访问了陈炯明。6月16日陈炯明的部下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观音山（即越秀山）粤秀楼，妄图将孙中山赶出广州。陈炯明叛变，反对孙中山与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派成为当时两派斗争的重点。孙中山为了镇压陈炯明叛军，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他也下定决心联俄、联共，在平定陈炯明叛军后，发动国民革命与封建军阀较量，实现国家的统一。
由上述可见，在中共“三大”召开前，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1922年4月27日，孙中山在广州接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和张太雷等人时，他们与孙中山谈到中共愿意参加国民党，但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仍要保持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为条件。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合力革命，但他反对平等、平行党与党的合作。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后，8月14日孙中山到了上海。李大钊也由北京赶赴上海，多次与孙中山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问题”，李大钊决定参加国民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也严肃处分了支持陈炯明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等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周刊，也不断发表文章批判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希望孙中山依靠民众，继续革命。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支持和帮助。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已通知他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同时马林也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8月27日，孙中山给苏俄来华的代表越飞写信，指出：“我要感谢贵国政府派您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国务活动家来我国。”他告诉越飞，“北京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而“陈炯明是个坏人”，“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后在南满取代了你们一样”，“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40)。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又于8月29—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和指示。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负责人，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又分别拜会了孙中山。不久，李大钊首先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也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可见，陈独秀等人参加国民党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孙中山联俄、联共则是由于陈炯明叛变造成的艰难局势，以及马林、越飞等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表示继续支持和援助国民党坚持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结果。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宣言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今后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原则，制定“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41)。1月18日，陈独秀也在《向导》周报第16期发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出陈炯明逐放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但7月13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一文，指出如“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同时，陈独秀又支持商人运动。同一天，当张太雷与马林和少数中共党员商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向陈独秀报告时，陈独秀又“颇为生气”(42)。后来，陈独秀、蔡和森同孙中山商谈，孙中山说他“不会同曹锟联合，也不想按照各方面的建议把国会召至广州”。但孙中山强调：“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也指出，他不反对党员以个人身份支持商人的行动，但他不会也不能支持商人的行动。陈独秀问孙中山，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力量有何想法时，孙中山说：“党只有在危急关头才应该出面。必须以广东省为基地，在西南地区建立起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在西北或东北也必须这样做。”(43)7月18日，孙中山又在广州接见马林时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指《向导》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马林为陈独秀辩解，说《向导》周报“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但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44)。11月2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47期发表《陈炯明与政局》一文，指出陈炯明是曹锟的爪牙，受曹锟指使反孙中山。说明这时的陈独秀尽量与陈炯明划清界限，消除孙中山对陈独秀的疑虑。
1923年12月3日，国民党员邓泽如、林直勉、黄心持等十一人向孙中山上书抨击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密函。邓泽如等人在给孙中山的密函中说，“国民党政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按，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之乾纲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但其实“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孙中山批示，国民党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邓泽如等在密函中又说：“此回改组，陈独秀因粤人对伊感情太坏，乃避去而以其党徒谭平山出任其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阴谋。”孙中山又批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总之，邓泽如等人在密函中，大肆攻击和诬蔑陈独秀利用国民党改组达到控制国民党的计谋，孙中山对此说了实话，从而击破了邓泽如等人破坏国民党改组，反对国共合作的企图(45)。
由此可见，孙中山与陈独秀作为第一次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国民党要改组并与共产党合作自然成为各界人士议论的焦点，而孙中山与陈独秀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国共两党的不同意见和各种杂音，便成为当时国共两党能否合作的关键。孙中山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坚持改组国民党，挫败国民党右派的种种阻挠和破坏，顺利地与共产党合作，以及推行联俄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加速了国民革命的进程，表明孙中山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在关键时期具有处理关键问题的魄力。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但他不再继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而是恢复军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陈独秀也在2月26日赶赴广州，并在2月2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20期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强调“要打倒军阀”，并指出：“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他说：“能够打倒军阀，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当时中国政局的看法才基本一致。6月1日，孙中山便任命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并推陈独秀任委员长。6月8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指令第240号，正式任命陈独秀为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国焘说，在中共“三大”讨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纷争中，陈独秀觉得苦恼左右为难。后陈独秀采取李大钊在西湖会议时的调和立场(46)。陈独秀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陈独秀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说法。但他又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他认为，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47)。陈独秀向中共“三大”作中共委员会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同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陈独秀被中共“三大”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三大”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创造了条件，使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成为可能，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中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
1924年1月20—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但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研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实，陈独秀不参加国民党“一大”是经过思考作出的一个高明的决定，因为国民党右派攻击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是为了个人权益。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当然的总理，如果陈独秀一定要一个什么职务，他只能是副总理之类的头衔，但国民党是不设副总理职务的，国民党“一大”不可能破例，从选举的结果看，因为陈独秀不出席会议连个执行委员、监察委员都不是，什么副总理更无从谈起。此外，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但仍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所以陈独秀仍要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长职务。1922年8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机关要由上海迁往广州，但只一个月，陈独秀便将中共中央的机关和《向导》周报便迁回上海。为了守护中共中央的独立性，陈独秀既不便参加国民党“一大”，也不能在国民党机关任职。这就表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孙中山宣布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首次合作，但不是两个党的合并。这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溶共”的谎言，也是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只支持国民党、不重视共产党自身建设行为主张的否定。8月2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80期又发表《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亡党》二文，指出国民党不能只在口头上讲三民主义，而应在行动上为工农利益奋斗。陈独秀多次指出孙中山为西南军阀所玩弄，批评孙中山只是个人在领导革命。
孙中山作为政治家具有应对形势的实用主义本性，他认定了的事就“吾志所向”勇往直前，这是他的优点，但也是他的缺点。陈独秀是文化人，也是喜欢议论政治的学者，但他不是高明的政治家，胡适说陈独秀“口直心快”。陈独秀还发表大量文章和短评，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一度与陈炯明之间关系较好，对于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既发表文章批评陈炯明，也批评国民党，指责孙中山利用军阀反军阀，决不能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陈独秀的言行很难得到拥护孙中山一派国民党人的认可。
孙中山晚年肯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文化人的笔比武人的枪还重要，但他仍然坚持武装斗争解决中国南北分裂问题，因此他建立黄埔军校，组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所以国民党右派攻击孙中山“左倾”，而陈独秀由于共产国际反对他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因此共产党一些人批评陈独秀“右倾”，葬送了人民革命的前途。应该如何正确地评定孙中山与陈独秀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正误，是一道说不清议还乱的难题。
在19世纪末20年代初的中国，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是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但因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解决当时中国问题混乱政局的思想和主张不同，尽管他们两个人努力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因为陈独秀不尊重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也不认同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加上陈独秀具有清高的傲气，在孙中山生前就对孙中山有不少批评和异议。孙中山逝世后，陈独秀在3月14日，在《向导》周刊第106期上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还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他公开主张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要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领导，他说：“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其实是在批评孙中山个人领导国民党。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反共清党，陈独秀又骂孙中山“瞎了眼用错人”。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封建军阀打内战时，陈独秀又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妥协。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理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陈独秀，他的一生只能是一个由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的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大会上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是爱国而起革命，因为他革命反对清政府而受清政府作为国事犯通缉流亡在外，但他不断奋斗。他领导辛亥革命党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开辟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及其他封建残余，又欲在中国复辟封建君主制度，孙中山又坚持领导革命的团体和人士进行护国、护法的斗争，又遭北洋政府通缉流亡海外，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理想和信念，而是坚持斗争，把他的一切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人民。正因为他爱国情深，他逝世后，全国人民都一直缅怀他、纪念他、敬仰他，这在世界历史人物中都是很少见的。而陈独秀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苏俄共产党的挟制和指使，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等人的指导下，早期的共产党无力独行，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策和主张虽也有抗争，但也很无奈(48)。正如瞿秋白所指出：陈独秀事无大小都亲自参加和主持，1927年初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已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已失掉了信仰(49)。当时的形势发展对于陈独秀这种既激进又保守的二元性格的人物，他当然难于承受来自各方的攻击。所以，孙中山与陈独秀的人生结局完全不同。
孙中山虽然只活了59岁，但他一生忠于他的信仰，为实现他的奋斗目标，不屈服、不妥协，对他压迫越甚，他反抗越激烈；作为一位政治家，孙中山的个性很鲜明，他对他的信仰、理想的追求是始终坚持不动摇。陈独秀“个性也倔强”，但作为政治家缺乏始终如一的理想和目标。所以，他先后被国民党、共产党开除党籍，又由于他参加托洛茨基党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废除他的职务。他作为一名书生或学者，在生前也没有哪一个出版社敢为他出一本他的所谓学术著作(50)。由于陈独秀缺乏政治家的坚定性和灵活性，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并不适宜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51)。这是陈独秀对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对他的嘲弄。所以，铭记历史，正确地理解孙中山与陈独秀一生的正误和应吸取的教训，对于今人坚定理想信仰，不忘使命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贡献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1)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以上陈独秀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的经历，可参阅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6—15页。
(3)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尚小明在《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说，袁世凯未曾指使洪述祖刺宋，不是刺宋的决策者，只是纵容者、庇护者。然而“刺宋案”的发生，表明袁世凯要把国民党清除消灭。孙中山、黄兴把刺宋的矛头对准袁世凯既合情也合理。
(5)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21页。
(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91—892页。
(7)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8)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9)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第61页。
(10)参见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24—25页。
(11)《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285页。
(1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13)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35页。
(14)参见刘永谋、王兴彬：《警醒中国人——走近陈独秀》，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15)欧阳哲生：《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16)丁守和：《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59页。
(17)《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第150—153页。
(18)《护法？丑！套狗索！》，《独秀文存》，第515页。
(19)《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独秀文存》，第514页。
(20)《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独秀文存》，第608—609页。
(21)《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独秀文存》，第610页。
(22)《对神户商业会议所写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5页。
(23)《对神户商业会议所写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
(24)《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页。
(25)《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3—566页。
(26)参见林家有：《关于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探讨——兼论孙中山与陈独秀文化思想的异同》，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第9集（1992年）；又见林家有：《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475页。
(27)俞云波：《孙中山先生与上海五四运动》，《团结报》1988年5月3日。
(2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96页。
(29)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98页。
(30)王光选编：《陈独秀年谱》，第102页。
(31)《孙先生与军府往返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月10日。
(32)《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5页。
(33)《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8页。
(34)《本社专电》，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日。
(35)《孙总裁元旦日之演辞》，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月11日。
(36)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37)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页。
(38)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9)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第8—9页。
(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1页。
(41)《中国国民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增刊1923年1月1日；也可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41页。
(4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43)《与陈独秀蔡和森的谈话》，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3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34—435页。
(44)《与马林的谈话》，林家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3卷，第438—439页。
(45)《孙中山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林家有、周兴樑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4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页。
(4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1页。
(4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2页。
(48)卢毅：《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3期。
(49)瞿秋白：《多余的话》，《旧籍新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50)朱洪：《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51)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