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于物，春生秋实

很多时候，一个漫长的故事是从一点细小的感受中萌生的，《远方旅人》大概就是如此。

提笔写起这个故事的那天，我刚从美国访学回来不久。下午阳光澄明，屋子浸在金灿灿的光影里，我却没来由地想起了美国的雨天。在美东的那段日子，阴雨天尤其多，好像每次跑高速都会遇到雨。雨下得不大不小，淅淅沥沥，衬着公路外的苔原、寒河或远山，是一片横无际涯的荒寂。无论旅程的终点是哪里，你所走的路总像是溯向往昔的。

这番感受催生了我动笔的欲念，于是隋梦莛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这个背负着沉重记忆旅居异国的女人，沿着细雨蒙蒙的九十号公路远赴东海岸，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亲人。路上，她将对同行的朋友打开尘封的心扉，讲述一段在心底藏了十年的往事。

起初，我本想写一段畸形却又不乏温情的母女关系，但写着写着，故事就渐渐背离了这个意愿。一些原本只是小插曲的人物，后来竟成了故事的主声部，情节的发展更是和我预想的大相径庭。的确，“脱离预想”在写作中并不罕见，就像许多文学先驱曾告诉我们的，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如果作者不想围绕某个预设的主题，满足某种普遍的欲望，编织一个光辉的幻觉，他笔下的人物就会游离他预先的安排，一点点“活出自己”。然而这次的“脱离”之多，仍是我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也是写作的一大乐趣，就好比你悉心浇灌一丛花卉，看它自己慢慢绽放斑斓。结笔时回头看看，虽然这部小说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既然它源于细小却真实的感受，而我又尽可能给了它成长的自由，那么想必可以说，这是一个真诚的故事。而一个真诚的故事，即使残破，也好过一个光辉的幻觉。

不过这毕竟不是一部幻想小说，作者可以尽量让它自由生长，生长的土壤却总归是作者的经验和记忆。故事里的许多人物，诸如堕入污秽的少女、亦黑亦白的学者、曾经峥嵘的落马警官、囿于命运的法外之徒，固然不是每天出门都能遇见的，但也无不源于我的经历和见闻。不少人物是官场、商界、学界中人，也和我的生活环境有关。至于串联起诸多人物的几个案件，与其说是为了便于叙事或博取眼球，倒不如说它们是故事所在的那个年代自然结出的文学果实。

小说的主线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那时候，许多行业还在野蛮生长，政治生态保持着早前的惯性，旧的权力和资本结构尚未重塑。较之当下，那是一个“松动的年代”。它生机勃勃，也是汹涌的欲望极好的游猎场。在这个游猎场中，瑰丽的少女樊思琴沦为了欲望之兽轮番撕咬的美食，而将她献上的人当中甚至不乏至亲，这纵然骇人听闻，但并不为我们所陌生，所以我也不期编造一个贩卖苦难的悲情故事。一位文学老前辈曾说过，长篇小说书写的是命运。写命运，就不能只写一时一事，而要沿着人物的生命之河回溯，或探寻支流，摸索它由来的脉络。一个人的命运是万千斑驳的，编织命运的丝线数之不尽，有的在他的生命中，有的在他人的生命中，有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有的在他望不见的时间之河的上游。写这部小说时，我更多考虑的不是怎样语出惊人，而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的广大黑暗中，把那莹莹发光的命运之线寻索出来。一个人物的故事不是一条单由他的经历串联起来的因果之链，而是许多命运之线织就的一张网。我这么写了，于是故事就生得像条河，那个“松动的年代”是主干，流淌中叉出条条支流，漫向更远的人生和岁月。这就使得小说中常常出现时空的交错。说这是叙事方法自无不可，但我想交错的时空诉说的，更多是人与人、人与时代、时代与时代那奥妙的纠缠。

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每个生命都受困于因果的樊笼，都有它的无力和期望，可鄙与可贵，渺小和伟大，因此也都值得我们宽容。如果一定要给这部小说找一个主题，我想大概就是如此。

这样的写法注定了这是一部大体量的小说，也耗费了我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所幸读博的几年，时间相对充裕，更兼导师通情豁达，从未对我严加管束，我才在写论文之余有了搞创作的工夫，并四处游逛采风。写作时的游逛和平时的游逛不同，你脱不出小说的氛围。一旦有什么东西唤醒了你的敏感，它就会和你对小说的想象水乳交融。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彼此渗透的。就好比小说中那个虚构的城市瀛海，虽然并非某个现实城市的替身，但它的风物、民俗和历史，均是由那些唤醒了我的敏感的细节幻化而成的。我看着它在笔下渐变真切，升起小巷的炊烟，立起入云的厦海，披上古迹的沧桑，路上的叶影愈加斑驳，楼间的浮云愈加闲远，川流的人潮愈加浩繁，继而有了它的往昔——古朝的静谧、殖民的喧嚣、革命的热浪、战争的烽烟联翩而来，人间的一隅也是历史的一页。书写总是有限的，但足以让我感到，那番宇宙之大和万物之盛，是一个个生命故事上演的舞台，心中充满了喜悦、忧怅和慰藉。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奥妙之处。尽管我们书写的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也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真实。

写完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完成了一次创作，不如说是走完了一段旅程。能将这段旅程与你们分享，是我的幸运和幸福。

唐洬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