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社会和政治模式观察与反省
西方工业国家不停地宣扬其政治模式的优势，不管是美国的不干预自由主义，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抑或是德国的联邦制或法国的雅各宾派统一共和制。这些政治体制是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以一些理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很多是1642—166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英国革命通过建立政治决策的最高机构——会来限制王权，议会和王室之间签署了宪章以明确权力的划分和归属。尽管立刻导致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该君主立宪制在取代绝对君主制后依旧存续了几个世纪至今。在法国，大革命将革命主张宣传到了极点，在经过几年的犹豫和纠缠后，法国废除了君主制，并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尽管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法国独裁有所复辟，大革命的部分成果受到质疑，但议会制民主制度最终还是确立下来，二战时期维持了四年的维希政权则是个插曲。
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是围绕人权以及人的政治权、经济权和社会权而树立的。1789年的《人权宣言》提出以下原则：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一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二条）。
——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第四条）。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六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十条）。
——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是人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第十一条）。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第十二条）。
1789年《人权宣言》确立的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原则曾鼓舞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革命者们，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宪法的制定。但在众多革命浪潮中反复出现的不幸一幕是，这些原则常常被那些亲自颁布的人迅速抛弃，沦为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袖之一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革命期间迅速转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暴君，1794年4月5日他甚至处决了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乔治·雅克·丹东，当时距离推翻王权还不满五年。历史不断证明，在任何体制下，人性在权力和权势面前都是脆弱的。然而在西方政治的臆想中以及关于这些从革命中产生的西方政治制度的论述中，却充斥着自由民主的哲学。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葛底斯堡演讲时曾将民主阐释为“民有、民治、民享”，这一名言可能源于美国一位主张废除奴隶制的牧师西奥多·帕克的一句布道词：“民主是为了人民的、由人民行使的、对全体人民的直接的自我管理。”林肯总统拉开了美国式民主时代的序幕，这一民主在一个世纪后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原则形成时，美国发生了对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战争，奴隶制依然存在，直至1865年南北战争后才有所修正，却又迅速演变成持续至20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政策，直至今日尽管已历经相关法律的进步，仍阴魂不散。这种民主堂而皇之地建立于多党制、保护私有财产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但这些形式上的自由难以掩盖真实的自由处境。近年来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大众媒体权力日增，美国游说集团势力强大，真正的金融贵族逐渐形成，所有这些要素都日趋严重扭曲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最终导致2016年秋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政治思想的死亡和公民政治意识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章法的政治实践，它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再也不关心集体利益，而只强调保护个人或集团利益。此外，正如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和记者所强调的，唐纳德·特朗普的管理意味着美国政治体制越来越专制，通过指责司法部门不公正或无能而践踏三权分立的原则，一些反对唐纳德·特朗普政策的法官被解除职务，一些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被解除职务，指责反对派民主党选举舞弊等等。尽管美国政治是权力制衡的体系，但在游走于美国极度保守和种族主义边缘的意识形态的积极支持下，如果当选的领导人经常决定拒绝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和加强自己的权力——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所经常做的那样，这些行为似乎揭示了民主规则的脆弱性。
欧洲民主的处境也完全不令人乐观。多个国家的执政党未能持久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危机，也未能维持政府的信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相继陷入民粹主义狂热。在部分最重要的欧洲大陆国家中，民粹政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和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尽管正是民主原则使得他们有时可以参与执政，使得他们可以在公共舆论中发出声音。在英国，反对欧盟和排斥外国人的民粹势力已经成功地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中决定让英国退出欧盟。在奥地利，一位31岁的候选人凭借排斥外国人主张、优先注重安全措施的纲领当选总理。一些欧盟国家越来越多地发出排斥外国人主张和反民主的声音，这些声音和建立欧盟的价值观是相悖的，并会伤害欧盟自身。在法国，一位年轻的候选人于2017年5月当选总统，他没有执政计划，也没有对特殊的价值观表示认同，而是得益于失去公信力的公共舆论对于前几届政府未能解决法国人的问题或至少向法国人承诺一种比较可信的振兴的不满，他本人甚至还曾经担任过经济部长……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坛已开始出现腐败固化的现象，这一现象自然将民主制度引入歧途。这些腐败的形式常常纷繁复杂，难以察觉，民主国家的司法程序又尤其漫长，且受到很多法律条文的约束，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近年来的案例已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地区，无论是何种政治制度，人在面对权力时的行为都是十分相似的。对于大多数政界人士以及领导者来说，权力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条通向无限特权的入口，带来即使是最清心寡欲的人也为之怦然心动的回报。权力具有唯一性，一般不会分享……在我看来，对于向往权力的欲望的控制因素似乎蕴含在引导领导人一举一动的价值观中。传统的注重集体的价值观的沦丧将会助长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并导致权力的使用出现偏差甚至权力的滥用。在大多数西方宪政国家，个人主义比公众利益占了上风，这种趋势尤其使得欧洲人开始趋向美国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形式自由——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政治和个人自由——伪装成真正的自由，使得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到这些主观权利。生活在绝对或相对贫困中的民众，在被同掌权者有着微妙关系的集团掌控的媒体影响下，如何对行使投票权和所谓的言论自由权感到满意并拥有一种成就感？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使得劳苦大众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从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之前一直没有得到承认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仅仅是部分的，带着自由平等面具的市场规律成为他们新的主人。虽然无产阶级的处境大为改善，但令卡尔·马克思感到愤怒的不公正依然存在。这种不公正单单强调政治民主即局限于拥有平等投票和言论自由权，并为此奴役市场机制、跨国精英和银行系统。因为事实上，在20世纪，银行成为资本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统治工具，通过银行控制财富的分配，借助面向民众的信贷机制，通过制造过度负债，再让假想的中产阶级获得虚拟的个人生活方式。法国思想家在其著作《论美国民主》中曾经预言，未来社会将由中产阶级统治，这些社会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每一个人都会因革命代价过于高昂而放弃革命。因此，在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通过银行系统创造了一个威慑革命暴力的武器以及一个新型的自愿奴役的模式。2016年，法国家庭的负债率接近可支配总收入的90%，德国是82%，英国是126%，瑞典是87%，美国是78%。
如此负债率使得银行大发其财，也使得民众不得不长期依赖信贷机制。其中一部分人也利用信贷机制减轻资本主义对其生活水平的影响，同时确保他们不会忘记自己在资本主义系统面前的脆弱性，正如我们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除了个人之外，国家本身也被经济垄断所奴役，这种作为社会主导的少数派形式的垄断，能够操纵民众选举的政治人物，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统治，并让其以为这是自己的选择。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指出，在美国，99%的选民是盲目选择，只有1%的选民能“得到较充足的信息”，这就使得候选人无不集中精力去争夺那1%的选票，这1%又会影响其他并无明确想法的99%，最后的胜利者也是能够获得这1%中多数支持的人。(11)大多数美国选民教育水平较低并且对国内外的问题知之甚少，易被过于简单化的民粹主义思想左右，这使得那些领导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强国的能力最值得商榷的候选人能够入主白宫或国会。西方民主逐渐陷入由能够大规模指导选民决定的媒体主导的政治体制。2002年至2003年，一场大规模的媒体造势就能够扭转美国和英国对于军事介入伊拉克局势的公众舆论，且不需要出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相关研究计划的确凿证据。(12) 2018年，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窃取五千多万社交媒体脸谱账号丑闻的曝光，再次显示议会宪法制度每况愈下，在随后的政治选举中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
对西方式“民主”社会的观察结果不容乐观。金钱力量扭曲选举过程；面对专制个人主义有利于个人权利甚至包括最边缘化的个人利益，同时却损害着集体权利的现实情况，社会集体生活的价值观在迅速消亡；政治领导人缺乏中长期愿景，为了获得权力，甚至会愿意做出最荒唐和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民众对于选举游戏日益疏远，难以相信选举结果将会显著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的腐败以及“丑闻”层出不穷，覆盖上上下下所有政治群体。所有这些因素都令人对一些人希望在全球推广的、兴起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未来日益生疑。自从20世纪70年代“光荣的三十年”结束后，各种政治倾向的西方领导人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以及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问题。极为疲软甚至停滞的经济增长，未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飞速增长的贫困人口已经损害西方的政治体制，欧洲反民主党派以及美国民粹主义势力在选举中的突破就是明证。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总统乔治·W.布什的弟弟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曝出选举舞弊的丑闻，同时2016年的总统大选将一个步入老年的商人推上执政舞台。这些都使得人们更加怀疑西方的政治体制被金钱和隐秘的利害关系所掌控。这种民主制度只有在普通民众能够开展辩论并理解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后者如果有这样的纲领的话——才能够有效运行，而非普通民众只能根据民意调查被动地表达意见。西方社会实际上似乎在步入英国政治学者科林·克劳奇所说的“后民主时代”。克劳奇认为，“所谓的‘后民主时代’是指在政府换届的选举前后，相互竞争的专业的公共关系团队在选举期间严密控制公众争论议题，使得选举成为一场只有部分经过专家实现筛选过的问题才会得到讨论的戏剧的时代。大多数民众只对给予他们的信号做出反应，扮演一种消极的、沉默的甚至无精打采的角色。在前台背后的阴影中，现实政治已经由代表各方经济利益的政府和精英们完成了”。(15)
克劳奇强调，后民主时代“始终会给予经济利益的游说集团更多权力，实施平等的政治纲领以及财富和权力再分配计划的机会是微弱的，构筑抵挡利益集团影响的堤坝也同样如此”。
西方社会的政治演变见证了这种政治媒体化。公共辩论常常看起来像马戏团表演，甚至对于政治人物，真人秀的电视节目比对事实的辩论更加重要。电视取代了宗教，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独立于大型新闻集团的独立媒体变得十分稀少，他们自身也屈服于各种游说集团施加的压力。在这种丧失社会标准和价值观的背景下，中国关于和谐、和平和发展的声音展现了一个乌托邦的愿景。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风靡一时，这个概念诞生于发展中国家之中，并在1973年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正式确立。这一倡议呼吁资助发展，开展工业化计划，进行技术转移，控制跨国企业。但这一倡议先是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引起的连续经济危机的打击，随后又受到和这一倡议理念相悖的华盛顿共识的压制。但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的发展，以及内生式发展模式逐步提炼形成一种概念，已经使为实现更平等的发展而更好地分配财富以及开展国家间合作重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