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一个人可能忘记银行有多少存款，忘记信用卡密码，甚至忘记同恋人幽会的时间，但有一个数字绝不可能忘记，那就是过了多少个春节即过了多少个年。由幼年而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而老年，人生途中的每一站每一段都是由这一数字的不断叠加来确认和区分的。其最后之和便是“享年”多少或“终年”几何——数字就此定格，再无变化。

也许你说你的年龄是以公历计算的，元旦为切分点。但我的年龄是以农历计算的，春节即大年初一为切分点。也不单单我，五十年代在乡下出生的人大多如此，过年长一岁。即使现在，过年仍有这个意味。最明显的例子是“压岁钱”——“压岁钱”都是春节给，没听说元旦给的。新年非年，元旦非年（古籍中的“元日”为正月初一），过春节才叫过年。所以小孩子们盼望过年。

我小时候更盼过年。盼长一岁，盼好吃的，盼热闹。那时候乡下过年也真够热闹的。热闹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就开始了。送灶王爷上天，把灶台上面烟熏火燎的旧灶王爷小心揭下，一边口念“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边在灶口点燃。确认旧灶王爷化为一缕青烟从房门飘上西天之后，再把新灶王爷焚香贴上去。接着就是杀年猪，蒸豆包、年糕和馒头花卷糖三角，竖灯笼竿。除夕夜把灯笼用绳子升上，供家谱，供财神爷，贴门神，吃年夜饭，放鞭炮。初一早上还放鞭炮，贴春联（贴得最多的是“抬头见喜”“大吉大利”），上香，拜年……

如今回忆起来，感触最深的，一是吃冻梨；二是磕头。冻梨好像是秋子梨冻的，大的大不过橘子，小的也就如乒乓球，黑黑的圆圆的硬硬的。那时一般人家是买不起香蕉苹果的，冻梨是春节唯一的水果。一定是在除夕夜半夜吃过饺子后吃。吃之前要放在盆里用冷水泡好大一会儿，把冻梨里面的冰泡出来。泡出来的冰全都均匀地包在梨的表面，光溜溜亮晶晶的。用小铁锤咯嘣一声敲掉或用手咔嚓一声剥去冰壳，里面的梨蛋儿就乖顺地蹦了出来。这么着，一家老小围着一盆冻梨坐在热炕头，耳听外面稀疏的爆竹声，在昏黄的烛光中或在不很亮的电灯泡下吃着冻梨。别看梨的外表又黑又丑，里面却白生生的，真个黑白分明。一咬，酸酸甜甜的梨汁忽一下子涌满口腔，继而刷一下子挤过喉咙凉瓦瓦兵分两路，一路向上直蹿脑门，一路向下顺肠胃冲往脚跟，顿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酸酸甜甜的梨汁里。那一刻真是舒坦极了幸福极了，觉得人世间的幸福无非一颗冻梨。

再说磕头。记得有一年春节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林姓是那个大屯子里的大家族，我的辈分又最小，见了谁都要磕头。光是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就数不清了，有的还光着屁股翘着小鸡鸡。磕头有顺序。先给家谱上的老祖宗磕。然后，由爷爷领着按家磕。受礼的长辈夫妇在炕正中正襟危坐，地正中置一蒲团。进门后我面对长辈跪在蒲团上，口说给大太爷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着二太爷二太奶三太爷三太奶……再往下是爷爷辈：二爷（我爷爷是老大）、二奶、三爷、三奶……一路磕将下去。若非叔叔辈因人太多而免了，磕到日落也磕不完。即使不磕得头破血流，也磕得头晕眼花。实际上我也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也不记得赏钱给了没有、给了拿了没有。

后来“文革”来了，别说磕头，连家谱也被视为“四旧”，吓得爷爷赶紧藏进屋顶。冻梨则是我离家上大学后不见的。几十年来，几乎每到春节就想起冻梨，也留心找过冻梨，但再也没见到它那不起眼的、黑黑小小的身影。

有时细想，觉得冻梨和磕头的失去在现代中国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磕头意味对先人、长辈以至传统的敬畏，冻梨意味一种简单的幸福。人没了敬畏之心，也就少了发乎内心的虔诚和道德自律；而代之以简单的幸福的，无疑是繁杂的幸福。以年夜饭来说，如今在外面订一桌少则上千多则数千甚至上万。有多少城里人会在家里煮自己包的饺子吃完后来两个冻梨呢？可我确确实实怀念冻梨，怀念简单的幸福。说实话，近些年来，只有外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提示我春节到了，过年了。没有冻梨，没有磕头，只是又长了一岁。我知道，春节之于我基本成了同昨天与明天没有区别的日子，成了大体寻常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2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