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生平

张载，字子厚，陕西长安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¹⁾

张载祖籍原属大梁（河南开封），祖父张复曾于真宗朝中任集贤院学士，父亲张迪曾于仁宗朝中任殿中丞。张迪后来知事涪州而卒于任内，因遗孤皆幼，不堪返乡路遥，遂侨寓于凤翔县横渠镇（陕西眉县）。其后更因张载于此讲学，世人亦以“横渠先生”名之。

张载少年时原本喜好武事，常与同好谈兵。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入寇，占领洮西之地。当时张载二十一岁，即慨然以功名自许，欲结合同道以武力收复失地，乃上书往谒范仲淹。⁽²⁾范仲淹时任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他看得岀，以张载之资质，日后应可有更大成就，于是提点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范仲淹并赠以《中庸》一书，而劝读之。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范仲淹于康定元年亦曾以《左氏春秋》授狄青，而狄青由是折节读书。由此记载，易使人联想，范仲淹之授《中庸》，亦是张载折节读书之转折关键。事实上，范仲淹的劝告，固然对张载有些影响，但其影响也未必像《宋元学案》所说的，大到使张载“遂翻然志于道”的程度。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张载撰《庆州大顺城记》（全书，卷一三），时距范仲淹之劝读《中庸》已有三年。然观此文，通篇皆在颂扬范仲淹的军事措施，由此也可显示出张载并未因范仲淹一句“何事于兵”，而即刻忘情兵事。此外，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是否完全出于振兴儒学的立场，亦有可疑。当时宋朝武事不振而外患频仍，热血青年如张载者，颇有人在。然而仅凭热情，却不知现实情势，贸然行动只是以卵击石。范仲淹面对如此青年，而劝之读书，恐多是岀于现实上的考虑。

范仲淹的劝告至少使张载暂时打消了上前线作战的念头，但是张载并未由《中庸》得到满足。依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载，他此后“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关于《行状》的这段文字，几乎没有其他文献足以呈现相关详情。以张载当时的文化环境来说，佛家与道家的势力超过儒家。因此，张载之求道于佛老，也是当时颇为自然的趋势。例如，程颢亦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依程颐所撰之《明道先生行状》，程颢“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事实上，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无法得知张载实际上对佛老做了何种程度的研读。不过，如果仅就《张子全书》中论及佛老处观之，《行状》中所谓“尽究其说”的评价，倒是有待商榷的。

张载继而沉潜于儒家典籍，到了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便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一日，程颢与程颐来见。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年龄也大上十几岁，但在相与论《易》之后，张载亦自叹弗如，于是撤坐辍讲。此后，他常与二程论道，学问益进。

在此，涉及张载之学源出何处的问题。张载未遇二程之前，除了曾与范仲淹短暂接触之外，我们无法由现存文献中得知他究竟师事何人，也无从得知他的思想曾受何人影响。在此情况下，张载之自认不及二程深明《易》道，以及他与二程论学的事实，就成了容他人借题发挥的材料。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即指出：“张载死后，先曾从学于张后又从学于程的吕大临写《横渠先生行状》，却说张载见二程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程颐曾加以驳斥，说：‘表叔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程颐的态度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后来吕大临把这句改为‘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但二程弟子仍有人不顾程颐的训示，依然认为张载曾学于程颢，如游酢所写《书明道先生行状后》说：‘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这些话主要是企图贬低张氏而抬高二程的地位。”（见《张载集》）

关于张载与二程的关系，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也表示过他的看法：“《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已。’按：横渠有一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悲激’之言，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

在此，我们要注意到，张载是否从学于二程，是个历史考据的问题。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仅凭二程门人的一面之辞去下判断。至于张载之学与二程洛学之间的思想关连与异同等问题，朱熹虽断言“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然其相关论据仍嫌不足。此外，吕大临（与叔）、游酢（定夫）、杨时（龟山）等人都是二程门人，他们刻意强调张载曾从学于二程，或许是为了洛学而贬抑关学。他们说的话，业经程颐的责斥与朱熹的批驳，当然不足全信。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登进士第。当时欧阳修主试，同科及第者有程颢、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巩、吕大钧等人。此后十二年间，张载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判官公事。他任县令时，治绩颇佳；在渭州协办边防时，亦深受当时渭州军帅蔡挺的礼遇尊重。

《横渠先生行状》云：“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神宗继位，欲推行新法，召王安石入对。次年，王安石执政。同年，因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推荐，张载奉召入对。神宗问以治道，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要。神宗本欲重用之，张载却以不谙朝中举措而辞谢。其后遇王安石，言语间颇为不合。《行状》记王安石与张载的问答如下：“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张载在朝中感到王安石排挤之意，再加上其弟张戬（天祺）亦以御史身份批评新政而得罪王安石，于是在熙宁三年，托病辞官，返回横渠故居。张戬与张载当时并称“二张”，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一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依据《宋元学案》对张戬的记载：“熙宁初，召为御史里行。神宗将大有为，先生每进对以尧舜三代之事，进大要，谓反经正本，当自朝廷始。已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章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先生顾曰：‘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谢病不朝。”（《宋元学案·横渠学案》附录）

此后数年，张载一方面推行古礼以移风易俗，一方面则苦心极力于学问之事。依据《行状》，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到了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他终于把历年学思所得集成《正蒙》一书，并向门人说明：“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

同年，王安石再度被免相。次年三月，因吕大防举荐，张载应诏还馆。途经洛阳，顺道与二程相会，并相约同赴邵雍处听其讲《易》。七月，张载知太常礼院，于冠婚丧祭之礼皆尊古制，与有司古今异俗之说不合。更因有疾，十二月即以病告归。中道疾甚，卒于临潼馆舍。享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