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学阐释”的再阐释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理论”总是某种视域下观照的结果，而任何视域又总是在自我“阐释”和他人“阐释”的过程中不断被打开的。就视域空间的扩展而言，他人的阐释甚至比自我阐释更加重要，尽管其在扩展的同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心的挪移和视界的改变。[37]
“理论”一经阐释便形成了“文本”。对于“文本”的“诠释”来说，客观的语境固然是影响理论建构的前提，但对于作为历史生活和理论建构之主体的人，“理解”又总是先于“诠释”，因而主体精神的创造性，必然会导致“理论阐释”和“经典诠释”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无主体的客观过程，而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一种表现。偏重“形上”思考和“生命”体验的“道学”，尤其如此。[38]
随着历史的发展，学术理论及其形态在不断演进。同样，“道学”理论也在不断地被重新理解和阐释。从北宋“道学”到“程朱理学”，再到“宋明理学”，这些称谓之不同，本身即显示出一个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当其扩大到极限而生存者的历史处境又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视域的根本转变就不可避免，这便是“走出理学”时代的来临。这一过程虽然在明清之际就开始了，但直到近代以来才真正变得迫切。
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范式，是在西方的学术观念和建制结构冲击之下逐渐形成的。在此科目下，虽然研究者主要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作为研究内容，但其与传统儒释道思想家本身的关怀并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对“道”的精神体认，而是更关注对传统学术之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的分析及重新解释。与之相较，“思想史”研究对“哲学史”研究过于理论化乃至逻辑化的偏弊提出了批评，注重对思想学说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但个体生命在思想中所追求的非历史性或超越性价值向度同样被只作为客观化和对象化的“知识”来处理。对象化、客观化、无主体、科学化，是现代各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道学家看来，儒学是成德、成圣之学，其本质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宋明理学以修身工夫通达天道心性之本体，既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也出于儒者对生命个体之生存现实性更深入的感受和理解。这样，以“为学”个体的修身工夫为基点，向下落实便是具有现实性的身体、人伦、社会和国家，向上超越便是内在之心性和外在之天道的“本体”。[39]相对而言，思想史研究更关注前者，哲学史研究更关注后者。
“思想史”研究关注现实层面。根据研究范围的大小，可以将其区分为三种形态：注重单个人物的思想形成、发展以及历史定位的“微观”研究，注重学派形成、理论传播、学术影响的“中观”研究，以及注重精神氛围、知识背景和历史意义的“宏观”研究。思想史研究有助于避免化约性的逻辑转述，对思想理论或生存个体所处的道德、精神、实践和社会生活环境及氛围能够获得更加鲜活、具体的理解。
不过，就道学或理学研究而言，与历史视域相比，超越性视域的打开和呈现应当更加重要，因而“哲学史”的乃至“哲学”的研究同样不能放弃。“哲学史”研究需要兼顾“哲学”和“历史”双重向度。所谓“哲学”之“史”的涵义，主要并非哲学所由以发生的社会环境意义上的“史”，而是哲学观念自身发展演进的“史”。哲学固然因其理论性、形上性和理想性，相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更具有非经验性特点，但由于作为生存个体的人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哲学思考又总是反映出思考者自身的现实生命维度，表现出理论形态多元化的特点。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显然更注重观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而非其纯粹性和抽象性，正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与一般的哲学原理相对应，“宇宙论”、“认识论”、“人性论”以及“历史观”是主要的研究方面。具体到道学或理学研究，又增加了“本体论”和“工夫论”。实际上，如果从成德、成圣之学看，道学理论应当主要表现在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这几个方面。所谓“本体”，是超越性的，既内在于宇宙（天道），也内在于心性，既是修身工夫的指向，也是修身工夫得以可能的内在出发点；“宇宙”则是现实中可以感受到的万事万物的生成性和结构性存在，主要通过气之大化流行而展现；“心性”是生命个体中所具有的来自于天道本体的禀赋及自觉能力；“工夫”是生命个体由现实有限的存在状态出发，感受和体验超越本体的实践过程，既包括“知”即观念认识的内容，也包括“行”即修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内容。
由于儒学积极入世的性格，社会人伦实践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向度，这是儒学进行理论建构时与佛道二教乃至西方哲学有着重要区别之处。无论是对礼乐，还是对经典，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内在的德性。这种德性不能仅仅理解为外在规范，也并非仅仅决定于个体的意志，而是与作为生命之来源的天道有着根本的贯通关系。因而，道学便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形态。道学家一方面通过道德实践通向对于宇宙整体的理解和体会，赋予自然世界以人文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道德实践落实于社会的教化行为之中，遏制人欲的膨胀和私意的滥用。从现代学科的角度说，这无疑属于一种道德哲学、价值哲学或意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