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讀《呼蘭河傳》和《生死場》：女性文化符號與鄉土空間想像
第一節 女性身體與文化符號敘事
這裏對蕭紅文本中有關女性身體及其相關的文化空間建構與鄉土想像敘述等課題，嘗試以新視野加以重讀。從中探討蕭紅如何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拓展出一種以土地與身體互寫／互涉的書寫模式，通過這種獨特的女性書寫模式可看出蕭紅乃以新的文化視角重新書寫／詮釋了傳統農鄉女性和土地的密切關係。現實世界與文學世界中的女性身體所隱含的文化意義透過女性作家的身體／鄉土符號空間的想像敘事縫隙找到獨特的立足點。
此種女體刻畫和鄉土空間的敘事策略在蕭紅的書寫中得到互相補綴的作用，和鄉土構成交替的載體，在她的書寫中常有鄉土農村女性／非城巿知識女性的各種精神特質與情愫，十分可貴。
因此，蕭紅文本中有關女體／鄉土符號空間的想像與敘述模式，緊密地聯繫構成蕭紅文本獨特的意象空間，不但含有農鄉女性的心理、文化及歷史脈絡，同時也含有作家對自身同性角色的深厚情感，以及她對鄉土的依戀，緊密地融為一體。在文化上，蕭紅不僅對女性生死和民族興亡深寄同情，在心理層次的情感上，也對女性身體和她們所生存的鄉土有着難以割捨之情。
自《生死場》出版以來，蕭紅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常被譽為民族國家文學（抗日文學）之代表。《生死場》之後的其他許多小說，同樣表現了蕭紅文本的開放性。在民族國家文學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質在蕭紅的文本書寫中進一步得到延續，成為蕭紅見證女性敘事文體的展示場／意義場，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遺產開拓出富有符號性意義的女體空間和女性鄉土想像書寫。
蕭紅筆下農鄉女性群體的身體與鄉土之間，着實存在複雜深邃的交錯脈絡。女體／鄉土的概念隱含內在的指涉意義，敘述體中層巒疊嶂的交叉罅隙映照出豐富的、富有性別意義的文化空間。當我們的閱讀視角向蕭紅文本的深層結構邁步深究的同時，讀者不難傾聽到蕭紅為上世紀上半葉傳統農業社會中有關農鄉女性群體所發出的潛匿性聲音，並以其文本的內向性資源向同時代的其他各類男女作家的文本開敞自身的符號體系。
蕭紅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在一種富有文化和政治含義的空間領域中，展示了女性生活／文化內在空間的歷史記憶。實質上，這是女性作家以其符號母性空間的敘事筆法，在現代化時代來臨前的最後時期中，為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女性歷史組構出可供現代社會凝視的女性身體的「支撐點」（anchoring point）。這些命運動人的農鄉女性，既有承載女性命運受難圖的功能，也有解讀傳統農村女性身體的文化論述。
這一位在現實生活中同樣苦難深重的女性作者，把她自身的生命圖示和她所觀察到的農鄉社會女性，描寫成生／死的符號圖示。蕭紅研究中，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一文，對蕭紅文本的解讀可說掌握到其中的民族家國脈絡及女性身體體驗的隱喻，指出此書中有關生與死的意義乃主要體現在女性人物之上，特別是和農村女性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兩種體驗：因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所導致的死亡，而沒有像魯迅一樣在民族興亡的視角中落入閱讀的盲點(1)。這種閱讀避開了男性批評家如魯迅和胡風等人的觀點，不再只是把《生死場》視為民族興亡的寓言來理解。
事實上，《生死場》前十章主要以女性身體作為「生」與「死」的重要場所，體現女性經驗中「生」與「死」的特殊內蘊，而把女性身體推向小說意義生產的場所。後文從第十一章始共七章，則從女性世界轉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國家民族主義進入村民意識的過程。由於女性身體的種種體驗集中地體現了生死內蘊，導致女性身體不能不成為小說意義生產的重要場所；而「男人」和「國家」在蕭紅文本中因而被緊密聯繫在一起：揭示出民族主體是男性空間的事實。男人和國家也就無可避免地緊密聯繫為民族主體的「男性空間」；但更重要的，女性身體不僅成為蕭紅作品中的「生死場」，而且更是小說獲得內涵和意義的根本來源。蕭紅文本所創造的「意義場」，其真義的複雜性是當時男作家所難企及的，這使蕭紅和另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伍爾芙（Virginia Woolf）發生某種文化碰撞：她們雖然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中，但卻同樣反抗認同各自的祖國。「除了種族和文化差異之外，她們作為父權社會裏的女性這一共同身份，確實造成了她們在國家觀念上不尋常的相似」(2)。
然而，蕭紅和伍爾芙兩者在國家認同上應是有所差異的。劉禾對蕭紅文本的閱讀盲點乃在於他把兩人的觀點同等擴展，以致把蕭紅對「家」觀念的質疑折射為蕭紅對「國家」的反抗。實際上，蕭紅在國家民族的反省中，沒有非常清楚明確的定位，而是存有某種矛盾、模糊的狀況。這可從她一方面跟隨民族主義話語的書寫而致力於試圖表現抗日和反戰的主題，另一方面又控訴戰爭、傳統社會和以男性為中心的民族興亡運動對女性各種各樣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總體壓迫中看出一二。蕭紅的敘述文體，即試圖為這些女性命運的受難圖尋找她所看到、體驗到的不同於男性書寫／經驗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在《生死場》的農鄉女性族群身上及其和鄉土大地的關係中，印證蕭紅的鄉土文化想像乃含有一向被忽略了的性別觀點。從中可以挖掘出蕭紅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鄉土經驗書寫，除了表現農村苦況和兼容革命主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亦道出中國（東北）農村女性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文化迫害與性別政治，以及她試圖突顯農民權益、土地自主與民族抗日等思想內容。
因此，蕭紅文本表現了兩性關係／性別意識與民族文化歷史的雙重主題。作為一個少女時代就離家出走的女作家，蕭紅即使在窮困的時候都不願、也始終沒有回頭向家人伸手求濟。在家與國之間，她一生的文學關懷可說都消耗在女性和民族這兩個大範疇中(3)。其小說作品所研墨秉筆而成的敘述學觸角，構成中國現代文學中一種足以講述女性生命和整體社會結構的敘述學迷宮。
蕭紅的敘事乃以女性身體為立足點，建立了一個特殊的視角去觀察民族興亡、鄉土文化和性別政治的內在聯繫。這一角度確實使得蕭紅筆下的女性身體成為一個意義產生的場所，並和民族國家的空間構成交錯地帶，使蕭紅筆下女性身體和鄉土書寫有着緊密的內在關係。然而有關課題卻長久受到蕭紅研究界的忽視。
從較為宏觀的視角而言，《生死場》中的女性身體表現了一種生／死的大場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關於傳統農業社會在進入工業化之前女性受難圖的性別論述。那些沿自晚清傳統農鄉社會中的女性故事寄寓在民族寓言的敘述體之中。蕭紅文本中的女性生活及其鄉土銘寫實有着深層內在的文化歷史關係。本章即嘗試提出「女體／鄉土敘述」的視角，去探討蕭紅文本中所隱含的農鄉女性的歷史記憶、文化體驗和性別論述。這是含有女性意識的鄉土經驗和文化想像書寫，為傳統農鄉女性過渡到現代女性的鄉土文化書寫留下多重面向的女性文學遺產。
整體而言，蕭紅文本中的女體／鄉土敘述模式，有足夠的能力將鄉土想像和女性經驗呈列在同一場域中，去展示傳統農鄉女性的意義場。
在蕭紅文本中，此種複雜交錯的女性／鄉土敘述，特別是在《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中，更特別含有農鄉社會中的傳統父權（性別政治）、經濟（農業）、種族（抗日）、階級（地主）和女性身體書寫（女性主義意識）等意義。這可看出蕭紅如何刻畫農鄉女體經驗和鄉土想像的文化歷史意義，在敘述結構中把兩者作了緊密的結合，表現出深刻多重的、性別意義的女體／鄉土場域，為傳統鄉土空間提供另一個含有父權文化、經濟結構、傳統文化和性別政治的符號化身體書寫。
本章對蕭紅文本中有關女體空間和鄉土凝態／想像關係的探討，首先將分析蕭紅筆下女性身體的符號化寓意以及與此有關的女體神性化現象及其象徵功能；從中解讀蕭紅如何建構富有性別意識的中國女性鄉土文學與敘述模式，然後進一步再探討有關女體／鄉土敘述中的其他相關課題。
蕭紅筆下有關女體符號的建構，融入了多重面向的女性經驗之鄉土凝態／想像，使其筆下女性群體的構成含有性別意義的符號空間。事實上，許多富有女性意識的中國現代女性作家，她們的作品大都含有雙重的意義(4)。在蕭紅的《呼蘭河傳》中，蕭紅大量地書寫了女體空間所可能承載的各種符號形態——這裏將特別關注第二章中有關跳大神的儀式化女體現象。
在《呼蘭河傳》中，跳大神儀式應被視為是呼蘭河鄉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是生活在這片鄉土中一種卑瑣平凡生活之外的另一重要精神世界。而此跳大神的儀式被置放在所有儀式書寫的首要位置，即可看出跳大神在本書中所隱含的重要性，很有綱紀的作用。其符號空間形態的指涉性亦十分豐富，充滿主體性和反抗批判的色彩，而且表現高高在上的女主男從的性別角色轉移。
從蕭紅記述跳大神的女性形象中，我們不難通過神祭的儀式發現女性角色正是藉助此種能夠脫除日常現實生活的身份和角色的祭祀活動，儀式性地使女性人物從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上偏離了日常的文化社會角色功能。為了達到有關目的，跳大神的女人有必要改換外在的服裝，以達到變更這項潛在性文化角色的目的：
她（跳大神者）穿起奇怪的衣裳，那衣裳平常的人不穿，紅的，是一張裙子，那裙子一圍在她腰上，她的人就變樣了。開初，她並不打鼓，只是一圍起那紅花裙子就哆嗦。從頭到腳，無處不哆嗦，哆嗦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打顫。(5)
文中強調了跳大神者改變服裝的行為，穿上平常日子中女性所不穿戴的衣裳，突顯了文化角色功能變更中的一種中介途徑，再通過女性化的裙子去強化有關女神形象的意圖。這種外在形象的改變，其用意顯然除了突顯女神身份及其內在元素的改變以外，亦是農鄉女性透過跳神儀式達到追求主體想像空間的一種努力。
這種女神身份轉變的敘述方式，同時突出了女大神之下的另一個次要身份，即男人所扮演的二神形象。顯然，這位男二神並沒有女大神所必須經歷的儀式化行為，或者說，蕭紅並沒有興趣描寫男二神的儀式活動，沒有昏亂狀態，也沒有女大神那種神靈上身後的威風氣勢。相反，蕭紅興致勃勃地突顯了女大神在跳神儀式中那種全身是勁、乘雲駕霧的雄壯氣勢：
那女大神多半在香點了一半的時候就下來了。那神一下來，可就威風不同，好像有萬馬千軍讓她領導似的，她全身是勁。(6)
女大神千軍萬馬的威風魂魄，和男二神有很大的落差，可見蕭紅於男女的神化儀式模擬，其主次描寫有着巨大的差距。而女大神和男二神之間的差異，更表現在兩者之間的主從身份和功能之中：一為大神，主要的跳神角色；一為二神，跳神儀式中次要的輔助角色。此外，更重要的，一能治病，一不能治病。
在跳大神的象徵／模擬狀態中，女大神能夠主宰一切的特徵，突顯其符號性的功能，也間接顯示女體所具有的主體象徵意義：最大的莫過於得到平民百姓「非常的尊敬，又非常的可怕」的尊貴地位(7)。蕭紅以此方式在敘述中為女大神形象建立起不可代替的主體質量。通過現實和非現實、日常和非日常的境界對比，在精神層面上讓農業社會中的傳統女性取得現實社會中不可獲取的主體地位和身份。
據此，日常現實社會中的農鄉女性在跳大神之前的自我，被跳大神儀式中一種似實而虛的神性主體／自我所取代。女性角色在神性的儀式性行為中被強化到底，老神在在。此種神異變換的模擬行為，成為蕭紅敘述文體中一種身份轉換的精神儀式，讓傳統社會的客體／從屬女性得以在精神層次上以及在儀式化的象徵層次上重新得到主體身份的定位。因此，女大神所坐的凳子、牌位、香火，到她進入神靈狀態的各種特異舉動，如從頭到腳的哆嗦、打顫、閉眼嘰咕、行將昏厥的神化模擬行為等等，可以說都是女大神儀式中女性獲取新生命和新身份不可或缺的模擬手法，具有重新定位女性自我的主體性功能。
《呼蘭河傳》中有關女大神的主體符號空間建構，因而可為蕭紅文本指出此一重要的指標：含有文化意義的女體符號空間的敘述結構，隱含着一種不可忽視的女體寓意。女性身體在神化儀式中表現出象徵性的符號功能，為蕭紅文本伸展出一塊別具一格的身體／性別空間。而《呼蘭河傳》一文中有關跳女大神儀式的治病活動，以及民眾所表現的集體狂歡性質，同樣可以放在此一特質中加以審視。
倘若進一步考察，可發現蕭紅對其女體空間符號化的建構，除了轉換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的文化角色之外，更在時空上作了轉喻的描寫。跳大神的地點若在神廟舉行，自然可藉助寺廟的象徵力量讓大神跳起來更有神化的效果。但是，《呼蘭河傳》中的女大神卻往往不是在廟寺場地進行，而是在一般人家中舉行。跳神儀式由傳統的廟宇移植到日常生活場所，需要更複雜的空間轉化形式。為了達到和提高神化儀式空間的可信性，女大神的跳神儀式往往在時間上被安排在天黑以後進行。
時間由白天換置為夜晚，固然一方面是為了配合農業社會的客觀環境，然而，這種置換不應只是被解說為表象的客觀環境影響，而應注意到其中更深層的象徵意義。此種時間上的轉換，為女神的精神內涵提供了現實世界中所不可能得到的空間特質。從中可見蕭紅並沒忽略時間形態方面所可能涉及的複雜因素，這也可以為我們解釋，跳大神之所以安排在天黑以後，可以說是藉時空轉化去達到功能性轉化的配套條件；從而能夠強化女神／女體空間配套因素方面的象徵性功能。
跳大神，大半是天黑以後跳起，只要一打起鼓來，就男女老幼，都往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裏屋外都擠滿了人。(8)
白晝和夜晚的置換，讓現實世界和跳神的象徵世界更有效地加以分割和區分。通過跳大神的祭典儀式，無形中在精神層次和象徵擬態中置換了傳統農業社會中兩性文化角色。女性身體的主體性被提升到超越現實人世的形而上精神層次中，在實質上打破了農鄉女性在現實世界日常生活中的低位屬性。藉助此種儀式性狂歡聚會和民間詼諧文化的構思，使蕭紅筆下的女性人物有足夠能力演繹某種回歸母體大地、回歸活生生血肉生活的主題願望。
蕭紅筆下女性所構成的女體符號空間，其根基因而也是建立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之上。她的書寫，在神靈儀式中展開「模擬」（Mimesis）行為的神化／主體化行為，為農業社會中的傳統女性指出某種超越現實意義的可能形態。此種昇華意義的模擬行為，實際上為現實農業社會中傳統女性提供了一項傳譯／指涉（rendering）的功能，而具有超越現存世界的象徵。
女性身體在符號化中獲得文化指涉的空間特質，甚至為這些從屬女性暫時性地——即在跳大神的時空期間——顛覆了她們真實的文化客體身份。這讓蕭紅筆下的農鄉女性群體，在民間俗文化祀典的隙縫中藉狂歡怪誕和誇張的手段，表現出一種浪漫而怪誕的現實主義寫法。(9)
第二節 女性文化空間與符號身體建構
以上所論，可為我們解說蕭紅的女體書寫為何和鄉土想像有密切的關係，其文本特質並常帶有酒神的狂歡性質、民間俗文化色彩和壓抑的女性焦慮，構成蕭紅敘述文體中的怪誕現實主義風格。
本節的論述基本上盡量避免參照太多西方女性理論，而是試圖致力於建構自身的文本批評話語；而理論的運用只是作為文本分析的窗口加以解讀。在跳大神的狂歡節／嘉年華（carnival）現象上，是討論蕭紅文本中值得一提的觀點；其中含有相當明顯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理論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之書寫特質。此種狂歡特質有待通過理論的重讀加以理解，除了《呼蘭河傳》的各種神祀儀式和宗教／民間性活動之外，在《生死場》中，如描寫埋葬王婆的場景中眾人圍着半死不活的王婆，集聚在一起吃喝的情景中亦可以看出有關特質。這完全是兩種情境或兩個世界的對照：一為死世界（如《生死場》中王婆、月英和小金枝等），一為活世界（如《生死場》中趙三和村人等）；一為現實世界（如《呼蘭河傳》中農村普通居民），一為神靈世界（跳大神的女人）。在女大神改換服裝、治病醫體、群眾觀神的集體參與以及狂歡式的女大神（及民眾）身體演出等描繪中，蕭紅一再突顯了女性作家內心的性別意識和文化思考的深度。
實際上，巴赫金的嘉年華觀念即含有意義多元化和反叛聲音的空間，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以卑賤抗衡高雅，上下主客次序的倒錯，表現出《呼蘭河傳》中富於自發性、反叛性、顛覆性的色彩。此外，所有跳大神的場景，主要都在鄉間普通百姓人家中舉行，更進一步配合大神所含有的女性（外在生理方面）和陰性（內在文化層次）的屬性特徵。跳大神的家居鄉土場景因而無形中也與女體／鄉土的符號空間發生聯繫，兩者的內在關係緊密聯繫為一。在鄉野家居門前的類似野臺子戲上演的場合中，女大神的跳神祭祀被導入性別和鄉土互涉的特質，構成蕭紅文本中女體符號空間的圓熟性和多元性。(10)
另一方面，蕭紅筆下的神性女體，還有一個較易被人忽視的功能，即在第二章起始就指明的女大神的治病功能(11)。女大神的治病功能，在跳大神儀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說女大神之所以非跳不可，即在跳神中所進行的治病功能。此治病功能加強了女神意義的多元性質和主體力量，深刻地和蕭紅文本中某些女性病體銘刻和疾病治療儀式緊密結合。蕭紅筆下的女性人物在此敘述文體中得到作家悲憫的撫慰；其中最不能忽略的即是《呼蘭河傳》中女大神的治病能力，為女性自主的主體層面提供自力更生或再生能力的挑戰和生機。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女體病態現象，在女大神的照料下得到痊瘉的可能機會和空間也大大地提高，強化女性力比多能量，修正了女性在現實世界中不足與匱乏之處。
除了女大神外，《生死場》中月英的女佛隱喻則是另一個類型。如果說蕭紅早期作品中，月英還沒有自我拯救的能力，也沒有發展出自我主體的能力，到了《呼蘭河傳》，蕭紅的敘述文體則在寓意中已有能力自給自足，在隱喻上讓女性自我拯救並拯救他人。其他如《呼蘭河傳》中出現的祖母，其實也是一個女性家長型的人物，掌管着家裏一切財務和家政(12)。這類老太太人物，和張愛玲筆下眾多的女性家長一樣(13)，都有着相當明顯的主體性意識，主宰着大家庭中的各種活動。
蕭紅的兩部代表作《生死場》與《呼蘭河傳》，富有雙重性的女體與鄉土的符號空間，其意義結構值得重視。蕭紅對女體的想像書寫和鄉土的文化空間建構是雙線並行的，缺一不可。
在此雙重性的映照之中，蕭紅為此女體／鄉土敘述設置了雙重結構的符號空間（semiotic space），女體空間的他者性和主體性互相撞擊，而讓敘述者得以一種深具批判性的視角為女性身體的空間提出主體昇華的可能。
除了《呼蘭河傳》，《生死場》中農鄉女性群體的雙重性女體同樣有其符號性空間的文化意義。當蕭紅把女性經驗注入傳統鄉土（未有性別意識或可能富有父權意識的概念場域）之中，女體／鄉土敘述被導向生理／地理空間交叉的符號領域，使符號化後的生理性身體獲得空間再生的能量，而有能力轉變為一種文化場域(14)。這可為我們察視蕭紅如何以此作為她用以窺視鄉土農業社會中有關女性生命「意義場」的「內視鏡」（speculum）(15)。
質言之，符號化的身體空間賦予蕭紅文本一種含有分裂而又能再度繁衍複合的敘述能力，讓她能藉此展開富有女性經驗的鄉土想像和女體書寫，而把女性和鄉土空間的敘述集中展示出來。這首先可在王婆探望完病重的月英離開她家後的歸途景觀中，從王婆思考更深刻的人生之路中顯示出來：
荒寂的山上有行人走在天邊，她（王婆）昏眩了！為着強的光線，為着癱人的氣味，為着生，老，病，死的煩惱，她的思路被一些煩惱的波所遮攔。(16)
文中以地理的道路象徵人生的道路，強調活存下去的人，必須走更長遠的路途：此道路充滿了生老病死的煩惱波。有形的路和無形的生命之路，糾結在有形體的生命（身體）和無形體的「生命波」中，兩者深深交織為一。蕭紅更具體地寫出，路上的雪形象化地在王婆的腳底「狂速地呼叫」，充分反射出王婆內心的世界影像，也充滿了蕭紅筆觸中慣有的女性之焦慮心理元素。
事實上，此為蕭紅十分善用的敘述視角之轉移手法，是蕭紅女性敘述中關於女性身體和社會文化層面互涉的流動性書寫策略：女性身體的移動現象跨越界線而涉及社會、文化、歷史等層面。此種敘述體中的流動性強而又具有不定性的特質，而且不可分割，一再通過蕭紅的女性敘述指向今日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多元特質。
此種女體／鄉土敘述突顯出歷史文化交織的符號空間，一種近於女性主義批評所指稱的「容器」概念。這種敘述文體的流動性視角，足以讓一個女性身體到此一身體所處的地理／社會空間，或從一主題跳入另一主題，或從一意象躍入另一意象，或從生理層面躍入地理層面，或從一個女性跳向另一個同／異性質的女性等等，都靈活地表現出蕭紅獨特的女性敘述策略。蕭紅的女體／鄉土敘述使其女性的人生之路和其所生活的鄉土大地無形中形成一種生理／地理意義交叉的文化符號空間，在隱喻上把一向受忽視的農鄉女性身體及其所生活的鄉土／家居空間緊緊聯繫在一起。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鄉土的象徵功能可視為蕭紅窺視女性身體內宇的另類「內視鏡」，是女性作家藉以窺探女性內宇及其社會文化關係和人生命運不可或缺的書寫策略，不容忽視。作家所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女性課題，或女性身體所能指涉的文化課題，都能夠在女體／鄉土敘述中被找到。通過女性身體的符號化空間，蕭紅將其不為人知的文化內在層面表現出來，而得以深入女性深層的文化層面。
蕭紅從符號化的女性身體空間，轉入深層文化層面的鄉土領域去重寫女性（農鄉社會中的）身體。女體在蕭紅的女性敘述中因而含有符號化功能，為一種含有鄉土文化意義的符號空間，而鄉土亦更進一步通過有關符號化空間被蕭紅轉變成含有性別內涵的文化批判書寫。個體（女性）和整體（鄉土／民族）的相互觀視中，映照出家／國兩個層面；而女性／鄉土和民族空間亦得以映照出個體的家和整體的國的概念。
在蕭紅筆下，我們因此可以看出女體的象徵意義往往飽含傳統農村社會中有關女性的鄉土寓言，飽含種種磨難的（集體）記憶。蕭紅的女性敘述，讓女性作家得以在象徵的基礎上建構女性／鄉土的歷史、文化場域。女體不但往往可視為母性大地的符號載體，也和鄉土有着內在的緊密關係，呈現出飽滿的女性命運苦難圖。
蕭紅文本中有關女性身體及其流動性質的符號空間，為蕭紅的鄉土民族之歷史文化圖景提供更大的發揮空間，其中包含着不可忽視的女體和鄉土之間的密切聯繫。此一女體／鄉土敘述所展延的空間，其經緯面有許多可能性的延伸，不只是一般的農村鄉土而已，亦可擴展到農村、鄉鎮或一般家居等領域。在傳統上，農村或鄉鎮一向和鄉土有着最密切的聯繫，而構成鄉土不可或缺的組成結構。在〈朦朧的期待〉一文中，李媽置身在小鎮的小巷子裏的情景，可以進一步說明蕭紅文本空隙中所存在的、相關方面的鄉鎮和女體空間的互涉功能。
文中的李媽對金立之充滿期待之情，使她想在金立之歸連前買兩包香煙送給他，讓金立之能夠在戰壕中想起送煙的人，以此寄託情意。文中的敘述者詳細地記述了李媽在漆黑的巷子中奔跑的情節：她淌着濕汗的發燒似的身體在黑巷子中流動，害怕趕不上和金立之道別。不幸的是，李媽果真趕不及在金立之走前回來。她拿着煙呆立着，背脊被寒風拍打着，整個人像被浸在水中。李媽如此面對着黑暗的院子和巷子，失去了方向，重重心事湧上她的心頭：
徘徊，鼓蕩着的要破裂的那一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餘的人生都帶走了。(17)
在接下去的敘述中，敘述者進一步展現李媽眼中一幅喧嘩而破敗的農地風景：「唰啦啦、呼離離在人間任意地掃着」，農鄉景色把李媽包裹起來，充滿寓意地將李媽內在的世界情感投注其中，成為李媽生命的一種隱匿式的內在叫喊(18)。文中的敘述非常細膩，整個巷子飽含豐富細密的女體情境的動人情愫。李媽的內在世界融入外在社會現實之中，隱隱約約顯現出李媽複雜的聲音和景象。外在的地理空間緊密地包裹了李媽的身心，李媽所走過的巷子反射了李媽的內在場域，從而構成蕭紅筆下女體空間的組成元素之一。
同樣的，在〈曠野的呼喊〉中，蕭紅對曠野大地的描摹，最後都歸到陳姑媽這一個女性的視線裏：通過陳姑媽的視線，曠野、地平線、天河繁星和鄉村景致、人聲、家畜聲、風聲、大地和山林的各種聲音，都融入人間的喧嘩之中。在這地理／生理的互構背景上，蕭紅筆下出現的自然界景象，那些被巨大旋風橫掃過的柴欄，被暴雨洗刷過的庭院等村莊群落，都被蕭紅文本的敘述結構化整為零，消融在陳姑媽的內宇視線裏，和其身體銘刻緊密結合——這即使在描寫陳姑媽的一雙手上亦可看出此中的女體／鄉土敘述：陳姑媽的雙手橫橫豎豎的裂出無數小口，如同「冬天裏被凍裂的大地」，變得更深陷更裸露(19)。這種女體銘刻和鄉土敘述有着多元互涉的表現形式，其敘述體中展示出來的空間不但形態多樣化而且流動性高，常有不同形態的延伸。
第三節 蕭紅女性身體／鄉土符號的想像建構
上述所論，可見蕭紅文本的意義場可被視為十分具有流動性的空間界域之背景。她的文本結構講述了其女性敘述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內涵。在此敘述模式中，不難看出蕭紅尋找到一種能夠表現進而探討女體符號空間和銘寫農鄉女性的鄉土經驗之書寫。
蕭紅的女性／鄉土敘述除了歷史文化場域等含義外，亦可延伸至一般家庭層面之中。在小說之外，蕭紅早期的自傳體散文《商巿街》中的許多篇章，同樣也把地理空間和生理空間互相指涉，家居空間飽含大量的女性內在情感，含有大量女性荒涼情境的描寫：
這就是「家」，沒有陽光，沒有暖，沒有聲，沒有色，寂寞的家，窮的家，不生毛草荒涼的廣場。(20)
在歐羅巴旅館，蕭紅早年和蕭軍的窮困生活，給了她無限的生命啟示和生活感觸。在她眼中，狹小的房子在寓意上就像生命或命運的「廣場」——一種空間形態——一般荒涼。從中可見她早年的散文也和她後來的小說一樣，地理空間中所隱含的生命／情感意境，包容着鄉土、鄉鎮和家居等空間的概念，特別充滿了女性生命的觸角和人生悲痛。以下的文字，能夠進一步充分表現此中的含意：
窗子在墻壁中央，天窗似的，我從窗口升了出去，赤裸裸，完全和日光接近，市街臨在我的腳下，直線的，錯綜着許多角度的樓房，大柱子一般工廠的煙囪，街道橫順交織着禿光的街樹。白雲在天空作出各樣的曲線。高空的風吹亂我的頭髮，飄蕩我的衣襟。市街像一張繁繁雜雜顏色不清晰的地圖，挂在我的眼前。樓頂和樹梢都挂住一層稀薄的白霜，整個城市在陽光下閃閃爍爍撒了一層銀片，我的衣襟被風拍着作響，我冷了，我孤孤獨獨的好像站在無人的山頂。(21)
街道上橫順交錯的街樹，以及白雲的各種曲線呼應了女體亂髮和衣襟的曲線。在第一人稱的指引下，女體抽離出現實世界，飄向天空大地，和城巿結為一體；然而對作者／文中的敘述者而言，這又是一座孤獨的城巿——同也是一種空間形態——就像孤獨的主角一樣，其內在世界的孤絕讓她在想像中孤零零地站在無人的山頂——另一種空間形態的展露。從蕭紅的小說和散文中，不難發現她對女體、社會場所和文化空間關係的關注。
可見在蕭紅的鄉土建構中，常帶有女性書寫意識和性別啟蒙色彩，在一種性別的思考中探索女性生命／命運和在社會歷史、文化關係中建構文本。
這裏準備以《生死場》為考察對象，進一步探討蕭紅筆下女體／鄉土敘述結構的某種脈絡，藉以窺探女體符號空間的結構背景。從這一層意義視角探討《生死場》中所隱含着的各種農鄉女性之情感空間，如何在複雜的性別意識中構成蕭紅女體／鄉土敘述的文本結構。
首先，《生死場》一書前四個章節的名稱可以提供某些框架式的線索：麥場、菜圃、屠場、荒山等，都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鄉土場景。從第一章〈麥場〉始，有關鄉土空間已含有女性視角的性別形態，為本書的王婆及其後各章現身的農村女性演繹出她們受難的命運圖，深刻地銘寫出傳統農業社會中被壓迫的女性群體及其性別意義。
書中開首部分所出現的那隻在迷途中走失的山羊，在寓意上可以視為尋羊者／老王婆所喪失的生命力和青春歲月。在一片荒山麥田野地中，此迷失的山羊之象徵意義，在後文第五章中更以章名再次出現。在這片講述女性生死命運的鄉土大地山川上，深埋着老王婆這群農鄉女性內宇中、一種隱喻化的女體寓言，象徵女性一生歲月的苦難命運。
從蕭紅對這些農鄉女性的刻畫中，讀者可以輕易發現她特別注重這群農鄉女性和土地與地理環境空間的關係，以至在王婆的描繪中，我們不難找到女性身體和土地的一些暗示性關係，甚至於是明喻的身體銘刻，印證了前文各章節中所曾探討過的女體／鄉土敘述特質：
王婆穿着寬袖的短襖，走上平場。她的頭髮毛亂而且絞捲着，朝晨的紅光照着她，她的頭髮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纓穗，紅色並且蔫捲。(22)
王婆的形象顯然和田地的寫照非常近似，蕭紅在此將王婆的頭髮和田地中成熟的王米複寫為一體——這和前文所論及的王婆對人生之路和歸家路上的指涉書寫，顯然有異曲同工之義。這種女體和土地的複寫和文本結構，在接下去的章節〈菜圃〉中同樣出現。
《生死場》第二章節的「菜圃」，承接了前章「麥場」的空間形態，同樣表現出農鄉女性主要的勞動場所和日常生活空間。此章開首部分，蕭紅寫了菜圃上各種果子蔬菜如西紅柿、青蘿蔔和紅蘿蔔的豐盛收成，就已經含有隱喻本書女主角金枝懷孕的寫照。前後兩章的菜圃和麥場，其實都有着同樣的再生性質：開花結果和繁殖的母性再生能力與母體大地的意象。此一對照關係把《生死場》前半部的女性主題充分發揮出來。土地的再生和繁殖現象，因而更能對照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勞動的農鄉女體的生命內涵。
更深一層而言，《生死場》的主角金枝，現身時正值十七歲的青春黃金年華。而此花樣年華的少女首次現身場所，就在結滿大紅的西紅柿的菜園果圃中，不能只視為一種巧合，而是具有女體和鄉土大地的象徵意義，指出金枝命中注定像大地母親一樣踏上被父權社會所耕耘墾殖的寫照一樣，難以逃離蕭紅文本中一個重要的母題：即女性懷孕繁殖的命運。
蕭紅把這一位十七歲未婚懷孕的少女置放在家中一片結滿金紅色果實的柿地現身，因而自有其象徵含義。金枝家中大片柿秧結滿了金色的果實，柿地連着柿地再連着菜田，其中還有一些半綠色的青澀果子，似乎強調了少女年華的金枝所面臨的懷孕初期的外化寫照。此外，金枝家的柿地附近也是一片菜園，園中所種滿的土豆和白菜，都已經在八月裏成熟起來。(23)這種景象看在金枝眼裏，豐收的柿地和菜圃景象，令未婚懷孕的少女更深地沉默着，獨自哀傷。她蒼白的臉色變得脆弱起來，一副患病的模樣，暗地裏偷偷撫摸着日漸變大的肚子，「恐怖地」擔心着肚內日漸成長的胎兒，和自身的命運。
在第二章中，金枝是以私會成業的熱戀情態現身，而同樣的命運和情節以前也發生在成業的嬸嬸身上：在九月毛毛雨的清晨裏，當年年輕的嬸嬸披着簑衣在河邊釣魚時和成業的叔叔發生了關係。這和金枝在水濕濃厚的河灣上和成業以口哨聲為約會暗語的情境類似，世代相沿，甚至當年成業叔叔對嬸嬸所唱的情歌，亦被成業所承繼。(24)農業社會的文化氣息，被上下兩代人所承襲，從另一層面表現了女體和鄉土的寓意。其中女性人物所表現的哀傷悲痛內涵，和鄉土大地所展示的荒涼意境交織在一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蕭紅刻畫福發嬸和金枝在有關事件中的敘述筆觸，表現出兩代女性的同性質體驗：當福發嬸悄悄躡着腳走到門邊，場院前正開着滿眼金燦的向日葵花叢，她聽着風聲在紙窗滑過耳邊的聲響，感到全身乏力的灰暗感傷。緊接着在下一情節即跳入金枝現身的場景，同樣以漸漸發白的紙窗切入金枝的內心，以鄉土景色觀照映現金枝穿過高粱地的內心痛苦寫照。金枝發出的低聲泣語，滑過紙窗，在風鳴聲響中互相「對話」。蕭紅以此將上下兩代的遭遇，通過女性生理媒體和外在自然界的地理環境媒體連貫為一。不同的只是，現今的福發嬸對心中所愛的男人再也沒有任何的幻想：男人會把娶過來的女人又打又踢，「男人和石塊一般硬，叫我不敢觸一觸」(25)；而金枝在未婚懷孕的哀傷中，內心對未來還有一絲的少女幻想。
在敘述技巧上，蕭紅表露出女性作家特有的細密筆觸，通過發生在上下兩代女性身上的同一情事，寫出農村社會的男女關係，及女體和鄉土所共同具有的相同命運。蕭紅眼中此種女性人物的重複生命寫照，兩代女性的人生在她筆下因而有了整體指涉性，同時也有更大的說服力和文本建構基礎。
此種敘事語言，就像蕭紅其他妊娠母體的病痛描寫那樣，金枝懷孕後的病體銘刻現象，隱含着特別豐富的符號化女體寓言。金枝此處的妊娠母體可以和上述所提及的紙窗與風聲之意象營造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金枝從高粱田野裏走回來，一邊走一邊幻想一邊哭着，漸漸發白的窗櫺發出如同金枝的低泣聲。金枝的心情壞到了極點，等待情人成業現身的時間，長得像厭惡的蒼蠅縷着的絲線那樣長，她感到肚子變成了可怕的怪物。
可見懷孕對金枝所造成的打擊之大，令她無心工作，也令她厭惡一切美麗的事物；例如她將飛來膝上的蝴蝶看成「邪惡的一對蟲子」，使她彷彿變成田野中的稻草人一樣。中秋節過後，金枝的心情隨着田園荒廢的憂鬱光線憔悴起來，田園的高粱和黃豆，在蕭紅的筆下被形容成「和亂的頭髮一樣」的蓬亂，而她的內心情境和病情日漸嚴重起來，最後被蕭紅進一步「把她變成和紙人似的，像被風飄着似的出現在房後的圍墻上」(26)。此一女性病體刻畫，除了和蕭紅筆下的妊娠母體實有着脈絡交錯連貫的共存關係外(27)，更為我們展示了女體和鄉土所隱含的密切關聯。
在第三章中，有關「屠場」中的女體／鄉土敘述有着更為驚心動魄的身體想像書寫。老王婆在這一章中帶老馬進屠場的描寫，表現了比金枝更為絕望的傷痛，加深了上下兩代女性之間的共通命運。在此背景上勾勒出王婆和老馬所共有的命運：不能再生產的老馬暗喻了老王婆老來喪失價值的內心獨白。如此才能揭示此章最後蕭紅對王婆的描述：
王婆半日的痛苦沒有代價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沒有代價。(28)
只有捕捉到這半日趕馬到屠場和王婆一生的內在關係，才能把握到蕭紅為何如此全力細心地追述王婆趕着老馬進城到屠場的用心，順着此一敘述策略可以更清楚地分析此章有關王婆和女體形態空間的迂迴面貌；而老馬正是結合兩者的橋墩。馬和田間的牛一樣，是農村生活中和鄉土有密切關係的重要家畜，因此，蕭紅筆下的家畜，不少都被作者納入她的敘述文體之中；而老馬在王婆的驅趕下，也同樣成為鄉土延伸的一種形式，帶出老馬和鄉土背後的密切關係。
在趕馬進城的過程中，一人一馬所走過的道路因而才有深刻的意義，而被蕭紅以細部描寫的方式一一記述下來，連一片落在王婆頭上的葉子都不輕易放棄：
王婆驅着她的老馬，頭上頂着飄落的黃葉；老馬，老人，配着一張老的葉子，他們走在進城的大道。(29)
綜觀第三章的情節，王婆趕老馬進屠場的敘述乃頗為曖昧的，隱隱約約透露出王婆和老馬含有一種不太明確的互涉替身／對照關係。筆者認為，其中乃隱喻着農鄉女性在老來無依時，這些年老的女性在傳統（宗法父權）農業社會中所面對的、類似的老馬來到「私宰場」（蕭紅此章的開場語）的隱喻一樣，把前一章少女金枝的花樣年華過渡到老年時期，寫出農鄉女性一生漫長的命運受難圖。前後兩章對不同年紀女性的刻畫，蕭紅揭示出兩代人所可能共同面對的相同命運。
從這個視角而言，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王婆在趕馬進城的路上，竟會幻想到有一把屠刀似地穿過她的背脊的慘烈寫照，令她不禁寒顫得暈昏在道旁(30)。此種足以令王婆感同身受的昏厥，或可說出兩者在情感上的內在緊密關係。兩者的對照，不只突顯王婆心中對老馬的深厚情感而已，兩者乃是一外一內形態的交錯互疊，帶出蕭紅筆下女體／鄉土敘述中有關女體寓言所共有的空間情景：
淒涼的陽光，曬着所有的禿樹。田間望遍了遠近的人家。深秋的田地好像沒有感覺的光了毛的皮革，遠近平鋪着。(31)
蕭紅筆下的鄉土大地，指涉了這些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群體人物之內心情感區域，亦飽含農鄉女性心中一片荒野地帶的淒涼、陽光和心事。田園大地在這群農鄉女性的眼中，其所感受到的情境就和她們的身體所給予的質感一樣，常有反寫的表現形式，如同抽離了感覺的深層感受一樣：把深秋荒廢的田野和光禿淒涼的林野景色移入女性體中／眼中，平鋪着、並列着共同展示。
若從女性主義批評視角加以閱讀，我們更能讀出其中有關女體和其所生活的土地之密切關係。兩者結合下產生新的場所／空間：女體符號化後的場域空間。這是符號化的身體空間，也是文化意義上的空間場域。女性身體和鄉土大地成為雙重結構中的一種場域空間形式，使鄉土得以成為象徵符號化的女性身體空間，而女性身體在象徵意義上也得以成為符號化的鄉土場域。
大體上，《生死場》前半部的結構，形成女體和土地互寫的內在關係，而且是上下兩代女性互相輪替、互相指涉的連環結構。首章的〈麥場〉，不僅是農家的農耕地和稼穡地而已，同時也是整體意義上有關大地母親和母性場域的隱性複寫；接下去的第二章〈菜圃〉，所表現的菜園場地，同樣也是大地母土／女體象徵的延伸空間。
此兩章的對比在於，前一章的麥場指涉對象為上一代老年的農鄉女性，轉入第二章的菜圃時則顯然是以下一代的年輕少女為其凝視對象。第三章〈老馬進屠場〉中的「屠場」空間，女體／鄉土則從少女經歷了風霜之後重新回到老一代的女性身體；藉王婆帶老馬進屠場的心路歷程，揭露農鄉女性面臨老年無助的內心寫照；「屠場」折射出王婆心中的「私宰場」：生命的喪失和老來無助的投射。
在接下去的第四章中，〈荒山〉又再次重新回到年輕一代的女體空間形態，符號化的女體生態在此一篇章中重新循環再生。前後四章從不同的角度和人物，寫出女性作為一種生理空間、文化空間和生命空間的各種形態。生理空間以女性身體為主要訴求，文化空間以傳統農業社會中有關農地／土地的象徵為訴求，而生命空間則表現了這兩者結合為一後產生的、新場所／新空間的女性精神之特質。前後雙重輪迴替代互寫，力道十足。
從第五章〈羊群〉開始，環節又回到第一章尋羊的結構，可視為一種協調性的女性敘述，為前文幾章提供補綴性的銘刻。此章在《生死場》像是開場中尋羊的情節一樣，富於身體符號化空間的寓言色彩。跨過此章，女體／鄉土符號空間充滿了駭人聽聞的受難圖，符號化的女體一幅比一幅更為令人驚心，其女性筆觸極為刻骨銘心。第六章的女體／鄉土敘述中，涉及女體和鄉土大地的結合與分裂在雙重結構中移花接木，在交替進行中繁衍擴大，將女體所象徵的生命、命運、生活空間等，調和在農鄉的社會文化關係之中。
從第六章〈刑罰的日子〉始，蕭紅主力書寫各個女性所遭遇的受難命運，一口氣寫下三個女性懷孕臨盆的難產紀事：五姑姐姐的難產，金枝婚後的早產，以及李二嬸的小產。而在第七章〈罪惡的五月節〉，進一步寫了王婆服毒和金枝面對小金枝被成業摔死的慘劇。到了第八章〈蚊蟲繁忙着〉的生活空間中，則寫王婆生病和其絕望哀傷的女性生活等等。從「麥場」到「菜圃」，從「屠場」到「荒山」到「亂葬崗」等筆法勢如破竹，以及接下去的幾個章節，蕭紅從不同的場景為中國現代文學留下女性身體、鄉土和民族命運的書寫範本。
這在整體上形成一個更廣大深層的「生死場」，表現女體作為一種生理空間、文化空間和精神／生命空間等各種形態的特質。蕭紅的陰性書寫，讓女性的身體和鄉土空間擁有共同的文化資源，而形成含有性別意義的雙重結構之共同體。女性、鄉土、生活場景和社會文化空間都被包含在內；鄉土所構成的真實世界，因而並非超然於形而上形態，而是屬於女性符號空間的一種形式，也是母性空間得以存在之所。
如此，女體則是鄉土的另一層載體，也是女體／母性得以通過大地得到永恒、不朽和象徵意義之所在。兩者以循環往復的「互體」形式，使女體符號空間生生不息。這和蕭紅的妊娠母體及女體病情之銘刻，都是作家批判傳統農業男權社會的手段。這些都可視為蕭紅文本中獨有的女體空間和鄉土想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着重要的意義。蕭紅的文本結構在其鄉土想像中和女性身體緊密結合，讓她找到可供模擬、互寫和反思的聚焦點。
此外，農鄉女性身體和農地的緊密關係，在《生死場》中同樣成為傳統男性農業社會中侵佔、壓迫和種植的場所形態。農村土地被傳統男性社會所佔有和耕耘，此一象徵關係，可以從男性（傳統社會）對女性身體（土地）的佔有和情慾發洩中，從旁側面揭開蕭紅文本中關於女體和土地之間的另一結構。
這層意義結構，以金枝和成業的關係為例，第二章中成業對金枝身體的佔有的描寫，除了表現男性情慾之外，亦含有另一方面更深層的象徵意涵。這可以為我們解釋為何蕭紅會如此細心經營金枝被成業佔有的粗暴刻畫，充分地形象化——金枝像隻「小雞」似的「小姑娘」一樣，被「野獸」般的成業壓住：
男人（成業）着了瘋了！大手敵意一般地捉緊另一塊肉體，想吞食那塊肉體，想破壞那塊熱的肉。(32)
和蕭紅筆下其他的女體一樣，金枝的女體空間常常表現出他者的屬性；少女金枝的身體，在成業男性凝視下，就像地理意義上的處女農地一樣被傳統社會（男性／父權慾望）開發耕耘，女體作為符號空間的他者性色彩，隱喻十足。當金枝再次面對成業時，成業在肉體和情慾上重複地粗暴地佔有她：
他（成業）丟下鞭子，從圍墻宛如飛鳥落過墻頭，用腕力擄住姑娘（金枝）；把她壓在墻角的灰堆上，那樣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熱情的講些情話，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動作一切。(33)
蕭紅筆下的女性身體，在寓言上就像傳統農鄉的土地一樣，常被父權社會／男性文化所侵佔利用——暴力地加以開發、殖民和生產。這個視角把成業所象徵的傳統父權力量，以及金枝身體的符號空間情境突顯出來。女性人物所含有的他者屬性，在蕭紅的女體／鄉土敘述中佔有重要位置。金枝的身體成為蕭紅銘刻女性在傳統農業社會中處於何種處境的「內視鏡」，映照種種女性真實狀況以女性視角切入傳統鄉土文化，形成蕭紅在女性書寫中一種更為深刻的觀照能力：「觀視映照」（specularization）的敘述文體。
女體的符號化和鄉土的女體化，讓蕭紅筆下的農鄉女性歸屬於此一富有女性意識的土地，也讓鄉土同樣歸屬於這些生活其上的女性團體。此種富有性別意識的鄉土經驗——有別於傳統父權／男性視野下的鄉土經驗，讓金枝在成業／父權凝視下，寓言地表現出處女身體／鄉土空間的意義。女性身體和鄉土空間的同一性再次成為蕭紅映照和展示女體／鄉土被男性社會佔有、開發和耕耘的「觀視場域」。
綜合以上所論，蕭紅文本中的女體／鄉土符號空間，有母性空間／大地母體的含義，在整體架構上以一種符號化的空間形態填補、修正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有關女性敘述所遺留下的文化與符號空隙。和其他女性作家如張愛玲的陰性書寫模式類似，各有特色地為中國現代文學共同建構出男性文學所缺少的女性書寫空間，不斷對女性空間的語言、結構和形態等方面，作出重大的重建書寫工作。這些中國現代女性文本，不只是具有文本的空隙，更在陰性書寫中拓展出敘述層面上的空隙，以容納更多種形態的時代女性之文化與符號建構。
(1) 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香港：牛津，1993：35。
(2) 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最大的特質即表現在女性身體的生與死之意義上，而不僅僅只是民族興亡的主題：蕭紅眼中的女性和自我所面對的困境即是帝國強權和父權專制。她並不是不關心民族命運，更不是「缺乏」所謂的民族主義的熱烈情感，故不能將此視為蕭紅的敗筆。見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香港：牛津，1993：36—40、48。
(3) 在現實生活中，蕭紅除了面對長久的貧困和疾病之外，她也面對結婚的道德義務和女性懷孕生產的十字架，像無數傳統女性踏過的荊棘路那樣，蕭紅也同樣背着十字架走過了她短暫的一生。在綠川英子的回憶中，她親眼看到蕭紅如何走在這樣一條民族自由與女性解放鬥爭的道路上，但她不曾被勝利的曙光沐浴過，卻帶着傷痕死去了，她逃過了東北故鄉的日本鐵蹄，卻又在千里之外的異鄉，在東南孤島上死於日本鐵蹄之下，令人惋惜。
(4) 在中國現代女性小說中，蕭紅的小說最像張愛玲文本中的女性人物那樣，常常充分顯示出雙重意義的空間。這些女性人物甚至扮演着雙重矛盾的角色，是自我分裂的雙重身份：是父權的反抗者，同時也是父權的寄生者。在此雙重意義的女性敘述中，這些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因而也有着半主體半客體的矛盾與衝突。此種既能扮演主體，亦能充當從屬女性的矛盾書寫，使她們同時具有承載壓抑和顛覆父權的雙重意義（詳見拙著《張愛玲論述》，臺北：洪葉，2000：227—231）。在這種矛盾性質的書寫中，展示了女性文本的空隙、沉默與簡缺的複雜深刻文筆。
(5)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47—48。
(6)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48。
(7)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49。
(8)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49。
(9) 蕭紅作品中的怪誕現實主義敘述，特別是有關女體／母體的病體銘刻，是蕭紅文本中最為獨特的女性史詩風格。這種獨有的女性敘述乃結合了怪誕／醜怪身體的書寫特質，表現出蕭紅獨特的現實主義的怪誕敘述策略。
(10) 雖然蕭紅對女體神性的主體有明確的描寫，但蕭紅並沒有全然否定現實社會中的男性／父權主體論，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何蕭紅在其他篇章中寫下這一點現象：娘娘廟裏塑泥像的人是男人，女人被塑得溫順老實，「就是好欺侮的」，「不但異類要來欺侮，就是同類也不同情」；故「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的，神鬼齊一。怪不得娘娘廟裏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捱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麼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至是招打的原由。」從中不難看出蕭紅對女性從屬身份及其第二性特質的體認亦是十分的深刻。
(11)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47。
(12)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金楓，1991：86。
(13) 在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從〈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開始，她筆下的女性家長就已經排擠掉男性家長的主體身份，甚至將其主體性放逐在敘述之外。這種在男性家長／父親缺席的文本中所產生的女性家長相當眾多：如梁太太、蜜秋兒太太、段老太太、白老太太、姜老太太、楊老太太、匡老太太、席老太太、荀老太太、顧老太太和姚老太太等。若從文本互涉的視角來看，更可構成意義更為深廣的女性家長群像。
(14) Julia Kristeva, Trans. Anita Barrows, 1977. About Chinese Women. London: Marion Boyars, 1984：25—29.
(15) 「內視鏡」原是一種用於檢查女性陰道的凹透鏡醫學儀器，後被女性主義理論家伊麗佳萊（Luce Irigaray）轉用於理論之中，強調以凹面體的凹視鏡取代拉康（Jacques Lacan）理論中傳統的平面鏡。此一凹視鏡可較為完整地再現女性，並用以捕捉西方哲學及精神分析中有關「同一性」概念的本質和意涵；和一般訴諸男性中心意識的傳統女性再現迥然有別。見羅思瑪莉．佟恩（Rosemarie Tong）著，刁筱譯《女性主義思潮》，臺北：時報文化，1996：400。
(16)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72。
(17) 蕭紅《曠野的呼喊》，上海：上海雜誌，1946：10—12。
(18) 蕭紅《曠野的呼喊》，上海：上海雜誌，1946：15—16。
(19) 蕭紅《曠野的呼喊》，上海：上海雜誌，1946：27—29。
(20) 蕭紅《商市街》，石家莊：河北教育，1994：49。
(21) 蕭紅《商市街》，石家莊：河北教育，1994：27。
(22)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21。
(23)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36。
(24)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30—31。
(25)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29—30。
(26)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32—47。
(27) 筆者認為蕭紅文本正是通過這些女性的妊娠、懷孕和生產過程的苦難體驗，把作者現實中的女性懷孕體驗和複雜的女性集體想像，結為一體，表現在幽深洞燭的女體敘述之中。大體而言，蕭紅筆下女性身體大部分都具有以下的特色：齷齪、骯髒、醜怪、扭曲、畸變和疾病等現象，甚至有不少的動物化和鬼魅化意象的特質；構成蕭紅史詩風格的女性病體銘刻。這也是蕭紅結合了女性醜怪身體的女性敘述，一種獨有的陰性書寫策略。
(28)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58。
(29)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51—52。
(30)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53。
(31)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51。
(32)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28。
(33) 蕭紅《生死場》，上海：奴隸社，193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