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新界騷動
如前所述，抗拒英國接管新界的村民，在1899年4月於該地區爆發騷動。港督卜力爵士似乎認為騷動是出於誤會，是鄉民誤解英國人對於該地區的意圖所致。換言之，在他眼中，這些騷動的性質屬於民眾騷動而非叛亂。雖然他的指示有點含糊，但他看來是想以最低武力平息事件，並盡最大努力解釋英國人的意圖和澄清誤會。他確信騷動領袖一旦了解英國統治實際上會為他們帶來什麼，就會迷途知返，成為良好公民。他對於這場動亂的看法，最合乎情理的解釋是：他希望按照平息民眾騷動的一般規則加以「綏撫」。
輔政司駱克是卜力委派隨軍前往撫靖騷動的政治官員，但他視這場騷動為叛亂，應當予以戡平。他認為應剿滅武裝反抗的鄉民，並懲罰其家人和村莊。至於沒有死於鎮壓的首領則應流放。他認為只有戡平叛亂，掃蕩反英勢力，英國的仁慈管治才能開展。
如下文會述及，駱克在這事件中陽奉陰違，事實上實行了羅伯茨／卡爾韋爾／哈特式的「鎮壓」戰役，遂令鄉民傷亡慘重，不過戰後卜力的觀點和政策仍得以實現。
(1)Frederick S. Roberts, Lord Roberts of Kandahar, VC, KP, GCB, GCSI, GCIE, 1897, Forty—One Years in India, from Subaltern to Commander—in—Chief（1897年1月至1898年9月間印刷了三十版）。
(2)亞伯拉罕‧羅伯茨（Abraham Roberts）爵士將軍，獲頒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GCB），曾在該地區有豐富作戰經驗。
(3)譯註：英屬印度的西北邊境地區，即今天巴基斯坦西部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
(4)有關維多利亞時代後期英軍對自己的看法及其帝國角色，見C. Barnett,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Penguin Books, London, 1970; 2nd ed. Cassell, London, 2000）; G. Harries—Jenkins, The Army in Victorian Society: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B. Bond, Victorian Military Campaigns（Frederick Paeger, London, 1967; 2nd ed. T. Donovan, 1994）。
(5)上引Forty—One Years in India，分別見頁288–289,355–364和430–431。
(6)羅伯茨在論述1879年阿富汗的和平條約時，十分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英國沒有先鏟除阿富汗的軍事實力，所以這一和平條約是不明智的，而他對此的評語，肯定令讀者更清楚了解他的觀點，就是只有徹底的勝利才有價值：「我認為，必須令阿富汗人感到被打敗，使他們知道如果違反條約，我們會以強大的實力和能力施加懲罰，現在他們沒有這種感覺，因此，現在沒有先徹底擊敗他們就締建的和平，是不會持久的，並且很快會出現更大的麻煩……我認為和平條約簽得太早，事實上應先令阿富汗民族敬畏我們，這才是唯一可靠的保證。」見上引Forty—One Years in India, pp.376,380。羅伯茨說，邊境地區的和平，如果不是建立在徹底打敗阿富汗人的壓倒性勝利之上，這種和平的前景就令他十分憂慮，身體也感到不適。結果，根據和平協議條款派駐喀布爾的公使（羅伯茨的朋友）在到任不久，就連同他的所有幕僚全部被殺。
(7)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Appendix XI, p.573.
(8)卡爾韋爾在第二次布爾戰爭的後半部無役不與，在這場戰爭戰績彪炳，獲冊封爵士。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先後擔任軍事情報處處長和軍需處處長。他在1928年去世，當時官拜少將，獲頒巴斯勳章（KCB）。
(9)他是個很勇敢機智的人，他還是學生時（1869年），因有義勇之舉而獲皇家人道協會銀獎章和法國一級榮譽獎章，1884年又第二次獲皇家人道協會銀獎章。在1879年阿富汗戰爭時期，他不顧自身安危拯救一名印籍二等兵，並因這一勇敢行為獲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在1879年、1882年和1897年阿富汗、埃及和蒂拉赫戰爭期間的公文中，都提到他的名字加以表揚。他在1897年官拜准將，並獲冊封爵士；1902年擢升少將，1908年再升為中將，1914年晉升上將。他在1904年獲頒維多利亞皇家爵級司令勳章（KCVO），1912年至1914年擔任南非英軍總司令，之後退役，在1914年至1918年獲委任為根西島（Guernsey）副總督，1922年獲授予皇家工兵上校司令官的榮譽職銜，1931年去世。
(10)Small Wars: Their Principle and Practice（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6; 2nd ed. 1899; 3rd ed. 1906）．第三版在1990年重印，名為Small Wars: A Tactical Textbook for Imperial Soldiers（Greenhill Books, London）。科利特中校提醒我注意此書，並指出其重要性，謹致謝忱。
(11)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William Close, London, 1894; 2nd ed. 1897; 3rd ed. 1901）．哈特對於小規模戰爭的評語散見於此書，但尤其於第三版中的「山地戰」（‘Mountain Warfare’）一章。我感謝許舒博士提醒我注意此書。
(12)《兵法之我見》在1896至1901年印了三版，而《衛生與健康》到1901年出了四版。
(13)他在1882年時是吳士禮爵士中將，獲頒巴斯爵級大十字勳章（GCB）、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大十字勳章（GCMG），在1833年至1913年成為吳士禮子爵。
(14)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41,106,151–152,159,173,318,384,388–389,395,432．同樣原則在卡爾韋爾的著作中到處可見。
(15)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175.
(16)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4th ed. pp.396,398.
(17)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90,398.
(18)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213.
(19)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41,91–92,103,106.
(20)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p.ix–x．哈特用斜體標示這句話，以強調這是他的觀念中極為重要的一點。
(21)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 x, repeated p.342a.
(22)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 4th ed. p.403．但吳士禮接着說，軍官必須極為小心，以免被敵人偷襲。
(23)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chapter VI, “Boldness and Vigour the Essence of Effectively Conducting Such Operations”, pp.71–84.
(24)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72,75.
(25)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175.
(26)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 4th ed. p.396.
(27)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76．哈特還說，部族在決定參與叛亂前，通常會先觀望事態發展，並說英軍的沉着堅定，會促使許多人袖手旁觀。見上引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3rd ed. p.342a。
(28)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75,383．哈特提出相同的見解：「一般來說，只有在情況十分不利，別無選擇之下，才應蓄意採取守勢。」他把此話用斜體標出以示強調。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154.
(29)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40–42.
(30)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342k–l.
(31)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4th ed. p.398．另見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4th ed. p.402，吳士禮在這裏說許多小規模戰爭失敗，是因為「目標設定在佔領和焚燒村莊，而不是殲滅這些……戰士」。
(32)另見上引Hart: 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3rd ed. p.342a；「如果我軍大炮在遠距離開火，結果只會使敵人能夠全身而退。」
(33)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391,393．卡爾韋爾沒有用「等你能夠看到他們的眼白時才開火」這樣的表達方式，但顯然持這種想法。
(34)另見上引哈特：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3rd ed. p.342g；「一旦敵人處於衝鋒距離，就應該令射擊線更加密集，並上好刺刀。」
(35)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160,161,162,163,384,376,399.
(36)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p.167,342g.
(37)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 4th ed. pp.397,399,401,403.「行動神速和出其不意地突襲，能夠瓦解未經訓練的敵人的士氣……當推進至與敵人極近的距離時，就向敵人吶喊衝鋒……對未經訓練的敵人來說，沒有比我方的快速調動、堅定地展示力量，以及愈來愈猛烈和持續的攻勢，更令他們膽喪……不要逼迫或催促你的部下，因為喘不過氣的人是無用於最後衝鋒的；發起衝鋒時，必須高聲吶喊和吹軍號等助威……調動部隊必須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並且繞到敵人後方，以重創敵人，但是，做如此部署的人，並未如應有的多。」
(38)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170,173,192,194,209,211,377,378.
(39)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394,395,376.「連發射擊」是自動射擊，是相對於小心瞄準的逐發射擊而言。這段話的意思是部隊一旦與敵人近距離接觸，就應大大加強射擊頻率。
(40)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pp.312,349,398,522–523, and 572–573.
(41)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pp.522–523.
(42)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pp.288,572.
(43)Soldier’s Pocket Book, op. cit. pp.398,400．吳士禮堅持，全軍上下包括軍官，都必須自攜四五天的基本補給，而如果在「非常崎嶇的山區」，須至少攜帶一天基本補給，但前提是其餘補給品須由騾子馱運，緊跟在部隊附近。哈特說，吳士禮要求每名參戰士兵攜帶兩天乾糧，以備補給供應不上時使用（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328）。
(44)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57–70.
(45)Callwell, Small Wars, op. cit. 1906 ed. pp.57–60.
(46)哈特對於運輸工具缺乏如何影響小規模戰爭的戰術的看法，見上引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3rd ed. pp.ix–x, 311,324,329。另見上引pp.342g及以下。
(47)見上引羅伯茨：Forty—One Years in India, p.572：「部隊在達成出征的目標前，就被迫返回基地拿取補給品，其效果肯定是有害無益的，因為未能達成目標會令敵人膽子大起來，並削弱民眾對我軍力量的信心，擔心我軍無力保護他們和懲戒犯罪者。」上引Wolseley, Soldier’s Pocket Book, 4th ed. pp.400,403：「如你必須停止前進……以帶上補給品，你就會令……敵人重拾勇氣……他會以為你是因恐懼而停步……大敵當前時，在發動攻擊前出現任何拖延……他們都會視之為恐懼，因而膽子大起來。」上引Callwell, Small Wars，1906 ed. p.74同樣說：「小型戰爭的歷史上有許多矚目例子，顯示因誤判補給和運輸工具的需求，而須在戰事中把正規軍的行動停下來，會帶來什麼禍害。」
(48)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pp.494–495．羅伯茨這些話是針對1879年至188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背景而說的。
(49)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Appendix XI, pp.573–574.
(50)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 op. cit. 3rd ed. p.324：「對英軍來說，所有補給都須付款購買，這是明智和光明磊落的做法……如果不是當場以現金付款，就一物都不能取。」
(51)沒有別的著作像卡爾韋爾的書那樣，詳盡論述在民眾騷動期間，軍隊對於支持文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上引G. Harries—Jenkins的The Army in Victorian Society, pp.171–215對軍隊在這方面的任務，也有少許評論。
(52)如果到了法律崩潰、秩序蕩然的地步，文人政府可以「頒佈戒嚴令」，在這種情況下，把一場騷動定性為叛亂還是民眾騷動，就由軍方決定，但頒佈戒嚴令被視為失敗的表現，並且是極少採用的一着。通常軍方在執行任何積極行動前，會先要求文人政府同意。
(53)雖然許多軍官都嫌這種做法麻煩，覺得十分討厭，認為是對他們的自由裁量權不必要的掣肘。在有些事例中，軍方指揮官會繞過或排擠政治官員，甚至有辦法取消這種安排。但是，羅伯茨十分支持這種制度，下令參與1886年緬甸戰役的各支部隊，均須有政治官員隨軍（Forty—One Years in India, op. cit. Appendix XI, 9th, 13th, 15th, 16th and 18th sections, pp.573–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