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张载是我的旧爱，这本早年出版的书，又因张载千年诞辰纪念，而被唤醒，赋予新的生命。近日重拾此书，前尘往事不禁一一浮现。

我之得以一生不离哲学这行，有其偶然，亦有其必然。偶然是外在的机缘：大学时为了陪朋友，一同转进哲学系。必然是内在的需求：我的存在震颠来得甚早，万古洪荒、四无挂搭之恐慌感时常冲击少年的我。自此，存在意义的探索成为一生的关怀。

只不过，当代的哲学系不是专为解决生命问题而设，学术知识才是重点。20世纪70年代的台大师长对学生期望很高，常以兼通中西印为标杆。因此，我选修的课程颇为多样。道家方面有陈鼓应老师的庄子、吴怡老师与严灵峰老师的老子；佛家方面有巴壶天老师的禅宗、方东美老师的华严、叶阿月老师的唯识和梵文佛典；儒家方面有张永儁老师的宋明清；西方哲学方面有黄振华老师的康德、孙智燊老师的柏拉图、谢幼伟老师的西方伦理，以及吴森老师的中西比较。

台大的师资与丰沛的藏书很容易吸引年轻心灵浸润其中，一时间，博学多闻的学者成为我奋斗的目标。然而，整日忙着读书、听课，表面充实，内心却不免茫然。一方面固然是学术研究找不到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内在生命得不到安顿。当代学术氛围要求保持客观与价值中立，如此，脑与心不相连，清楚知道的未必是真心相信的。当我愈是理性冷静地讲得头头是道而心中却无感应时，我意识到自己愈发偏离了初衷。

这种没头苍蝇似的焦虑，直到在大四遇到黄振华老师时，才算稍得缓解。黄老师苦学多年，当时由德国取得博士学位返台，接任哲学系主任。黄老师是方正君子，给人的印象是极端理性而严肃。不过，亲近者可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有着浓烈的情感，这常表现在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于死亡问题的深刻剖析。他以“死亡恐惧”为核心来谈哲学，而他肯定存在意义的途径，一是借重康德的道德哲学，一是用力捍卫民族文化的命脉。

1975年，我考进台大哲研所硕士班，唐君毅先生也在黄振华老师力邀下，首度由香港到台大讲学。在唐先生的课堂中，我终得目睹生命的学问之真实展现。更多的启发与感动则来自课后的请益，唐先生对民族文化近乎宗教性的热忱，令我体悟到个人的生命不可能孤离于历史与群体而得其意义。那年暑假，我以虔敬的心情，用了两个多月，一字一行地仔细读完唐先生的《人文精神之重建》。此后好些年，我生命意义的来源与努力的方向几乎全系于此而得以维持着昂奋的态势。

1976年，唐先生因病未克续任讲师，黄老师特请牟宗三先生由香港来台大任教。牟先生以《心体与性体》为教材，讲授宋明理学，各系选课者与校外旁听者挤满百人教室。当时台大为表礼遇，提供的教师宿舍是专门接待国外学人的独栋平房，室内面积有两三百平米，周围环绕平整的大草坪，甚是幽静舒适。但牟先生觉得过于僻静，周边甚少人家，离马路还有百余公尺，担心半夜身体若有状况，无从应对。黄老师为让牟先生安心留下讲学，想要找人陪伴照顾，于是我和另一位男同学主动请缨。就这样，此后三年，我在牟先生身边聆听教诲，并在他的指导下，以“论张载弘儒道以反佛的理论根据”为题，撰写硕士论文。

这段期间，除了寒暑假牟先生返港，我得以朝夕从学，获益甚多。牟先生作息极规律，每日清晨到中午，都在写作或校稿。有几次，由香港回台，半夜才入睡，第二天一大早还是看他一如往常坐在书桌前工作。一般来说，我七点多起床，先为牟先生冲一杯牛奶，悄悄放在他桌边。到了九点多，再陪他用简单的早餐，中餐和晚餐则请一位阿姨帮忙烹煮。下午之后，牟先生不再写作，客厅经常坐着前来问学的师生。没有访客时，他会主动找我讲一些他正在思考的论点，也不管我是否听得懂。后来才知道，牟先生是透过讲述，把早上写作的内容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这班哲研所的同学，很喜欢亲近牟先生，下课后还是跟着老师，一同回到宿舍，一起用餐。牟先生回房休息时，同学们也不走，就坐在客厅聊天。有时等到晚餐后，再陪牟先生去剧院听京戏，连入场券都是老师付的钱。同学们总觉得自己背景知识不够，无法完全领略牟先生的学问。牟先生知道后，就在宿舍客厅为同学们额外开讲。几年下来，讲了两个系列，后来结集成《中国哲学十九讲》与《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牟先生在台湾有两代学生，除了我们之外，就是早年任教师大时的学生。这些老学生还记得牟先生早期的威严，颇讶异于他对年轻一辈学生的慈祥。牟先生有次感慨地说：“我很‘感念’你们这批台大学生，让我可以‘通气’，这几年是我这一生的‘发皇期’。”

虽然近身从学，但我之所以选择张载作为研究主题，一开始却是想要提出有别于牟先生的看法。只不过，反复寻思各种可能论点之后，还是无法完全脱离牟先生对张载诠释的影响。所幸，从选题开始，牟先生一直给我很大的自由度。他也看出我在理路上的挣扎，但在一章一章地批阅过初稿后，还是宽容我的难以受教，未加勉强。记得论文口试那天，同平常一样，和牟先生用过早饭，再一同到学校。口试时，牟先生首先表示对论文的评价，讲了一些支持的话。黄振华主任知道题目是我自己定的，甚表高兴。其余的口试委员也未问什么，只是各自发表个人见解。整场口试，没人要我回应。离开试场，我要请牟先生吃饭，表示对指导教授致谢。他说：“咱们还是回家吃吧。”路过小店，我掏钱买了一瓶啤酒，餐桌上师生二人共饮，算是庆祝了。

当时接连亲炙唐、牟二先生，只觉高山仰止，中国哲学宝藏挖掘不尽，对出国留学毫无钦羡之心。然而台大哲研所博士班迟迟未能获准成立，苦等几年后，只得赴美攻读博士。1983年，靠着牟先生的推荐，我得到南伊大优渥的奖学金。原本以为南伊大以比较哲学著称，到了当地，才发现讯息过时。该校的强项是实用主义，设有著名的杜威研究中心。因此，我只得转攻西方哲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台任教后，为配合整体专长配置，全以西方哲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重心。主持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后，又为了发展特色，与同事合力推动应用伦理学十余年。这样一个转折，让我转向西方哲学数十年，直到最近十年才再回到中国哲学。

四十年前的硕士论文，源于唐先生和牟先生接续开设的宋明理学课程。卅年前观点改变，大幅度增删修改旧作而出版《张载思想研究》，则起于杨祖汉教授的敦促。此次小幅度修改前书而以原名出版，乃出自林乐昌教授的盛情。时光匆匆，我这些年并未持续深入研究张载，而学界的相关成果早已进展飞速，我的作品在它们面前是要汗颜的。从个人角度来看，未能于书中阐发儒家最为精彩的生命的学问，更感愧对师门。但此书得以再出版，给我机会检改一些错字，修改若干文字不通顺处，也算是对自己生命中的这场因缘有个交代，在客观世界中为张载研究多留下一点历史记录。

2019年4月于东吴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