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沈從文

中國鄉土作家代表人物

（1902-1988）

本名沈岳煥，湖南鳳凰人。現代著名作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歷史文物研究專家，曾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候選人。主要著作有小說《邊城》、《長河》、《龍朱》、《虎雛》、《月下小景》等；散文《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文論《廢郵存底》及續集、《燭虛》、《雲南看雲集》等。五十年代後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晚年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填補了中國文物研究史上的空白。

老板，你兒子呢？

寫過小說的人都知道，對話，是最難掌握的小說元素之一。

要把小說人物的對話寫好一點也不容易。這一篇，選讀沈從文短篇《黔小景》的片段，一起學習欣賞對話的藝術。

有一天，有那麼的兩個人，落腳到一個孤單的客棧裏（貴州深山）。

……他（戶主）望着客人把腳洗完了，……取出兩雙鞋子來給客人。那個年青一點的客，一面穿鞋一面就說：“怎麼你的鞋子這樣同我的腳合式！”

年長商人說：“老弟，穿別人的新鞋非常合式，主有酒吃。”

年青人就說：“伯伯，那你到了省城一定得請我喝一杯。”

年長商人就笑了：“不，我不請你喝。這兆頭是中在你討媳婦的，我應當喝你的喜酒。”……

那老人在旁邊聽到這兩個客人的調笑，也笑着。但這兩雙鞋子，卻屬於他在冬天剛死去的一個兒子所有的。……年青人看到老頭子孤孤單單的在此住下，有點懷疑，生了好奇心。

“老板，你一個人在這裏住嗎？”

“我一個人。”說了又自言自語似的，“噯，就是我一個人。”

“你兒子呢？”

這老頭子這時節，正因為想到死去的兒子，有些地方很同面前的年青人相像，所以本來要說“兒子死了，”但忽然又說：“兒子上雲南做生意去了。”

我經常打這樣的比喻。你碰上一位友善美好的女子，女子像極你三年前逝世的姊姊，你禁不住衝口而出，“你長得真像我姐。”女子大喜，“是嗎？你姐也是我這般年齡？”

假如是你，除了懊悔多言，你會如何回答。

沈從文小說中的老人選擇撒謊。我的理解是，人家在說一些好兆頭的說話，就犯不着說歹命事跟人家相撞。微妙處不在於掃興，而是不應該彷彿要咒人，在人家心中留一根刺。沈從文上述對話之好，不在於文字雕琢，而在於通情達理。簡單的一來一回，充滿人情味，是老人家對不相識的過路客的微妙關愛。

寫得好、“傳真”的對話，核心在於能否切中人情。引申理解，要寫好對話，不是以廣東話入文就必然傳真達意。一切要看你的功力，考你對文字、以至人情了解有多深。

一圈圍觀的腿腳

沈從文擅長寫小人物、平凡人生活中的小事情小周折。短篇小說《生》有一位老者，舉兩個大木偶街頭賣藝，長年上演王九打趙四。老藝人落力謀生吸引觀眾，沈從文對此有精緻的觀察描繪。

……他把傀儡扶起，整理傀儡身上那件破舊長衫，彎着腰鑽進傀儡所穿衣服裏面去，……（按：初時沒人圍觀，後來才多起來）眾人嘻嘻的笑着，從衣角裏，老頭子依稀看得出場面上一圈觀眾的腿腳，他便替王九用真腳絆倒趙四假腳，傀儡與藏在衣下玩傀儡的，一齊頹然倒在灰土裏，場面上起了哄然的笑聲，……

老藝人就是憑圍觀的腿腳漸增而知生意可為，演得也愈加落力，以圖討個可觀的打賞。被大傀儡王九衣服罩住了的老藝人，就憑腿腳來審時度世。

正當他第二次鑽進傀儡衣服底裏時，一個麻臉龐收地攤捐的巡警，從人背後擠進來。

巡警因為那扮演古怪有趣，便不作聲，只站在最前面看這種單人摜跤角力。然剛一轉折，彎着腰身的老頭子，卻從巡警足部一雙黑色厚皮靴上認識了觀眾之一的身份與地位，故玩了一會，只裝作趙四不能支，即刻又成一堆坍在地上了。

他趕忙把頭伸出，……一面解除兩手所套的假腳，一面輕輕的帶着幽默自嘲的神氣，向傀儡說：“瞧，大爺真來了，黃褂兒，拿個小本子抽取四大枚浮攤捐，……”

老者從黑皮靴知道巡警來了，是時候交地攤稅，保護費之一種。

小說寫作有所謂全知觀點及選擇性全知觀點，不是知道了有這樣那樣的敘事技巧就能把小說寫好，還要看你用得是否合宜、寫得是否細緻。老藝人罩上傀儡衣服視線就被擋住，他能看見的，是圍在附近的腿腳—這時，就可以運用選擇性全知觀點來敘事了，是恰當自然。

由腿腳多寡，老藝人知道生意成也不成，又由黑皮靴的靜靜出現，老者知道要交保護費。巡警只會收錢不會付賞錢，於是老者伸出頭來，付上四大銅板，打發了該打發的，才好鑽回衣服裏專心演戲。荷包空了，肚也空空，他得抖擻精神，重新上演王九打趙四。

用結尾來點睛

上一篇談沈從文短篇小說《生》，集中研讀作者如何寫活木偶賣藝。《生》寫於1933年，是我喜歡的沈從文短篇之一。單就小說的前四分三，看不出作品好在哪裏，再好也不過是寫活了一些場面，好一幅北京城小市集的民間浮世繪。然而，沈從文自是小說高手，且看《生》的結局。

他於是同傀儡一個樣子坐在地下，計算身邊的銅子，一面向白臉龐傀儡王九笑着，……他把話說得那麼親昵，那麼柔和。他不讓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兒子就是王九，兒子的死，乃由於同趙四相拼，也不說明。他決不提這些事。他只讓人眼見傀儡王九與傀儡趙四相毆相撲時，雖場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順手，……但每次最後勝利，總仍然歸那王九。

王九死了十年，老頭子在北京城圈子裏外表演王九打倒趙四也有了十年，那個真的趙四，則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黃疸病死掉了。

傀儡叫王九，原來是老頭親兒子的真名實姓。

《生》就憑二百多字的結尾得到提升。

老頭兒天天上演傀儡“戲”王九打趙四，原來戲如人生，假中有真。卻又不幸不是全真。真實人生裏王九沒有打垮趙四，倒枉死於趙四拳腳之下。沈從文把小人物的人生周折都處理得淡淡然的，遇上再多的不平順也得活下去。老頭兒死了兒子，生活仍然繼續，只是戲隨人生，王九打趙四一演便十年八載，而且看來仍會不斷演下去。

王九在傀儡戲中天天打倒趙四，這樣的橋段落在沈從文手上沒有沉重的報復怨毒。沈從文筆下，打死王九的趙四五年後也殉於疾病。人生如塵土，再多的恩怨也轉眼煙消雲散，王九也不過比趙四早死五年。在生活艱難，朝不保夕的那個年代，人命如草芥，早死只是不必賴活。小民百姓再大的悲傷也可度過，當中不一定是超然豁達，倒是1933年前後社會民窮財盡，生逢亂世的一種生命形態。既不盡是隨遇而安，也不盡是逆來順受。沈從文筆下的小人物，就有這樣的一種生命力。

小說只稱主角為老頭兒，不是“王”老頭，是要賣個關子，好讓結尾更有張力。

說故事的高手

用時間為作家的作品及其個人成長作階段性劃分，有時很管用，有時卻並不合用。沈從文屬於後者。

沈從文從二十六歲起（1928年）即有能力賣文養家、替母親醫病，並以稿費接濟朋友，他的創作量可想而知非常大。這部分的小說雖然是為賣文謀生而寫的，卻也精緻用心，可觀好讀之餘，難得是不淺薄。所以，沈從文的小說，不太適合用“階段發展”來研究，因為同一時段之內，沈從文有大量創作是因不同原因而為文，包括賺稿費。那些賺稿費的小說不為“回應社會”而作，也不一定反映他的內心變化。我懷疑由題材入手，看某類題材（如作家故鄉湘西一帶）在處理上的變化，更能深入理解沈從文的文學面貌。

以下介紹沈從文一篇寫得絕不淺薄，卻沒有什麼大道理，情感描寫細緻、充滿質感的故事—寫於1928年的《燈》。賣文，故事要說得吸引。《燈》是故事套故事之作，用今日新派口吻，是有點後設的寫法。《燈》的主角“我”被女客問及因何在電燈泡的年代桌上還放一盞煤油燈，由此牽出“我”與忠心軍人微妙的主僕關係。幾年前經常停電，煤油燈是僕人買贈。

單就一則主僕故事，沈從文已寫得豐富吸引，下文細說；本文談作者如何用一個“追女仔”的構架來套主僕故事。主僕故事中的中年僕人懷疑經常到訪的藍衣女子是主人女友，誰知僕人大大地表錯情，主人則略為表錯情。總之搞清楚後主僕皆傷心失意。僕人失望後投軍南京，戰死異鄉。這樣的一則故事不會很討俏，因為太真實、太多傷愁。於是沈從文在一首一尾加了一個歡快的外框。

因為有一個穿青衣服的女人常到住處來，見到桌上的一個舊式煤油燈，……想知道這燈被主人重視的理由，屋主人就告給這青衣女人關於這個燈的故事。

接下去就是那則長篇幅的主僕故事。故事涉及藍衣女子結婚對象不是“我”的憂愁憂思。

故事說完時，穿青衣服的女人，低低的歎了一聲氣，走到那桌子邊旁去，用纖柔的手去摩娑那盞小燈。……顯然的事，女人對主人所說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

被“我”哄聽故事的青衣女子說，晚上點起煤油燈，火頭微動處會亮出僕人的一張臉。青衣女人對僕人的長相好奇，埋下了再次夜訪的理由。果然，女子再來，而且穿藍衣代青衣。青衣女子以身替代藍衣女子的意圖彰彰明甚：

另外一個晚上，那穿青衣的女人忽然換了一件藍色衣服來了。主人懂得這是為湊成那故事而來的，非常歡迎這種拜訪。兩人都像是這件事全為了使老兵快樂而做的，……

如此這般，被描述的故事引出另一個故事；小故事中未有成就的姻緣，在“外框”故事中被玉成。輕輕的加一個外框，沈從文便把主僕故事中淡淡的人生辛酸、不如意消解。他是個說故事的高手。

軍人出身的固執忠僕

《燈》之好讀，不但是沈從文加了個“用說故事去追女仔”的外框，還在於被述說的主僕故事寫來細緻吸引，而且有“很沈從文”的軍旅題材。

故事中那位忠心的中年男僕是軍人，落難後就投靠少爺（小說中的“我”）。沈從文自十五歲即當小兵，有豐富的軍旅生活經驗，於是寥寥幾筆，就把男僕的軍人形象勾勒得活靈活現。

我的廚子是個非常忠誠的中年人。……上年隨了北伐軍隊過山東……一個晚上被機關槍的威脅，胡胡塗塗走出了團部，把一切東西全損失了。……說是願意來侍候我。……到後來人當真就來了。初次見面，一身灰色中山布軍服，衣服又小又舊，好像還是三年前國民革命初過湖南時節縫就的。一個巍然峨然的身體，就拘束在這軍服中間，另外隨身的就只一個小小包袱，一個熱水瓶，一把牙刷，一雙黃楊木筷子。熱水瓶像千里鏡那麼佩在身邊，牙刷是放在衣袋裏，筷子仿照軍營中老規矩插在包袱外面，所以我能夠一望而知。這真是我日夜做夢的伙計！

這個巍然峨然的落難軍人有顆“單純優良的心”。

一起生活後，男僕對少爺交女朋友一事過分熱心。最初還介入得略為矜持，之後嘛：

到後來因為一熟習了，竟同女人談到我的生活來了！他要女人勸我做一個人，勸我少做點事，勸我稍稍顧全一點穿衣吃飯的紳士風度，勸我……，總是當我的面，卻又取了一種在他以為是最好的體裁來提及的。他說的是我家裏父親以前怎樣講究排場（按：少主現在已家道中落）……他實在正用了一種最笨的手段，暗示到女人應當明白做這人家的媳婦是如何相宜合算。……因為那稍稍近於誇張處，這老兵慮及我的不高興，一面談說總是一面對我笑着，好像不許我開口。把話說完，……同我飛了一個眼風，奏凱似的橐橐走下樓預備點心水果去了。

上述片段把老兵寫得可憐又可笑，令人莞爾。

最後女性朋友結婚了，對象不是他少爺。老兵非常傷心，“那黃黃的小眼睛裏，釀了滿滿的一泡眼淚”。少爺最初還有安慰他的，但老兵委實教他氣惱：

（老兵）一些情感上的固執，絕對不放鬆，本來應當可憐他，……（可是，轉念一想）因為老兵胡塗的夢，幾乎把我也引到煩惱裏去，如今看到這難堪的臉嘴，我好像報了小小的仇，忘記自己應當同情他了。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平民及小兵都有單純的心靈氣質。然而，他早期及後期的作品都沒有將單純簡單化。就像故事中老兵對少爺的關愛，由於用力過猛，反而成為他倆推心置腹的羈絆。好人的好，在小說中沒有一面例。

軍旅與文人生活的對照

《燈》寫來有豐富的生活質感。當中有不少片段反映沈從文這個來自湘西、軍人出身的“鄉下人”對城市文人生活的看法。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沈從文的“軍人”定位。他不是運籌帷幄、操控權力的軍官，也不是負責開槍殺人、施刑拷問、欺壓百姓土匪般的大兵。他的軍人定位沒有殺氣。

我望着這老兵（按：他男僕）每個動作，就覺得看到了中國那些多數陌生的朋友。他們是那麼純厚，同時又是那麼正直。好像是把那最東方的古民族和平靈魂，為時代所帶走，安置到這毫不相稱的戰亂世界裏來，……

養兵千日，無非是用來打仗的吧。但在沈從文筆下，他甚至感慨士兵生逢亂世，為他們“有用武之地”而惋惜。他嚮往的軍人生活，不過是當中的奇逢與一點點“非城市文明”的“野”性：

（男僕老兵）總使我常常記起那些駐有一營人馬的古廟，同小鄉村的旅店，發生許多幻想。我是曾和那些東西太相熟，因為都市生活的纏縛，又太和那些世界遠離了。……不能不對於目下的生活，感到一點煩躁。這是什麼生活呢？一天爬上講台去，那麼莊嚴，那麼不兒戲，也同時是那麼虛偽，……

《燈》還藏了沈從文對教育、文壇、文學寫作的觀感。

……似乎我因為教了點文學課，就必得負一種義務，隨時來報告作家們的軼事，文壇消息。他們似乎就聽點這些空話，就算了解文學了。從學校返回家裏，坐到滿是稿件和新書新雜誌的桌前，……放下從學校帶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來過目。第一篇，五個“心靈兒為愛所碎”，第二篇有了七個，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淚有血，仍然不缺少“愛”。……

他對年青人寫作充滿文藝腔，對同事愛聽八卦很有意見。這些都是他不喜歡的城市生活。

沈從文的小說不乏城鄉對照，但並非一面倒否定城市人及城市生活。他意識到“鄉下人”“單純素樸”，同時“蒙昧”固執。小說中的“我”（少爺）與男僕相處便不太協調。另一組經常在沈從文小說內出現的對比關係，是軍人與文人的對照。沈從文對“現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有過不愉快的經歷，但他沒有因而把軍人簡單化、美化，他知道軍人也有“專門欺壓老百姓的土匪”一類。

他的城鄉對照、軍人與文人對照，並非純然是兩極對立；參差對照看來是他心靈層面對生活的思索，當中的好惡愛憎都並非實指。就像他嚮往軍旅生活，可能只是當中的野性及四海為家的自由，而不是軍人的實際職務，例如打仗、殺人、拷問百姓……。

《燈》可堪玩味之處不少，值得找來細讀。

那人那山那狗

談沈從文而沒有觸及《邊城》，彷彿考試未寫完答案，不能就此終卷。

一提《邊城》，讀過這小說的人都會即時想起另一個名字：翠翠。《邊城》曾被改編為電影，戲名就叫《翠翠》。翠翠，就是小說的靈魂。

故事以湘西苗族為背景，翠翠是七十多歲老船夫的孫女。十五歲的翠翠，出落得優美、健康而自然，盡得山水間的靈氣。電影《翠翠》在選角上下過功夫，女主角算是清純討好的。可是，要演活抽象文字描述的一些神情動態，演的與看的都略感吃力。文字的想像空間，有時確難以實物真人來演繹。

可以怎樣寫活人的靈氣呢？沈從文不斷以動物，純良的野生動物來烘托人，也用以對照人間、人情比單純的動物世界複雜多了。

……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

另一段文字，寫人與狗都浸淫在自然的天地之間。

風日清和的天氣，無人過渡，鎮日長閒，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陽。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嗾使身邊黃狗自岩石高處躍下，把木頭銜回來。或翠翠與黃狗皆張着耳朵，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

《邊城》之所以為人識、並為讀者喜歡，除了是小說以三十年代湘西純樸的苗族生活為故事場景之外，還因為翠翠與船總的兩個兒子大老、二老之間的愛情故事。尤其翠翠與二老一段失諸交臂的姻緣。賣個關子，不把故事結局在此一清二楚地說白說盡，誘你們自己找小說一看。

光緒年間的劊子手

不少論者以“鄉土作家”及“抒情美學的實踐者”來形容沈從文。這一面的沈從文太深入民心了，此次介紹《新與舊》，一讀沈從文很批判性的另一種面貌。

《新與舊》寫於1935年夏，小說分上下兩部分。上半部發生於清末光緒年間，下半部發生於民國十八年，前後相隔三十多年。寫一個叫楊金標的小戰兵在兩個不同時代下的生活，看看兩朝百姓的生活可有本質上的轉變改善。

沈從文擅長在故事中滲入民間風俗來增加故事的可讀性。小說主角楊金標是個戰兵，平日兼任殺頭，是當地數一數二、“最優秀”的劊子手。當地劊子手奉命於殺頭後上演一套“自欺欺人”的儀式，用以否定殺人行為、平衡道德層面的人情道理，哪怕殺的是犯人。

以下先看楊金標的斬首“刀法”：

（楊金標）請示旨意，得到許可，走近罪犯身後，稍稍估量，手拐子向犯人後頸窩一擦，發出木然的鈍聲，那漢子頭便落地了。軍民齊聲喝彩；（對於這獨存拐子刀法喝彩！）……

上述片段令我想起魯迅。魯迅小說經常出現群眾麻木看殺的場面，看賊人被殺、看無辜者被殺、看革命黨被殺、看好人被殺，蒙昧的民眾不覺有分別。有人被殺，他們便“湊熱鬧”。

回頭說《新與舊》，小兵殺人後儀式隨即開始：

……（斬首後）這戰兵還有事作，不顧一切，低下頭直向城隍廟跑去。

到了城隍廟，照規矩在菩薩面前嗑了三個頭，趕忙躲藏到神前香案下去，不作一聲，等候下文。過了一會兒，縣太爺也照規矩帶領差役鳴鑼開道前來進香。……即刻差派員役各處搜索，……又令人排好公案，預備人犯來時在神前審訊。那作劊子手的戰兵，估計太爺已坐好堂，趕忙從神桌下爬出，跪在縣太爺面前請罪。……縣太爺把驚堂木一拍，裝腔作勢來問案。……“與我重責這無知鄉愚四十紅棍”……那麼打了八下，……一名衙役把個小包封遞給縣太爺，縣太爺又將它向劊子手身邊摜去。

如此這般，殺人的劊子手負了責任，償錢也到手，一宗斬首事件便了結。沈從文寫道：“這是邊疆僻地種族壓迫各種方式中的一種”，犯人是要殺的，但操刀的劊子手也要抵罪，“一場悲劇必須如此安排，正合符了‘官場即是戲場’”的俗語。

故事的上半，沈從文借“記劊子手的一天生活”，寫了清末官殺平民的戲碼如何搬演。

民國十八年的老殺手

《新與舊》裏光緒年間的優秀劊子手臨到小說的下半篇民國十八年間，已是個六十歲的老叟。老叟居住在城門邊的小茅屋，管北城門的上閂下鎖。

三十多年後的民國十八年，時代起了變化，死判由槍斃代替斬首。《新與舊》下半篇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某天，彷彿是夢中通報，有人喚老者執刀到城門邊斬殺兩個犯人。老兵並不以此事為真，心想都民國了，還斬首？卻迷糊中神差鬼使般朝城門走去，並夢也似的重操故業：

老戰兵（按：即上篇的楊金標）還以為是夢，迷迷胡胡走過去向監斬官請示。……他便走到人犯身邊去，擦擦兩下，兩顆頭顱都落了地。見了噴出的血，他覺得這夢快要完結了，一種習慣的力量使他記起三十年前的老規矩，頭也不回，拔腳就跑。……

所謂的老規矩就是前文提過的一場戲。為了殺人有罪、是不道德的這前提，受薪的劊子手按縣太爺旨意斬殺人犯後要逃跑，假裝被捕，假裝被縣太爺罰以棒杖，然後才可以拿取受僱的賞錢。民國十八年，六十歲的老戰兵按老規矩拿起血刀竄進城隍廟等待假被捕。誰知，此次等待他的是真槍實彈。原來老規矩早被廢棄忘記，始終是民國十八年了吧，人家以為老兵久疏斬首，一斬便嚇瘋了。

老戰兵於是被捉住，胡胡塗塗痛打了一頓，且被五花大綁起來吊在廊柱上。他看看遠近圍繞在身邊象有好幾百人，……大家又哄笑將起來。副官聽他的說話，以為這瘋子被水澆醒，已不再痰迷心竅了，方走近他身邊，問他為什麼殺人，就發瘋的跑到城隍廟來，究竟見了什麼鬼，撞了什麼邪氣。……

《新與舊》要說的，當然不止是老戰兵的故事與他斬首生涯上行規的遷變。故事寫來荒誕可笑，背後是沈從文對社會的諷刺—三十年間，朝代變了，行刑的方法、斬首的行規變了，但不變的是某些內質：

時代一變化，“朝廷”改稱“政府”，當地統治人民方式更加殘酷，這個小地方斃人時常是十個八個。因此一來，任你怎麼英雄好漢，切胡瓜也沒那麼好本領幹得下。被排的全用槍斃代替斬首……

至於何以要老兵重執殺人刀呢？原來是當地軍官玩新花樣，來一個非常手段，用古法處決兩個共產黨。沈從文的小說，在抗日戰爭開始吃緊，國情開始嚴峻之際，有不少篇章寫得很有社會性及批判性，是沈從文湘西邊城之外，比較少人觸及的另一面貌。

樸訥的鄉村世界

前幾次介紹了沈從文“鄉土作家”、“抒情美學”之外的面貌。此次言歸正傳，回到沈從文樸訥、恬靜的鄉村世界，介紹他較為人識的一面。

在這類作品中，《邊城》非讀不可；此外，可找《三三》、《靜》一讀。沈從文在好些小說裏建構了一個理想中的“湘西世界”，故事的場景不必實指湘西，共通處是小人物都閒適地活於山水之間，靈動自然；煙火人間的紛亂逼迫，彷彿都闖不進那靜樸的世界。

短篇小說《靜》由篇目至取材，都很象徵地闡明沈從文樸訥恬靜一路的風格。

《靜》是逃難中的故事，沈從文卻從最閒靜處下筆。且看小說的開首幾句：

春天日子是長極了的。長長的白日，一個小城中，年老人不向太陽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無事作時皆在曬樓或空坪裏放風箏。……

小說主角岳珉，十三四歲，暫居的小樓不是她家，“他們是逃難來的，這地方並不是家鄉，也不是所要到的地方”。隱居鄉

下避戰禍，岳珉她：

過了一會。想起這小尼姑的快樂（按：在天台下望的情景之一），想起河裏的水，遠處的花，天上的雲，以及屋裏母親的病，這女孩子，不知不覺有點寂寞起來了。

沒有從戎，一個十四歲小女孩在走難中的日子就只能如此，百無聊賴。真實世界裏的硝煙、死別等戰爭元素在小說內不是沒有出現過的，且看結尾如靜物畫般的幾筆勾勒。女孩岳珉在恬靜的小樓內等門，等爸爸哥哥來與她們會合：

這時聽到隔壁有人拍門……莫非爸爸同哥哥來了，……

可是，過一會兒，一切又都寂靜。

女孩岳珉便不知所謂的微微的笑着。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曬樓柱頭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下一個地方，豎立在她們所等候的那個爸爸墳上一面紙製的旗幟。

爸爸一死，闔家剩下來的多是女人，往後的日子不會好到哪裏去。作者在小說末端附註“萌妹述，為紀念姐姐亡兒北生而作”，《靜》改寫自沈家的逃難經歷。小說中岳珉的爸爸去世，現實生活中，沈從文姐姐幾歲大的兒子死於顛沛流離的逃難路上；有戰爭，就有不必要的死亡。《靜》是另一種風格的戰禍小說。

樸訥者的義憤

沈從文建構的、理想中的“湘西世界”、“鄉村世界”經受現實的不斷衝擊，最終不能不落回現實。1934、1935年間沈從文重遊故鄉鳳凰縣一帶，發現某一小橋上的廿四家店舖十家成了煙館，五家成了賣煙具的雜貨店。教他魂牽夢縈的故鄉，在亂世中難以獨善其身自成桃花源。此行感受寫成散文集《湘行散記》。

沈從文與魯迅、蕭紅等作家有不一樣的風格，即使處理逃難題材，也有能力從最“靜”處下筆（如小說《靜》）；然而，這不表示沈從文走的是周作人一路的遺世風格。當時局勢愈來愈緊張，沈從文的情緒也被拉緊。他的創作世界很“個人”，卻一點也不狹窄，不是今天自我中心的“肚臍眼一族”，他甚至認為“不妨野心更大一點，希望你的心與力貼近當前這個民族的愛憎和哀樂，作出更有影響的事業”。且看他如何看待面對現實、揭示現實的“打頭文學”：

我們正需要打頭文學！因為文學的基礎若立於“去偽存真”方面，我們的愚蠢方能有消滅的希望，也方能把這個民族目前的危機與未來的恐懼揭發出來，多讓人明白些，多作一番準備。……

沈從文本人就面對現實。夢想與現實一接觸，湘西、鄉村的遷變教他感慨良多，卻沒有迴避。遊訪傳說中桃花源的所在地桃源縣時，沈從文直面了不再純樸的鄉村世界：

桃源洞離桃源縣二十五里。……這些婦女（按：指當地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軍政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煙販，木商，船主，以及種種因出公差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的生活，促進地方的繁華。一縣之長照例是個讀書人，從史籍上早知道這是人類一種最古的職業……取締既與“風俗”不合，且影響到若干人的生活，因此就正當的定下一些規章制度，向這些人來抽收一種稅（並採取了個美麗的名詞叫“花捐”），把這筆款項用來補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鄉教育經費。

沈從文寫於1940年前後的長篇小說《長河》對家國有更大的承擔。小說寫國家二十多年來戰火不息，人事、體制（如官吏系統）備受傷害。雖然當年因避諱而不少事沒有直書己意，曲折隱藏，然而仍清晰呈現作者不同於從前的深沉。

沈從文隨時代而成長，隨時代而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