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治与文学

李白的代表作——组诗《古风五十九首》，其第一首诗说到两汉文学，写道：“扬马（扬雄、司马相如）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 宪章亦已沦”，认为两汉的文学在扬雄、司马相如之后，逐渐丧失了其本来的特色。扬雄的辞赋原本就是模仿相如的，根本无法与汉武帝时期的气象相提并论。总体来说，汉王朝的荣耀自武帝后便开始走向终结，此后皆为下降的历史。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品，思想沦为经学的附属品。

在扬雄之前，还有王褒和匡衡二人。王褒同相如、扬雄皆出身蜀地，于汉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时与刘向共同赴召，待诏金马门。据说其诗作《中和》《乐职》《宣布》曾被合着《诗・鹿鸣》的曲调演唱。宣帝喜好歌曲，曾召九江被公以楚音诵读《楚辞》。宣帝效仿武帝故事，万事皆以此为规范；但时代风气已然不同，随着体制化的加深，士人身上的恣肆的气象也逐渐消失。豪俊无赖的说客游于达官显贵之门，极尽旷达的结客之风早已荡然无存。梁王、淮南王等诸侯王身侧，也不见文人墨客的身影。凭借奇策辩口便能撼动江山的时代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上表奏议之类政治文章大肆盛行的时代。《汉书》中自宣帝、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之后的传记，充斥的都是这样的文章。

王褒除《中和诗》之外，还著有《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本传，《文选》卷四十七）等作品。《四子讲德论》（《文选》卷五十一）以微斯文学和虚仪夫子的辩论为引，随后浮游先生与陈丘子也加入其中，四人论及文学与政治、道德的关系。文中提出“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得也”，认为文学是附属于政治的。其中，由虚构角色开展辩论的表现方式源于《上林赋》，日本空海的《三教指归》等著作也沿袭了这种形式。

《圣主得贤臣颂》中提到，君臣间应如同人马间的相得益彰。君主居无为自然，使臣子弘功业显德，才是理想状态。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观依然十分显著；这篇文章中提到“太平之责塞，优游之望得”，可以窥见客卿意识的残留。《汉书·王褒传》中说，此后太子患疾，终日郁郁寡欢。皇帝诏使王褒到太子宫侍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上文提到枚乘所著的《七发》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这两部令太子大悦的作品名为《甘泉颂》（《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和《洞箫赋》（《文选》卷十七）。《甘泉颂》与《上林赋》类似，描述了于甘泉山下赏游的愉悦心情。《洞箫赋》则描写了吹奏洞箫发出的清音所带来的艺术感染力，“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这与《七发》中对龙门百尺之桐制成古琴的描述，有着同样的趣向。可以说《甘泉颂》《洞箫赋》的体裁也属于“七体”，留存有古代咒诵文学的余韵。此外，王褒还著有《僮约》（《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初学记》卷十九）这类奴隶契约文书，是社会史重要的资料。王褒在《责须髯奴辞》（《初学记》卷十九）中有个十分奇特的议论。他以相如的须髯为都雅，而奴辈的獭须瘦面，还不及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厘。想必此时出现了注重外貌的风气。

匡衡出身贫农，因学识渊博，曾补任平原太守，后得权倾朝野的萧望之推荐，于元帝时接连晋升直至丞相。虽说宣、元之际也有丞相出身于地方小吏的先例，但出身雇佣贫农的丞相却史无前例。当时灾异说盛行，匡衡以地震日蚀之变论政治得失上疏皇帝，认为天人之际显于灾异。元帝好儒，于前51年招诸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匡衡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得以发迹。但当时的儒家学说主张灾异论，引用经典作为根据，极度缺乏思想性。结果出了个名为王莽的周公效仿者，重演了周公摄政的剧目。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模仿”时代。同样，学术界有扬雄模仿《周易》《论语》作书。扬雄与刘向父子，都是王莽这出闹剧的演员。然而这场演出事先备好了舞台——那便是灾异说以及利用来作为预言的谶纬说。“谶”乃预言，“纬”与经学相对，乃补充经书之作。

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匡衡就日蚀地震之异象上疏，称“天人之际精祲（祥与不祥之气）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他认为，如今日蚀地变之起，正是由于王室奢侈、行刻薄之政所致。天地异变这一铁打的事实，为政治批判提供了最明确的论据。其次，文中以“诗曰”“传曰”多次引经据典，佐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即便天子倚仗自己的权威，也无法驳倒匡衡的观点。

天人之际思想是武帝时期的董仲舒站在其春秋学立场上提出来的。后来，天人之际思想极度扩大化、绝对化。宣帝时期丞相丙吉（？—前55年）的传闻便是一个典型事例。丙吉为天子出行做准备，前往长安市中检视。路遇无赖斗殴，路边躺着死伤者，但丙吉不闻不问，驱车而过。走了一会儿，丙吉见一头牛拉着空车，气喘吁吁，便让车夫停车，亲自下车查看牛的情况。从者不解，问丞相为何不管治安大事，反而关心一头牛的状况。丞相严肃地回答：“路上行人斗殴，是警务总监的职务范围。而现在天气明明不太热，牛拉着空车却气喘吁吁，有悖自然秩序。调和阴阳，才是丞相的职责所在。”于是这宰相遂被评价为识政治要务的好官。这样的一个时代，凭《易》主张灾异说的京房（前77—前37年），力量竟至于左右朝政，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不过，京房的诈谋很快便暴露了，最终遭弃市之刑。自此以后，一旦发生天地灾异，宰相首先会引咎辞职。这种奇妙的灾异策免的政权交替方法一直毫无争议地持续至晋宋时代。比起政变和内讧，这种方式看起来更加纯朴无害。

灾异说一般以祥瑞说作为前提。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用过的年号有元鼎、元凤等，分别意喻宝鼎出土与神凤飞来的祥瑞之兆。谶纬说就是一种预言祥瑞的学说，多被利用于政治目的。外戚王莽夺取汉室政权，就是利用了谶纬说。这被视为是天命的启示。

王莽是孝元皇后弟弟的儿子。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后（公元元年），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手握实权，立女儿为汉平帝的皇后。于是祥瑞并至，群臣齐颂功德。后来，王莽效周公居摄故事摄政，赞颂者八千余人，议加上公尊号者九百二人，吏民上书者前后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改元“居摄”（公元6年），制度仪礼皆复周公旧制，设羲和官职，作刀货，诏书议奏皆以《尚书》为典范。杜林、桓谭等名儒奉命颁行其文于天下。扬雄亦是一名演员。钱穆先生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收录）中，列举出三十余人；这些名儒达才，其中没有一人拒斥王莽的伪篡。可见学术已被视作通向名利的大门。

扬雄（前53—公元18年）出身蜀地，《汉书·扬雄传》中称其为周伯侨后裔，是根据扬雄的自序谱牒。唐代颜师古加的注解引张衡的说法，认为其或为妄作之说。或者是扬雄伪造了自己的家谱吧。扬雄年轻时喜好辞赋，曾仿《离骚》作《反离骚》，并将文章从岷山投入江流中。辞曰：

横江、湘以南往兮 云走乎彼苍梧 驰江潭之泛溢（水流盛大貌）兮 将折衷虖重华（舜） 舒中情之烦或（惑）兮 恐重华之不累与 陵阳侯（水神）之素波兮 岂吾累之独见许

可以看出，文章不过是拾取《离骚》《九章》字句。此外，扬雄还仿照《九章》数篇形式，作《畔牢愁》。这两部作品应该都是扬雄出仕之前作的。王莽比扬雄小八岁，或许当时盛行的效仿之风起源于扬雄，也未可知。

或在元延末年，成帝听闻扬雄的文章有司马相如之遗风，便召见了他。元延三年（前10年），成帝效仿武帝以来行事，郊祀甘泉泰畤与汾阴后土，命扬雄作为颂词。甘泉是武帝在秦朝离宫的遗址上大规模改建而成的。扬雄所作《甘泉赋》（《文选》卷七）中详细描述了这场奢豪游观的情形：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古代神女） 玉女亡所眺其清矑（清澈的双目）兮 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美好的眉毛） 方揽道德之精刚兮 侔神明与之为资

此时成帝与赵昭仪等人多次前往此地盛游。扬雄意欲劝谏，但如上文这般极力宣扬仙游之乐的描写却多达百数十句，算得上是“劝百而风一”。其年三月，成帝祭后土，扬雄作《河东赋》。十二月扬雄从上林羽猎，作《羽猎赋》（《文选》卷八）。《羽猎赋》也是极尽笔力描述游猎之乐，但下文笔锋一转，讽谏道：“立君臣之节 崇贤圣之业 未遑苑囿之丽、游猎之靡（豪华）也”。

第二年，成帝招胡人于苑中与猛兽搏斗，自己前往观看。扬雄为赞颂此事作《长杨赋》（《文选》卷九）。文中子卿墨客提出设问：“今乐远出以露威灵 数摇动（大骚动）以罢车甲 本非人主之急务也 蒙（我）窃惑焉”。对此，翰林主人答道，这是令外夷臣服的盛业之一环。简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辩护。

说到底，企图以宫廷赋为工具，批判政治、进行道德讽谏，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同时，扬雄的作品基本仿照司马相如的作品，没有独创的风格。扬雄曾醉心司马相如，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西京杂记》卷三）。但是此后，扬雄开始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转而批评相如的《大人赋》“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汉书》本传），酷评相如为滑稽者流。扬雄对缺乏思想性的作品抱有如此强烈的不满，但他充满思想性的作品，和他的赋同样也都是模仿作，其模仿性甚至比之更加强烈。

汉哀帝（前6—前1年在位）末年，扬雄专注于创作《太玄》《法言》等富有思想性的著作。但这些作品从头到尾都是模仿之作，与滑稽者流十分接近。这是一个万事皆模仿的不可理喻的时代。王莽担任安汉公，自拟周公，任命刘向之子刘歆为羲和之官。三世不徙官的扬雄，凭借圣贤书的模仿之作，试图实现王莽在政治方面推行的拟古时代。《汉书》本传的论赞称：“自雄之没（公元18年）至今四十余年（明帝永平年间），其法言大行，而玄（太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那是一个此类著作盛行的时代。此处摘录几条《法言》原文：

1.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吾子》篇

2. 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吾子》篇

3. 或问大人。曰：无事从小为大人。请问小。曰：事非礼义为小。 《五百》篇

4. 或问：公孙弘、董仲舒孰迩？曰：仲舒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 《渊骞》篇

5. 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为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 《孝至》篇

前两条与赋相关。第一条依据《论语·子路》篇中孔子答子路问“必也正名乎”。第二条依据《论语·宪问》篇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如其仁”。第三条的对言形式在《论语》中可见数例。第四条采用《论语·公冶长》篇孔子问子贡“女与回（颜回）也孰愈”，第五条类似《论语·泰伯》篇曾子所云“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双关语形式。篇末所云“周公以来，未有汉公（王莽）之懿（美德）也，勤劳则过于阿衡（辅佐殷汤王的伊尹）”，对王莽进行礼赞。“汉兴二百一十载”，即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颂王莽者八千余人，王莽自比阿衡，加号为宰衡。

这个异常的“模仿”时代，实际上属于儒教典型化、儒家伦理类型化的过程。模仿是无法生出创造的，只能促进形式化。自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教典型化倾向愈发明显，不用说政治裁决，就连吏事狱讼，都倾向于以儒家经义为准则。以“春秋之义”引用经典的段落，被视为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威。人伦规范方面也是同样。刘向虽对王莽的政策持相当警觉的态度，可他编纂《新序》《说苑》，并收集东周以来当引为法戒的事例，编为《列女传》八卷。这实际上算是以某种典型，来拒绝他种典型。此后这种人伦类型化的风气愈演愈烈。继《后汉书》的《独行》《逸民》《列女》诸传之后，更有《列女传》续篇与《孝子传》等传盛行。后汉虽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时代。这种教条主义之风始于王莽、扬雄提倡的拟古主义，在文学、史学领域实践其典型化的便是班固（32—92年）。作为一名体制主义者，班固首先否定了屈原的文学与司马迁的史学。因为对于教条主义者而言，过去本身也被视作敌人。

前面已经讲过，班固批评屈原的《离骚》“露才扬己”，其作品“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并认为淮南王安的评语“与日月争光”言过其实。司马迁在对屈原的评传中，也引用到“与日月争光”一句。班固的立场，与《楚辞》《史记》自然皆站在对立面。他将《楚辞》视作愁怨文学，认为《史记》是败德诽谤之书。班固史学是以记录典型为目的；由此观之，偏好记录“倜傥非常之人”的司马迁所作史书就是异类。班彪、班固父子身处同一立场；据《后汉书》列传卷三十（下）之班彪、班固父子论赞部分所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彪在《史记论》中的评价也相当极端。他说，“迁之所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歌颂货殖游侠，“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班固在此基础上又批评道：“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典引》，《文选》卷四十八）③想必班固此时根本没有料到，此后自己竟也会落得惨死狱中的下场。

《后汉书·班彪列传》论赞部分还对《史记》与《汉书》进行了对比：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亶亶（勉力貌）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文中称赞了班史注重体例，几成定论。就连赵翼等史学家也认为《汉书》中有价值的文章多。但《汉书》本身是一部敕撰书，也就是说包含诸多官府资料和政治类文章。连史书也成为服务体制的工具了。

班固曾作《两都赋》（《后汉书》本传，《文选》卷一）。都邑赋起源于国见之歌、赞扬国家的诗歌；但班固的《两都赋》并不见咒诵文学的余韵，而是有着明确政治主张的作品。赋文开头有长篇序文，讲述自汉代以来赋的发展史，仅孝成年间收录的辞赋中进献给皇帝的就有一千多篇。文中说，大汉的文章看似足矣，但因如今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便有西土之人极力夸耀长安旧制，提议迁都，于是作《两都赋》，论建都洛阳合乎礼制。《两都赋》包括“西都赋”与“东都赋”两篇，采取西都宾客与东都主人对论的形式，西都赋叙西都长安的上囿、禁苑之广与名贤踪迹，东都赋论洛阳都制礼乐完善，颂扬汉德。

盛哉乎斯世，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伏羲、文王）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

文末的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等诗相当于《诗·周颂》中的郊庙诗。西都宾客对此大加赞扬：

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

王莽时期近乎极端的模仿拟古之风，至此已演化成一个以自己为典范的自负的时代。所谓“斯时”，是将自己身处的时代视作盛世，也意味着士人时代的到来。据说，王莽时期颂其居摄者八千余人，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人。这种说法虽然不过是夸大其实，但也反映了当时儒生数量之多这一事实。

清末皮锡瑞著《经学历史》，试图将儒学史分期。他视先秦到汉武帝前为开辟流传时代，武帝到昭、宣时期为经学昌明时代，元、成时期到后汉末年为经学极盛时代。武帝时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元帝时期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时期则为三千人。到了后汉，太学诸生扩增至三万人。这些都算得上官僚预备军。光武（25—57年在位）年间仕途通达，儒生发迹者甚多。比如代代师傅桓荣，以及人称关西孔子、以“杨震四知”闻名于世的杨震，皆占三世三公之位。这种情况不只是体现在经学繁盛这一件事上。从社会构成来看，汉代的国家秩序也深深依赖于代表地方乡党势力的士人阶层的参加。士人阶层、作为该阶层根基的乡邑与国家的结合，是汉朝秩序建立的基础。对于他们而言，现实即规范，没有必要向古典世界寻求盛世的规范。班固的《两都赋》就主张，在这样的意识下，比起历史之都长安，现在的首都洛阳更具优越性。与班固生于同一时代的王充，著《论衡》的《问孔》《刺孟》二篇，也是出于同种目的。王充被视作中国第一位唯物论思想家，这一评价未见得正确。他的思想，不过是以当下时代为背景的朴素经验实在论而已。前文已述，王充的文学论与班固一样，仅仅是劝善惩恶的功利主义。他在《佚文篇》中将自己的作品比作鸿文：“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从这类论者身上，恐怕很难找到真正的批判精神。

到了后汉末期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期，这种教条主义开始露出破绽。一方面，作为士人根基的乡邑豪族，与掌握宫廷实权的外戚、宦官势力之间的矛盾对立表面化。与此同时，乡邑内部存在的身份阶层化也愈演愈烈，其间的关系孕育着复杂的紧张气氛。在这样的危局当中，士人们开始思考自身与命运的关系，文学上也初现自我表现之志。桓帝时代的王符与大儒马融及张衡交往，他的《潜夫论》不见容于世俗，遂隐居抨击时政。文学方面，他主张直叙事实，称“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务本》篇）。马融（79—166年）在经学方面，主张民间派古文学。他可谓风流学者，每次为弟子授课完毕，他便会拉开讲席后的帐幕，招上歌妓歌舞作乐。上面讲过，张衡也曾作《四愁诗》，复兴了辞系文学特有的情感世界。

针对现实的批判，往往由凝视现实作为开端。而这往往需要科学家冷静的分析能力。地动仪的发明者张衡，将他敏锐的目光投向了当权者的生活。他同班固一样也作了一篇《二京赋》，后来又以后汉刘氏的据点作了《南都赋》。但张衡不似班固那样肯定现实，也不植根于权力教条主义。《二京赋》正面描写王侯贵绅、豪族商贾等有权势者的奢侈佚乐生活，富有社会诗、风俗诗的特性。他在《南都赋》中将南阳描写为人杰地灵、真人革命之地。文中所言：“皇祖（刘邦）止焉 光武起焉 据彼河洛 统四海焉 本枝百世 位天子焉 永世克孝 怀桑梓（故乡）焉 真人南巡 睹旧里焉”，似是寄托了谋求变革的意欲。

他对民众的生活，仿佛抱有深深的留恋。《东京赋》中详细描写了当地风俗。这里摘录文中关于大傩（驱鬼）之俗的描述。

尔乃卒岁大傩 殴除（驱除）群厉（众疫鬼） 方相（方相氏，驱傩之神）秉钺 巫觋（男女巫）操茢（桃木杖） 侲子万童（童男女） 丹首玄制（红帽黑衣） 桃弧（桃木弓）棘矢（用棘枝做的箭） 所发无臬（箭靶子） 飞砾雨散（播撒赤丸五谷） 刚瘅（疫鬼）必毙 煌火（炬火）驰而星流 逐赤疫（疫鬼）于四裔（四方边远之地） 然后凌天池（大池） 绝飞梁（浮桥） 捎魑魅（山泽之神） 斮獝狂（恶鬼名） 斩蜲蛇 脑方良（草泽之神） 囚耕父（放光之神）于清泠（渊名） 溺女魃（旱魃之神）于神潢（水名） 残夔魖（木石之怪，恶神）与罔像（木石之怪） 殪野仲（恶鬼）而歼游光（鬼名） 八灵（八方之神）为之震慴 况鬾蜮（小儿之鬼）与毕方（老父神，似鸟而两足一翼，常衔火在人家为灾） 度朔（山名，及其山神）作梗（病） 守以郁垒（神名） 神荼（神名）副焉 对操索苇（结苇之咒符） 目察区陬（角落） 司执遗鬼 京室（都城）密清 罔有不韪

如此详尽地记录民众风俗，就是为了去王侯显贵的豪奢，“改奢即简”。因此他在赋中批评相如《上林赋》和扬雄《羽猎赋》“卒无补于风规 只以昭其愆尤（罪过）”，并忠告当政者切莫“好剿民以媮乐 忘民怨之为仇也”。张衡终于对都邑的“华而不实”（《东都赋》）绝望，去东部做了河间相。“一思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这首《四愁诗》便是给都邑显贵的诀别诗。《归田赋》（《文选》卷十五）大致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 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看到这些，他慷慨离开京都，“感老氏之遗诫 将回驾乎蓬庐”——《思玄赋》即把这种志向表达了出来。

《思玄赋》乃是思想性相当丰富的雄篇巨制。《二京赋》长达八千五百字，《思玄赋》也有三千余字。赋末仿《楚辞》“乱曰”作“系曰”，采用七言句式：

系曰 天长地久岁不留 俟河之清只怀忧 愿得远渡以自娱 上下无常穷六区（上下四方） 超踰腾跃绝世俗 飘遥神举逞所欲 天不可阶仙夫稀 柏舟（《诗·邶风》，被视为恨小人在君侧的怨诗）悄悄吝不飞 松（仙人赤松子）乔（仙人王子乔）高跱孰能离 结精远游使心携 回志朅来从玄谋（成仙之道） 获我所求夫何思

“柏舟悄悄”出自《诗·柏舟》中“忧心悄悄 愠于群小”“静言思之 不能奋飞”二句。思慕神仙的作品虽已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但这篇《思玄赋》更倾向于回归神话世界。文中寻访了少暤、句芒，及祝融、轩辕、蓐收、冯夷、司命、咎繇、玄武、烛龙、王母、宓妃、巫咸、丰隆、箕伯、王良，构想与《离骚》相似，包含了对神秘思想的全新期望。《思玄赋》与《四愁诗》基调相同，只是选用了神话作为表现形式。而班固的《幽通赋》（《文选》卷十四）描绘精神通灵的世界，没有彻底超越儒家立场，在这一点上《思玄赋》与《幽通赋》存在巨大差异。“柏舟悄悄吝不飞”，对于飞翔的念想，在后世嵇康的诗篇中得以承继。

继张衡后，王逸（89—158年）作《楚辞章句》，复兴了辞系抒情文学。这意味着从扬雄到班固赋中表现的模仿与教条主义的时代宣告终结。同时，这也是士人不得不重新站在反体制的立场上之不幸时代的文学表征。此后，士人世界不断重复着党锢之祸，士人于此表现出的慷慨精神，即形成此后的建安文学。这般艰苦的命运，促使士人社会开始形成其独特鲜明的文人性格。文学领域在这一时代也迎来了创作诗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