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及阅读建议
《资本论》本身是一个以资本为核心的系统，本书系统地讲解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详细阐释了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问题，以及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以榨取剩余价值进行剥削的秘密，同时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科学揭示。
马克思认为这个本质和真相并不是什么人设计的，而是历史的必然。《资本论》对资本的分析方法和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和分析，对我们今天分析市场经济问题，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 《资本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资本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呕心沥血，牺牲健康、幸福和家庭创作的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和问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于1818年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担任报纸编辑工作，后因从事革命活动，曾流亡法国、比利时等国，1849年后开始定居英国，直至1883年逝世。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于1867年9月在德国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这时，其他各卷的初稿也已写好。
要研究《资本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就必须了解《资本论》诞生的理论背景，必须了解19世纪中期西欧特别是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我们先来看看《资本论》诞生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之所以要用毕生的精力写作《资本论》，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为重要理论参考和思想基础的。
“政治经济学”一词，就是当时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他在1615年发表的题名为《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表明了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家庭（或庄园）经济管理，而是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自此，“政治经济学”一词就被广泛地使用，各种政治经济学流派也就不断地诞生。
重商主义就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学派。它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理论考察，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国家狂热追求金银货币的要求，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反映。重商主义虽然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但它本身还不是真正的经济科学。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有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布阿吉尔贝尔则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同时也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提出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是社会各部门的基础。他还进一步批判了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所著的《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一书是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富论》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还包括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这就是“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的理论。
综上所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第一次把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到生产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作了初步分析，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论述了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及其分配，并由此初步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魁奈的“经济表”是试图说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第一次出色的尝试。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是把它看做是关乎人的本性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却自认为是研究一般社会的规律，这样就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其理论体系中存在许多混乱和矛盾。所以，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成分；既有卓越的见解，也有荒谬的议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又提出未来社会理想的空想社会主义，称乌托邦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最早见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着力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了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有三位代表，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圣西门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没落的名门贵族家庭，早年受启蒙学者达兰贝尔的影响，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并同情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现的社会矛盾，推动圣西门研究社会问题，从1802年开始，先后发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论》、《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著作。
傅立叶出身于法国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当过店员，谙知资本主义社会投机、欺诈的种种内幕。他刻苦自学，形成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四种运动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论商业》等。
欧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当过学徒、店员，后来成为工厂主。他同情工人疾苦，主张进行劳动者合作社的实验，由一个资产阶级慈善家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有《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弊病。他们的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首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揭露和批判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但是，他们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基于对这个社会的基础和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而是诉诸理性和永恒正义。其次，他们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同情无产阶级的疾苦。但是，却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最后，他们虽然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提出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又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企图通过说服教育、示范等方法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无法彻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根源，也不能找到改变社会状况的真正途径，却为《资本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思想基础。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着力于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清算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马克思在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时得出了如下的著名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所谓“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上述结论表明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法以及哲学这类上层建筑的阶级实质，全面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就必须深入地探究政治经济学。
列宁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运用和证实了他的哲学理论，而且还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正因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这种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才历尽千辛万苦写下了他的伟大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
我们再来看看《资本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资本主义制度最先建立于欧洲，最早产生于英国，从17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英、法、德相继暴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逐步进入机器大工业的时代，随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德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特别是4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于1825年在英国第一次发生后，继续不停地周期发生，至1857年开始扩大为世界性的大危机。从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被周期性地卷进难于挽救的经济危机的大风暴中，这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加剧，作为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世纪中叶，在西欧接连爆发了震撼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运动，其中著名的有1831年至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至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还有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并且开始提出了政权问题，甚至产生了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以便指导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及早解决，成为异常迫切的时代需要。
在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而当时流行于工人运动中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描绘出各种引人入胜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主义者根本没有或者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以致他们有的反对暴力革命，有的主张依靠少数人的盲动来夺取政权，有的甚至还幻想感动资产阶级来自动改良社会，等等。事实一再证明，这些社会主义学说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引向胜利，根本无法使他们完成自己埋葬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发挥了组织和指导各国工人斗争的积极作用，但是每次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不得不引马克思深刻反思。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谈到，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因此，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应运而生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说，《资本论》的写作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运动规律；而揭示这一运动规律，正是在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使他们自觉地担当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恩格斯说过：“《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认为：“《资本论》在德国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在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在理论上揭露与批判资产阶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就是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指出它的历史暂时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各种谬论，“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马克思把《资本论》看做“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只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假理论、伪科学，才能使无产阶级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真正解放出来，勇猛地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
总之，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和创立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就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和武装无产阶级，为了砸烂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
2 马克思呕心沥血著述《资本论》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明确提出要以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1837年起，他开始认真钻研黑格尔哲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
1842年，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0月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这份报纸越来越鲜明地倾向于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见识了当时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生活极端贫困的社会现实，这成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1843年5月，他与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同年秋，马克思迁居巴黎，积极参加这里的法国工人集会，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同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密切联系。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进行了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埋头钻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并仔细做了笔记，这些笔记被后人称为“巴黎笔记”，这些笔记已经包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萌芽。
1844年，马克思写作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这本手稿已经提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8月，恩格斯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伟大的合作。1845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着重阐明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接着，他又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1846年年初，他和恩格斯一起建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在工人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了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了同盟的改组工作。之后，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1月，马克思亲自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与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认真地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从中认识到，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这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马克思领导了工人运动，他也成了巴黎“不受欢迎的人”。1849年夏末，马克思第四次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以前，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法国政府均曾驱逐过他。为此，马克思曾愤然退出普鲁士国籍，要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马克思在巴黎住在百合花大街45号，这一天，几个警察奉命向他宣读了驱逐令，这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不欢迎他，而是因为他此时正陷入“财政危机”，自己家的所有积蓄已全部用作革命经费，连家具也早已变卖，仅有的一套银质餐具也送进了当铺。而且，妻子燕妮·马克思又即将分娩，此时被赶走，困难可想而知。
既然不为反动派所容，就只有另奔他国了。马克思携带全家，变卖掉所有日常用品，来到了著名的雾都伦敦。来英国之前，马克思一家是两手空空的，到了伦敦，仍然是身无分文。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迫举家迁移。
开始，他们住在伦敦安德森大街4号，每周房租6英镑，这对马克思一家来说，简直是不让他们吃饭了！因拖欠房租，房东叫来了警察，收走了马克思一家的全部东西，甚至连婴儿的摇篮、女儿的玩具也没留下。
他们搬进了累斯顿大街的一个旅馆，租金每周5镑，不久，他们又被主人赶走。1850年5月，马克思搬进迪安大街45号，不久，又因房租迁到了这条街的28号，一家七口住在两个狭窄的小房间里。
1850年12月，马克思领到了一张英国伦敦博物馆的阅览证，从此，阅览室成了他的半个家，他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左右，回到家里还要整理阅读材料所记录的笔记，一般情况，他都是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曾对别人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那么，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在认真写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他每天所摘录的大量资料，都是在为写作《资本论》作准备的。其实，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只不过到这时，他把主要精力集中运用到了这部书上。据有人统计，在世界一流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
为了更好地完成《资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甚至连“蓝皮书”他都一本本阅读了。“蓝皮书”是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因其封面为蓝色，所以叫它蓝皮书。英国议会的蓝皮书每到一定时候就会下发到议员手中，对于议员来说，此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本又一本的废纸，在废纸堆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小册子。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这些官方材料是弥足珍贵的。它里面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因此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不时地把其中重要的资料摘录下来。
马克思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856年10月，马克思迁居到伦敦西北的肯蒂士镇，这样，离伦敦博物馆更远了。但马克思并未间断工作，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在博物馆里工作着。饿了，啃一口干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疲倦了，就站起来跳两下，然后继续工作。不管是刮风下雨，他也从未因天气问题而不到博物馆去。终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马克思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紧紧地捧住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著作。
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耗尽了一生的心血，从准备到写作完成一共花了40年时间，阅读了1500多种书籍，记录了400余本笔记，他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的理想，即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而奋斗终生，他的理论和实践的目标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让世界上一切不平等都消亡。
《资本论》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它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在这部书中，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丑恶本质，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马克思呕心沥血写作《资本论》花费了4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留下了浩繁的创作手稿。马克思为构建他那庞大而又深邃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生前仅来得及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马克思去世之前《资本论》其余各卷均未能问世，哪怕像手抄本之类也未曾见流传于世间。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夙愿，精心整理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方能与读者见面，而第三卷延至1894年才得以公之于世。从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到第三卷的公开面世，期间相距27年。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问世时间更晚。恩格斯临终之前深知已来不及完成第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只得托付给考茨基等人。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终于将第四卷分别整理出版。考茨基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自作主张地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第四卷的版本实际上被否定了。
从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来看，纵观迄今所有的经济学著作，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没有如此漫长的问世经历。这个绝无仅有的问世经历毫无疑问地左右了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本著作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又被翻译成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而到了《资本论》第二、三卷问世时，欧洲革命正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可见，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广为传播的时代，当《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间隔将近二三十年之后出版时，人们对《资本论》的认识早已经典化、公式化了。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传播进来的基本上也是几成定式的解释框架和经典原理。这些经典原理也都是出自于《资本论》第一卷，以至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我们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普遍关注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资本论》这部不朽著作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次革命。它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在于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而把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上，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最锐利的理论武器。
3 《资本论》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恩格斯对《资本论》这部不朽巨著，给予了最高的荣誉。他说：“自从地球上存在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本比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对于工人更为重要的书。”“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在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国的工人阶级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俄罗斯，在沙皇残酷统治下的广袤土地上，列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17年，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预言，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资本论》在欧洲出版整整71年后，即1938年，中国第一版《资本论》全译本，在烽火连天的上海终于问世了。它的出版发行的全过程：即从翻译到书店门市部和读者见面，充满了艰难险阻，甚至带着不少传奇色彩。
1905年时，浙江绍兴的马一浮，曾自德国带回一套德文版《资本论》，使国人首次知道了这个重要信息。但当时他只在亲朋好友中作展示、欣赏，并得到了阅览者的热情赞誉，却未能向社会上作宣传、介绍，更因其篇幅浩繁等原因，没有能进行翻译出版。
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终于由李汉俊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翻译出版了。这时，李大钊发起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德文组，在李大钊的倡议下，大家决定先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但当他们刚着手进行时，即发觉这本书很难译，啃不动，不得不请德文老师讲解。但是德文老师看后，回答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经过一番努力，书还是译出来了。
同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发表了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虽然这仅是一篇“序言”，但应该说这是已知的关于《资本论》最早的一本“部分中译本”了。
1926年10月，郭沫若曾下决心进行《资本论》的翻译，并曾和商务印书馆商量过，但在商务编审会上未被通过。他们回答说：“译其他任何名著都可以，但出《资本论》则有所不便。”委婉地谢绝了郭沫若的意见。
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已经得到国人的重视，但直至1930年，国人才见到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即陈豹隐）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是根据1928年德文版第一、二、三章翻译的，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虽然是《资本论》“全豹”的一小斑，但终于让国人首次见到了《资本论》的风采。
1932年潘冬舟又译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分册，并由北京东亚书店出版。这时读者若能将陈启修译的一分册和潘冬舟译的二三分册两种不同版本的《资本论》摆在一起，可以说是有了《资本论》第一卷完整本了。
1932年，侯外庐和王思华，也曾根据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四版合作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他们先在1932年出版了上册，延至1936年又出版了下册，张友渔曾根据日文版进行过校阅，并对散失的部分原译稿进行了补译。侯、王翻译出版此书，是在没有经费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不但自己不取分文稿费，而且还要到处奔波筹措经费，跑印刷厂，历4年之久，终于完成了第一卷出版，其精神是十分感人、令人钦敬的。但是对《资本论》第一、二、三共三大卷的全译本，这时还看不出端倪。
上海暨南大学教师郭大力曾于1928年独自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当他要继续翻译二三卷时，他犹豫了。出于他对读者的崇高责任感，他说他突然“发现了令我感到心悸的事情。”他说：“在那时，我对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古典经济，还是连初步的认识也没有。”因此他会同好友王亚南，决心先系统地翻译几部古典经济学著作，通过这种翻译手段，作为一个细密研究古典经济学的过程，才能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资本论》伟大理论，才能把《资本论》真正地翻译好，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介绍给读者。因此，他没把已经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寻求出版，而先会同王亚南一连翻译了好几部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如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并于1931年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
1932年，当郭大力、王亚南二人着手在新的水平上回过头来再从事《资本论》的翻译时，他们多年前已经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不幸早已全部焚毁于这一年的上海“一二八”战火中，为此他们不得不从头做起。
约1936年，当《资本论》全译本翻译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后，郭大力曾抱着部分中译稿，向商务印书馆，继而又向中华书局洽商出版意向。以当时商务、中华的财力和物质条件相当雄厚的情况来说，是完全有力量承接的，但是他们遭到了郭沫若10年前的同样命运，被谢绝了，这显然是出自政治的原因，他们仍然不敢冒这个风险，这使郭大力大为踌躇。
继而郭大力与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取得了联系。张此时曾有意出《资本论》，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和他私谊尚好的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他曾当面向邵试探可否出版《资本论》，邵力子向他笑笑回答：“我本人没有意见，但看你送审是否能够通得过，这我就无法保证了！”张静庐听了只得摇头作罢。《资本论》全译本的翻译出版，又一次搁浅。
但是不久，《资本论》首次全译本的出版，竟被一个处境艰险、资金拮据、然而干劲十足的出版社接受了，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由李公朴任社长，柳湜任经理，艾思奇任总编辑，以编辑发行《读书生活》半月刊及出版《大众哲学》等书刊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36年11月22日深夜，李公朴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个爱国人士被捕。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由于李公朴被捕，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刊物被停刊，《大众哲学》等书被查禁，工作即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虽经艾思奇、柳湜、廖庶谦等人勉力支撑，暂得维持，但终难以为继。
在此紧要关头，幸经艾思奇的同乡、同学郑易里及其兄长郑一斋二人，大力支持了读社3000元救急，并立即电邀在南京的同乡、同学、同志黄洛峰来沪出任经理，同时由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柳湜任总编，从而使读社得以坚持了阵地，重振业务，继续向反动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7年春，郭大力、王亚南开始了重译《资本论》的工作。当厚厚的一包《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到郑易里手里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八一三”战火也正在上海燃烧，全面抗战开始了，全国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读社也面临重大的转折：上海能否守住？读社是否应该西迁内地？《资本论》能否出版？社里当机立断，作出了读社应该努力开展业务，为抗战作贡献；读社应迅速将重心迁到武汉以求加速发展；《资本论》应坚决出版，不能动摇的决定。
这期间，艾思奇秘密去了延安，柳湜随同李公朴去了华北前线，社里领导只有黄洛峰和郑易里二人，因此决定黄去武汉开展新局面，并派万国钧前去打前站。郑留在烽火连天的上海。根据郭大力的意愿，读社又派专人护送郭大力回到暂时尚为宁静的赣州老家，继续翻译《资本论》二卷，三卷，其每月的生活费则照寄不误。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了租界外，全部沦陷敌手；12月13日，南京又告失陷。上海租界完全成了一个孤岛。往日十里洋场，龙蛇杂处，如今百业萧条，群丑乱舞。但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抗日救亡工作并未稍懈，新闻、出版界的工作也很活跃。如生活书店出版了《救亡丛书》6册；梅益、姜椿芳等编辑出版了《每日译报》；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也于1938年3月在上海出版；而《鲁迅全集》20卷，此时也正在紧张地排印，并于1938年6月出版。
既然《鲁迅全集》这么大部头的书可以出版，为什么《资本论》不能出版？这对郑易里是个极大的鼓舞，加以此时上海印刷行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孤岛的特殊环境，即使设备条件上好的印刷厂，也处于无字可排，无书可印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到处降价揽活，甚至暂不收款，出书后再付也可。纸张行业也是如此。在一片黑暗中对郑易里来说无疑是出现了一线光明。
1938年3月间，郭大力、万国钧先后在上海会齐后，一场《资本论》全译本出版的战斗打响了。到9月15日，9月30日，《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也紧接着出版了！
至此，马克思1867年在欧洲发表《资本论》的71年之后，在饱经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在正被日寇包围下的孤岛上海，在国内反动派反复围剿下，《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首次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第一版共印3000套，共9000册，厚实的三巨册，封面中间一条红底白字，印着《资本论》三个镂空的宋体字，正在熠熠发光。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终于把革命的火种，“盗”到了亚洲东方古国——自己的国土上来了，这是多么自豪的一刻！
《资本论》的出版发行，历尽艰辛，但她出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所给予的报答，是非常珍贵和欣慰的。
在上海，《资本论》刚刚出版，消息就很快传开，预约的读者，都及时得到了这部巨著，宋庆龄也很快托人把预约的书取走。读者更是踊跃前来购买。有位医生也来买一套，有人问他医生也看《资本论》吗？他风趣地答道：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还有一位老先生，长衫布鞋，看上去好像不是新派人物，也买了一套。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周建人！
《资本论》运到桂林分社时，同志们像打了一个大胜仗那样欢欣鼓舞，一边翻着书，一边唱起《国际歌》来，又在店堂的正面，在书台上铺了红布，摆上了一排崭新的《资本论》精装本，闪闪发光，傲然矗立，从早到晚，吸引了不知多少读者来翻阅和购买。
为了让延安尽快看到《资本论》，黄洛峰先让桂林分社发运一套到延安。正好这时，延安新华书店周保昌到桂林办事，即由倪子明、张汉清二人亲自将书包装妥帖，送给周保昌，装在了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直赴延安的卡车上最保险的位置，以期长途运输不致有损。书到重庆后，黄洛峰又拣出一套妥交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直送延安，期望通过桂、渝两个直送渠道运输，可以确保延安能够顺利地收到。
《资本论》到达延安后，很快到达了毛主席手中。在这套书的第一卷中，毛泽东不仅对第一至十二章大部分内容用铅笔进行了圈画，连下方的部分注释也认真读过并且进行了标注。在第三卷中，他不仅用铅笔、蓝铅笔对第十三至二十章、第三十七至三十九章的一些段落进行了圈画，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将漏字一个一个添加上去。可见，毛泽东读《资本论》时的刻苦用心。毛泽东读过的这部《资本论》现在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后来考茨基编竣的。它在上海的出版，是在更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译者仍是郭大力。他这次是隐住于福建某小县，译稿则陆续寄往上海范用处，资金由郑一斋之子郑瑞之暂垫。印刷是由一个小厂承担的，厂里只有十来个年轻工人，由于他们对范用的长期友谊和信任，因此全力为范用秘密承担印刷。书的出版，从划版样、校对、付印，均由范用一人独担。出版名义则用了实践出版社。到1949年5月，这时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大军已逼近上海。一部三巨册一套，共印2000套计6000册的巨著，其整个出版印刷过程，全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进行的，及至上海解放前夕，刚好全部装订完毕。因这时无法公开出售，即由范用以书籍名义，托存于苏州河北岸某银行仓库里。银行只图收取存货款项，不问是什么书籍，所以十分安全保险。不久，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崭新的，刚刚出版的，三卷一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突然出现在上海书店门市部，不禁使读者惊诧，赞叹为奇迹。
全国解放以后，《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在1975年出了新的版本。大地换了人间，对于出版事业，已经条条都是光明大道，再也没有审查、查抄、没收、逮捕、暗杀等噩梦了。而当历史的车轮转到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时，《资本论》并没有过时，马列主义依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当今国际经济形势是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持续停滞反复，频频发生危机，其基本矛盾无法摆脱，这不能不迫使他们到处寻找补救的药方，而《资本论》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等，均将《资本论》列为学生的必修课。
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学习《资本论》，结合中国实际，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对社会主义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强信心，是很重要的。
4 为什么要学习《资本论》
《资本论》是宝库，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资本论》除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本质规律的理论之外，它严密的逻辑、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充满了生气勃勃的辩证方法，都是这个宝库中的珍宝。
从美国纽约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让整个西欧社会生活陷入恐慌。虽然经济的衰退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但一些人的精神却因为富足、厌倦、奢侈幻想的破碎而开始向往充实、丰富。许多德国人因这场金融危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同胞卡尔·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比如在德国的黑森地区，《资本论》最为畅销，银行家和经理们都开始阅读《资本论》，他们试图理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金融危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出版《资本论》的一些出版社预计，销量还会增加很多，因为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本书做礼物，马克思再次成为人们阅读的新时尚。
阅读经典是与前人的对话，是汲取经典的经验和智慧，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困惑。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和渴望。因此，人类一直被一些共同的难题所困扰和挑战，也积累了许多应对这些难题的共同经验和智慧。这些人类的共同经验、智慧和启示，就积淀、保留和贮存在经典这些文化的纯粹精神的形式之中。一位西方的文化批评家说得好：古代的预言家和哲学家，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与现代最有领悟力的作家一样，都是同时代的人，有一些经典作家比现代畅销书作家更能“搔”到我们的经验与情境的“痒”处。
我们知道《资本论》这部经典的核心思想是，从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研究作为起点，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最大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走向自我毁灭的理论……那些在这波金融危机中蒙受惨重损失的投资人买了《资本论》回去研读，他们要从中找出资本主义失败的根源。那些有代表性的青年学者通过阅读，了解到曾给人们美好想象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并没有兑现。英国的一位专栏作家说，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
叔本华在《读书与书籍》中说，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是因为作者的伟大和眼光之深远，其作品虽然历数千年，仍无损其价值……应该说，这就是经典的思想和理论的魅力和作用。如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给人们的心灵，乃至精神、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需要在阅读像《资本论》这样的文化经典中找到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和答案，或得到新的启示。
《资本论》在国外读书界成为阅读风尚，也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机遇和当代人的生活提出的生存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传统经典该如何走入大众的阅读视野和阅读的心灵之中。
对个人来说，《资本论》比其他的经济学著作都实用，《国富论》、《经济学原理》等教会我们理论和方法，《资本论》却直接教给我们致富之道。
《资本论》直接分析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英国，直接分析的是社会上存在的两大阶级——穷人和富人，分析了富人和穷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分析了富人和穷人对待同一政策的不同态度，总之，马克思使用大量的数字和史实，说明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秘密——富人紧紧围绕资本，而穷人被富人利用（没有资本）。
《资本论》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提供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现象和规律，揭示了富人致富之道。这实在是太有现实意义了！富人在不断鼓励工薪阶层消费，去购买电器、汽车，去旅游、贷款同时，在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资产。看看身边的工薪族，好不容易凑了点钱，富人就卖房子给你，让你负债的同时，还让你自以为房子是“资产”。
《资本论》全卷以劳资关系的分析贯穿始终。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关系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人格化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物化形式。当然，《资本论》中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对于处理当今中国社会的劳资关系，无疑也是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曾有专家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嬗变为一种所有制经济。我国外来务工者数以亿计，他们所在的企业，基本上是非公有制企业。外来务工者面对的，多数是私企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意义的劳资关系。这是一种从本质意义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劳资关系，处理好亿万农民工和民营企业家的劳资关系，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程度。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现象，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同时也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资本论》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依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论》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是里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指导我们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阅读《资本论》可以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现象有系统的、科学的理解，认清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虽然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善，似乎有长盛不衰的趋势。但是，《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蕴涵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其危机自身无法克服，近年来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人们对资本统治全球的现实进行置疑，对其弊端进行反思的时候，《资本论》将给予最为严谨和科学的智慧支持。
5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及基本观点
《资本论》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列宁语）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即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死人抓住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绝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就《资本论》的基本观点而言，马克思在书中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作“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作“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公平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劳动者得到的报酬要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其剩余价值被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获得，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与生产产品的社会化矛盾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他力图揭示资本积累的过程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商品的流通和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中经济与道德的冲突和分裂，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会分道扬镳，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价值的分配方式，使经济学的发展符合法律和道德观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应该按照客观规律去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应该了解这种规律，依照客观规律行事。商品生产要进行社会化，要有意识地控制商品生产，以使其达到最大的利用度。
《资本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教条，《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把握以下四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重要观点，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被忽视简单化了，如关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作为生产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关于多种财产权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观点等，这些观点的重要价值目前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进一步加以研究和阐释。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有一些与当时现实相符，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例如，《资本论》中讲作为世界货币的只能是贵金属货币，这符合当时的实际，目前金本位崩溃的条件下，美元等纸币也可充当世界货币，需要理论上予以阐明。
三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的新任务，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与时俱进的新的探索与研究，作出科学的说明，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
四是需要力求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减少误解与错解。应当区分哪些是附加于马克思的甚至错解了的东西，特别是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论》博大精深，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高峰。它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灭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揭露了它的内在本质和矛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根据其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资本论》以深沉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对资本主义及其辩护进行了严厉的指控，是具有鲜明的党性的著作。马克思的思想武装了全体工人阶级，并在政治经济学上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资本论》在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同时，还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如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等等。《资本论》同时还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的某些经济规律。
《资本论》也是一部天才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全书所涉及的有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反映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写成《逻辑学》，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高水平。
《资本论》还是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在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曾梦想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但由于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主张都陷入了空想。只有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才使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此外，《资本论》还被认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包含着马克思在历史、法律、科学技术、教育、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闪烁着天才火花的思想，它在各方面都蕴涵着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的瑰宝。
6 怎样理解《资本论》的序言和跋
读《资本论》，不妨先读《资本论》的序言和跋。这些序言和跋构成《资本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读《资本论》的入门向导。
序言和跋，打一个比方，好比是一个人脸上的眉毛和眼睛。眉目传神，眉目也可以传情。未读全书，先读序言，往往能一见钟情。著作家在书前所加的序和跋，绝不是一些多余的话，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它往往是著作家在开篇时用极其简要而多彩的文字，在一个与作品相联却又具独立性的天地里，或陈述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经过，或强调其主要的理念和观点，或以学者的严明态度，提纲挈领地述评历史人物的得失，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或慷慨激昂，和对方展开论战，或心平气和，与读者交流看法。总之，作家的序是一个窗口，我们可以借以窥见一部巨著的五颜六色。
《资本论》序言和跋的内涵同样博大精深，是原著提纲挈领性的文字。其中的许多论述是对正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它是一种开创性思维，文字也高度精炼。从序言和跋的内容，就可以窥见《资本论》的经济学意义、政治学意义与哲学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资本论》每出一版，都写了序或跋。《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共有七篇，其中前四篇是马克思写的，后三篇是恩格斯写的。在这七篇的序言和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如果加上第二卷恩格斯写的序言和第二版序言、第三卷的序言，共有10篇。如把这10篇序言和跋联成一体来读，就可以对《资本论》的全景，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资本论》的序言和跋说明的主要问题有三个：《资本论》的写作动机，《资本论》的研究内容和对象，《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此外，也谈及关于《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资本论》的结构，以及学习《资本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
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用了如下一段简要的文字，叙说了本书研究的内容：“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读了这段文字，就可以对《资本论》的总体布局，有一个概要的了解。马克思又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客观地实在地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已是大不容易；“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更是谈何容易，没有非凡的理论和文学的功力，很难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第一版序言里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言。经常为人们引用的有：“任何的科学的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这恰恰表明了他的治学态度：一方面是从善如流；另一方面，对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他决不随大流，决不随风倒。这种岩石般的坚定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
《资本论》的内核是辩证法。辩证法，即对立统一的规律，在全书中是无所不在。他对商品的两重性、劳动的两重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分析，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动人的光彩。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介绍了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本身又是辩证法的运用：“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的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既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又敢于把先生的武器倒过来运用，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分析面临的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经济难题时，一一迎刃而解了。
《资本论》的引证方法，也是独树一帜，很有特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版序言中指出：“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技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创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研读《资本论》，绝对不可忽视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马克思把各种各样有用的理论的和现实生活的材料，为我所用，作为正文的注解，运用之妙，是一种高超的技术和艺术，他的许多论敌不得不甘拜下风。这里还要大家注意的是，那些小字的脚注，许多极其精彩的材料和论点都隐藏在脚注里。
7 抓住“剩余价值”这一核心概念
马克思从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研究作为起点，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相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最大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走向自我毁灭的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找到了切入点。
《资本论》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有些就是被抽象化了的名词、概念，诸如固定资金、流通资金、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等，它们有的直接反映着事物的本质，有的则间接地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如利润仿佛就是资本的产物，地租是土地的产物，工资是劳动的报酬，这些都是假象。其实，工资只不过是劳动力的价格，而超过劳动力价格的那部分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才是利润和地租的真正源泉，为了在科学研究中不犯错误，不被资本主义的这些假象所迷惑，必须透过现象，抓住剩余价值这个决定资本主义存亡的真正本质。
剩余价值，是《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资本论》各章都是从不同方面分析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是劳动价值论，是解决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剩余价值，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和方法；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发展的三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问题；工资，是揭穿剩余价值被掩盖的问题；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说明剩余价值又是怎样形成资本和增加资本的，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问题；资本循环和周转，只从流通领域分析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规律，是说明流通领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前提，是揭露剩余价值率高低的问题。其他各章，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考察剩余价值的形式及剩余价值的瓜分问题；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基本上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再分配问题；经济危机，是说明剩余价值生产引起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在帝国主义问题里，所阐明的垄断高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也不过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展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无非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总之，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
当然，这不是说抓住了“剩余价值”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们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各种名词概念的本质联系，弄清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且更要进一步从发展的结果看问题的本质。也就是说，不但要研究原因，而且要看其结果，看其因果关系。比如，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利润、地租是由于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一切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但这个原因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这样往前研究，其结论必然归结到：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两个阶级矛盾的白热化，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死亡。于是，《共产党宣言》便由此而出。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是在《资本论》科学论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总趋势，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也作了科学预见。
在马克思之前，就有相关经济学家对剩余价值进行过研究，但都不完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进行了科学的说明，剩余价值也成为这部巨著的主线与核心。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资本主义由此被掀开了“平等”的面纱，露出剥削的本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对抗的阶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在《资本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