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父子

写下《史记》这部命运之书的司马迁，自己也是一位命运多舛之人。众所周知，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为归降匈奴的武将李陵辩护，翌年被处以腐刑。借用武田泰淳先生的一言，“司马迁是饱受人间耻辱的男人”。在那个士人皆以求名为人生最高价值的时代，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了。这场灾祸降临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途中。对于司马迁来说，唯一剩下的道路，就是完成《史记》这部不朽名作，以留名于后世。受刑后的约十年间，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以求完成此书。《史记》可信的最后一篇记事完稿于征和三年（前90年），此后司马迁便几近无声无息。这十年间，他由太史令改任中书令——准确地说是中书谒者令，是一个宦官职位。但是，《史记》始终都是以太史令的立场进行创作的。对他而言，中书令司马迁这个人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完成《史记》的始终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这部著作也是承继父亲司马谈的遗命，是父子两代共同的心血之作。

《太史公自序》中，详细记录了《史记》的编撰过程。《自序》开篇写道，与仅仅出身于市井豪侠之徒的汉王室不同，司马一族是自神话时代传承下来的名门望族。司马迁自豪地讲：

昔在颛顼（古代帝王名），命南正（官名）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尧舜）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尚书·吕刑》中说，有苗（苗族）暴虐，扰乱天地秩序。上帝命重黎绝地天通。由古代帝王系谱可知，重黎乃楚人远祖。这几种说法都属于神话传承。程伯休甫在《诗·大雅》的《常武》篇中出现，周宣王东征徐方时曾歌咏道：“王谓尹氏（仪礼官之首长） 命程伯休父 左右陈行 戒我师旅 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自序》述及，其家为古时重黎后裔，掌管天文祭祀；此时移于军官而为司马氏，“失其守”盖即此意。自此，司马家族一分为二，各自担任不同的职务。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前676—前652年在位）襄（前651—前619年在位）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官名）随会奔秦（前620年），而司马氏入少梁（地名）。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司马氏一族分散各地。在秦的叫司马错，曾与提倡连横说的张仪进行辩论。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奉事秦武安公③白起；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始皇时期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担任长安四市之一的市长；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为五大夫，死后葬于长安北门。司马喜之子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居于龙门，后奉事武帝，担任太史令，光复先祖之业。从事太史令一职需通晓天人之学，司马谈便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询问周易之术，向黄生请教道家理论。这三人的名字都可以从《史记》中寻得。司马谈于武帝即位的建元（前140—前135年）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约三十年，元封元年（前110年）逝世。在此期间，司马谈已经为《史记》的编撰做好了准备。

《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以道德家为主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旨，并对六家得失分别进行讨论。司马谈认为，阴阳家主张四季二十四节气的顺逆可招致福祸，这种说法过于迷信。儒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耗费一生时间都难以学透，“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只是在明人伦之别这方面凌驾于百家之上。墨家以节俭力行为旨，却难立尊卑之别，但强本节用的主张益于民生。法家注重外部规则，废人伦，而正君臣之分。名家玩弄逻辑，内容空洞，但追求名实一致这点值得肯定。司马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各家得失，对道家主旨却用了较长篇幅进行解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顺应自然）为用。无成势（固定条件），无常形（一定形式），故能究万物之情（本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主体）。

接着，文中大量引用杂书中的套话，如“圣人不朽，时变是守”（《鬼谷子》），使文章富有韵律。文章最后写道：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主张道家学说才是治理天下的唯一道路。这段话不见于今本《老》《庄》，而属于近年出土的汉初《黄帝书》。武帝独尊儒术政策实施之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与景帝（前156—前141年在位）时代盛行黄老思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多半也是以这股风潮为背景产生的。父亲的六家论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自序》进而以第三者视角，讲述了司马迁自己的身世。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古代射艺的仪礼）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二十岁离乡壮游。先经由河南前往江苏、浙江，南访湖南圣地九嶷山，北上山东寻孔子遗风，亲身实践古仪。其后游历楚汉争霸遗迹，巡游河南各地后返乡。整个游历过程约耗时一两年，归家后出仕补郎中。司马迁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详情不得而知，或许与当地的豪侠少年发生了争执。这场与孔子的陈蔡之厄如出一辙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司马迁性格中狂荡的一面。

司马迁担任郎中后，奉命出使巴蜀，往南行至邛、笮、昆明，约元封元年（前110年）归朝复命。就在这一年，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帝王登基时报之于天的仪礼。逝世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的司马相如之遗文，论及了封禅之礼；《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曾将此书分发给众公卿商议。《封禅书》属《史记》中论述文化史八书的第六篇，包含了可称为宗教史和祭祀史的内容。司马谈亦曾与祀官宽舒等人讨论关于封禅之礼的制定，当年遂得实施。身为太史公，司马谈理应以司祭的身份参与泰山封禅之礼这一代盛典，没想到途中因病滞留于周南（洛阳附近），直到死前也未能完成这个愿望。司马迁急自西南归来，赶回父亲身边，继承了父亲的遗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接着，司马谈以《孝经》中的原句，向司马迁嘱托编撰《史记》之志：“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先说到周公制礼作乐彰显文武之德，其次言及孔子之业：

幽、厉（西周末之王）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前481年，《春秋》最后记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编撰《史记》，乃是继承周公、孔子之业，也是留存天下史文之大业。司马迁游历各地，就是为此做准备。司马迁遂俯首流涕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前104年）。

据此，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就任太史令。此时司马迁约为三十八岁。

上述《太史公自序》的内容中，关于《史记》的创作有几处值得留意的问题。首先，关于《春秋》之后的历史，文中司马谈临终前提到“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表明自己已有论载之志，并已实际着手准备。司马谈死后第三年，司马迁就任太史令，或许已经开始“䌷”司马谈准备下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䌷”同“籀”，意为读书。被称作“史记”的旧记与“石室金匮”之秘书收藏于内府，估计是司马迁成为太史令后，才有权限阅览这些藏书吧。

太史公司马谈所说“所欲论著”“所次旧闻”的史书，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得知。不过，现存《史记》中显然保留了司马谈的论著部分，应该可以断定《史记》中的一部分文章是由司马谈撰述的。例如，《赵世家》篇末太史公论赞中说：“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歌姬）也。”这位冯王孙是冯唐的儿子，见于《张释之冯唐列传》文末：“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冯唐已经九十余岁高龄，其子少说也有五十多岁。而此时的司马迁不过是六岁孩童，从年龄差距上看，此处的“余”不可能是司马迁。即便两人数年后有缘相识，也不会成为“与余善”的关系。所以，《冯唐列传》中的“余”定是司马谈，《赵世家》论赞里的“余”亦应不是司马迁。也就是说，《冯唐列传》和《赵世家》两篇文章皆为司马谈撰述，论赞部分也应是司马谈所加。

此外，《刺客列传》的作者也可认定是司马谈。且看论赞部分：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谷类），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天雨粟，马生角”，讲的是燕太子丹囚于秦国，请求归国；秦王提出这样的条件：只有天下粟米、马头长角，才放太子回国。文中认为这个传说是假的。荆轲刺伤秦王的说法也非实情。当时担任秦王侍医的夏无且将事情的真相告知公孙季功与董生，自己也得以听闻此事。荆轲受燕太子丹所托，刺杀秦王不成反被杀死的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年）。从担任秦王侍医的夏无且处得知真相的公孙季功与董生，即便当年十分年轻，一百二十年后做太史令的司马迁也不可能直接听到二人的话。所以，《刺客列传》这篇充分展现司马迁“倜傥非常”一面的文章，包含论赞部分在内，是由其父司马谈编撰的。当然，《史记》的确是由司马迁本人整理而成的。对各篇文章的创作情况进行确认的话，不难看出司马迁的修史事业，的确是在父亲打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上文中涉及了年龄计算问题，那么我们有必要知晓司马迁的生卒年月。然而，司马迁的生卒年不详。截至目前，关于司马迁出生时间的观点，有景帝初元（前156—前150年）末说（王鸣盛），中元五年（前145年）说（《史记》正义，王国维，郑鹤声），后元元年（前143年）说（周寿昌），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说（《史记》索隐，山下寅次，桑原隲藏），元光六年（前129年）说（张惟骧）等。个人认为《正义》说更为可靠。《索隐》说出自晋朝张华所著《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前108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段关于任命太史令时的户籍记录是《索隐》说的主要依据。《正义》说则据《自序》所注，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王国维所著《太史公行年考》认为，《正义》所见户籍应为“年三十八”。此种户籍形式，与目前发现的敦煌和居延汉简形式相同。不过，关于司马迁的年龄问题，采用上述任何一种说法，都与《赵世家》和《刺客列传》不相符。

我们知道，司马谈早已着手准备《史记》的编撰。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从担任太史令期间到受刑后，都一直坚持编撰工作。特别是受刑后十年间，感慨万千，心境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史记》采取的论调也随之不同。《史记》全篇并不全是由《伯夷列传》一类慷慨陈词的文章构成，其中也有取材于早年杂书俗传，或是将官府记录不加修饰地引用的文章。对《史记》各篇章逐个探究，发现其中多处可以称得上杂乱无章的记载。像《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魏豹彭越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这类包含受刑后感慨而写成的篇章，阅读其论赞部分时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余愤。

《史记》最开始被称作《太史公书》。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一类中，记录“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有“为太史公书”的记录。然而此书由司马谈着手准备，司马迁编撰而成，即太史公父子两代共同完成。“太史公”这个称呼，可以指司马迁，也可以指司马谈。司马谈学过天文、易理、道论，通六家之学。司马迁则精通时称古文的《尚书》《春秋》《国语》与谱牒之学。父子二人各有所长，也有共同点，便是作为太史令论载“天下之史文”，传承人事之不朽。二人所著此书，同样由此而得到不朽的生命力。

司马谈偏好道家学说，却对维系家族传统异常执着，这一点从《太史公自序》的描述中也可以窥之一二。司马一族发源于重黎神话的传说，实际上经不起检讨。然而这种远溯家系来自夸的做法，比方《汉书》作者班固认为先祖“与楚同姓”，《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声称祖先是炎帝神农氏旧族，自称姜姓许国后裔，可见注重出身是那个年代推崇的风尚。司马谈将继承家业传承血脉视作孝子应尽的义务，遗命于司马迁；司马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李陵之祸受刑，后继无人。在断绝传承与这种命运的紧张感之下，司马迁加紧编撰《史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他才能创作出充满忧郁色调的《伯夷列传》。不过，出自司马迁之笔的文章也许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多。从《史记》中极具代表性的《项羽本纪》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