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的发展
语言是发展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不一样。语音和词汇发展得快些,语法发展得慢些。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一、语音的发展
语音方面,古今的不同最为人们所忽略了。这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即使古今的字形不一样,也只以为是字形的变迁,不以为是字音的变迁。何况从汉代到现在,字形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人们用今音读古书,一样读得懂,所以不会意识到古今音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古今音的差别是很大的。
古代有韵尾k、t、p,这是和现代汉语普通话完全不一样的。古代韵尾k、t、p,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都失落了,和以元音收尾的字变为同音字了。例如:
①这是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的一种音标。为了易懂,标音不太严格。以下同此。
②这里的h,严格地说,不同于现代普通话的h,所以在h下面加一点,说明见下文。
带有韵尾k、t、p的字,是所谓入声字。现代普通话没有入声字,原来的入声字都分别归到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去声里去了(关于古代的声调,下面还要谈到),入声字原有的韵尾k、t、p也都消失了,本来读音不同的字有许多变成同音了。
古代有三种鼻音韵尾,即ng、n、m。现代普通话里m尾变为n尾,和原来的n尾合流,就只剩了ng、n两种韵尾了。例如:
古今音不同,所以古代同韵的字到了现代不一定同韵。例如杜甫的《客至》诗: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sūn)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同样,现代同韵的字在古代不一定同韵;唐诗中不能互相押韵的字到今天却可以押韵了。例如李季的《阳关大道》第二段:
党河大桥
座落在敦煌城南。
桥下是滚滚的流水,
桥上的大路直通阳关。
声母的情况也和韵母一样,许多声母起了变化。首先要说的是浊音变了清音。所谓清音,指的是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所谓浊音,指的是发音时声带颤动。古代的p、f、t、k、h、ch、sh、c、s都分为清浊两类(8),现在我们把浊音的一类写成。这类浊音叫做全浊。还有一类叫做次浊,就是m、n、l、r等,以及今天普通话一部分念w、y开头的字。今天普通话里,全浊已经消失了,它们都变了清音,以致某些字本来是清浊对立的,在现代普通话里合而为一了。例如: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j、q、x的来源。它们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ɡ、k、h(包括g、h),另一个来源是z、c、s(包括z、s)。当它们在i、ü前面的时候,都不再保持原来的g、k、h或z、c、s,而一律变成了j、q、x。换句话说g、z和非平声的g、z都变了j;k、c和平声的都变了q;h和s都变了x。这样,许多不同来源的字的读音都合而为一了。例如:
声调系统的演变,比起声母和韵母来,稍为简单些。古代(中古)声调共有四种,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到了14世纪,北方一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入声,而平声则分为两类,即阴平和阳平。清音字变阴平,浊音字变阳平。有人称为清平和浊平,那是不妥当的,因为全浊声母已经消失,这些声母只在声调中留下清浊的痕迹罢了。中古时代的四声和现代普通话的四声的对应关系如下(见下表):
从上面的对应关系看来,中古去声的关系最简单,它到了现代普通话里仍旧是去声(9)。中古平声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它只是依照清浊两个系统分化为阴平和阳平罢了(10)。中古上声的关系比较复杂:清音字如“把”“打”“狗”“浅”“主”“子”等,次浊字如“母”“你”“鲁”“柳”“有”“尾”“五”等,仍旧属上声,而全浊上声字如“动、项、技、雉、巨、叙、罢、罪、倍、尽、肾、愤、近、旱、伴、限、件、辩、肇、抱、鲍、祸、社、象、丈、荡、杏、幸、静、并、舅、妇、部、朕、淡、渐、湛、范”等,都转成去声了(11)。中古入声和现代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最为复杂:次浊字变为去声,如“莫、溺、力、立、六、乐、袜、育、玉、岳”等(12);全浊字差不多全部转成阳平,如“别、白、薄、独、敌、合、活、极、竭、轴、浊、熟、杂、凿、俗”等(13),但是清音字则分散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读阴平的如“拨、逼、泼、劈、发、督、踢、鸽、郭、哭、喝、黑、忽、激、接、七、缺、屈、吸、歇、只、粥、插、吃、失、杀、说、擦、剥、削”等,读阳平的如“福、拂、德、格、革、阁、国、夹、急、吉、击、结、节、菊、决、觉、爵、惜、职、执、札、折、叔、则”等,读上声的如“百、北、笔、卜、发(头发)、笃、塔、铁、骨、渴、郝、给、戟、脚、乞、角、曲(歌曲)、甲、血(语音)、雪、眨、窄、嘱、尺、色(语音)、撒”等,读去声的如“必、壁、毕、不、迫、辟、腹、的、挞、忒、惕、拓、各、克、客、刻、阔、扩、赫、稷、泣、讫、恰、妾、壳、雀、确、隙、血、旭、蓄、陟、炙、祝、赤、斥、刹、彻、掣、触、绰、辍、式、识、适、煞、设、摄、束、朔、仄、作、侧、策、册、猝、促、蹴、撮、萨、飒、色、瑟、速、宿、肃”等。总起来说,入声字转成去声的最多,转成阳平的次之,转成上声的最少。
这里只扼要地谈了语音的发展概况,可以看出,语音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二、词汇的发展
词汇方面,古今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斯大林说:“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14)由此看来,语言的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汉语词汇的发展情况也正是如此。
从出土的殷周铜器来看,当时的饮食用具有鼎(煮肉器),有(读guǐ,又写作“簋”,盛饭器),有簠(读fǔ,方形的簋),有盨(读xū,簋之一种),有豆(盛肉器),有敦(盛黍稷的祭器),有斝(读jiǎ,温酒器),有盉(读hé,温酒器),有爵(温酒器),有尊(饮酒器),有觚(读gū,饮酒器),有觯(读zhì,饮酒器),有卣(读yǒu,贮酒器),有觥(读gōng,贮酒器)等等。这些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今天只能在博物院里看见它们了。而今天我们所用的铁锅、盘子、碟子、杯子等等,却又不是上古时代所能有的上古虽也有所谓盘,那是洗手、洗脸、洗澡用的。。举这样一个例子,已经可以说明古今词汇的不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
人类每次有一种发明或发现,都须要有一个新词或一些新词进入语言的词汇里。近代和现代的发明最多,新词也不断出现。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新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三千年的发展速度。汉语的适应性很强,任何新的概念,都能完满地表达出来。汉语的词汇,是汉族人民在文化发展上的一种财富。
词义的变迁,也是值得说一说的一件事。词义的变迁有三种方式:第一是词义的扩大,就是词的含义扩大了;第二是词义的缩小,就是词的含义缩小了;第三是词义的转移,就是换了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必须是邻近的)。以身体部分为例:“眼、脸、身”是扩大的例子。“眼”的本来意义是眼球(睛,眼珠子),《晋书·阮籍传》说“籍能为青白眼”(15)。后来“眼”变为与“目”同义(包括眼球、眼睑、泪腺等),是“眼”的意义扩大了。“脸”的本来意义是颊(人有两颊,所以也有“双脸”),特别指妇女擦胭脂的地方(读jiǎn),所以白居易《王昭君》诗里说“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16)。“脸”和“面”是不同的。后来“脸”变为与“面”同义(读liǎn),是“脸”的意义扩大了。“身”的本来意义是指颈以下、股以上的身体部分,所以《论语·乡党》说孔子“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寝衣就是小卧被(一说是睡衣),长一身有半,指比身还长一半,就是长到膝间。后来“身”变为指整个身体,是“身”的意义扩大了。“趾(zhǐ)”是缩小的例子。“趾”字的本来意义是足(今天叫脚),所以《诗经·豳(bīn)风·七月》说“四之日举趾”(17),“举趾”就是“举足”。后来“趾”变为专指脚指头,是“趾”的意义缩小了。“脚”是转移的例子。“脚”的本来意义是胫(小腿),所以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孙子髌(bìn)脚,兵法修列”(18)。髌脚和刖(yuè)足都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但是髌脚比刖足的刑罚更重。刖足是砍掉脚掌,还勉强能走路,髌脚则是去掉膝盖(膝盖是脚的开始),去掉膝盖以后,就完全不能走路了。后来“脚”变为与“足”同义,是“脚”的意义转移了。
我们应该把词义的变迁和词义的引申区别开来。词义的变迁是新义代替了旧义;词义的引申则是本义与引申义同时并存,例如“道”的本义是道路,引申为道理,道路和道理两个意义至今同时并存,并不是有了引申义以后,本义就消失了。引申义往往不止一个,例如“天”的本义是天空,引申义有:天然的(如“天性”),日(如“今天”“明天”“三天”),季节(如“冬天”“冷天”“三伏天”),天气(如“阴天”“晴天”)等。这些引申义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拿“天”字来说,引申义“天然”已经很古了,而引申义“日”(一昼夜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却产生得较晚。
汉语既然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词汇的发展情况就特别复杂一些。尽管文字没有改变,我们今天要读懂古书,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了。假定有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从二十岁以后就住在国外,不和汉民族接触,也不看中国书报,今天他忽然回国,不但为祖国的伟大建设所震惊,同时也会为汉语词汇的巨大变化感到惊奇,从现在看从前,与从从前看现在,道理是一样的。
三、语法的发展
语法方面,变化虽然小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提出两种语法结构来谈一谈:
第一是判断句。判断句在今天指的是用判断词“是”字造成的句子,如“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等等。判断句在上古汉语里是不用“是”字的。有人说上古的“为”字就是“是”的意思,但是上古判断句也不经常用“为”字。最普通的判断句的结构形式是主语部分后面稍有停顿,谓语部分后面加上一个“也”字,如“孔子,鲁人也”。现代的文章在千字以上的,判断词往往用到十个以上;上古时代的文章在千字以上的,一般来说,连一个判断词也找不出来。后来的判断词“是”字,是从指示代词“是”字发展来的。《论语·述而》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xǐ),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9)这里的“是”字当“此”字讲,“是吾忧也”等于说“此吾忧也”。指示代词“是”字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处在后代判断句里的判断词所处的位置,所以逐渐变为带有判断词的性质,它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其他判断句中去,于是“孔子,鲁人也”,也变成了“孔子是鲁国人”了。
第二是处置式。我们把那些借助于副动词“把”字把宾语提到谓语前面的结构叫做处置式,处置式的作用是对某事物进行处理,例如“把敌人消灭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等;或者是产生某种影响或后果,例如“风把他给吹病了”“我昨天骑车,把一个小孩儿给碰了”。这种处置式,不但上古时代没有,连中古时代也不常见。《孟子·梁惠王下》说:“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zhuó)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20)其中“匠人斫而小之”一句,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木匠把它砍小了”。这就显示古今语法的不同。不难看出,古代那种语法结构比较笨重,如果宾语很长,就更笨重了,后代用“把”字把宾语提到前面去,就使结构变得紧凑。这是汉语语法上的一大进步。
这里不能一一地叙述各种语法结构的历史演变。总之,我们要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在研究语法史的时候,不要以为现代有的东西古代一定有,也不要以为古代没有的东西现代就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