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辞赋文学

一 辞与赋

从本质上看，辞赋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辞赋，是“楚辞”与“汉赋”的合称。“辞赋”这个词，不是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而是因为辞与赋两者的形式极为相似，才将两者合称为一个词，辞与赋原本是有区别的。古代将二者称为“骚”与“赋”，《文选》《文心雕龙》中使用的就是这种名称。因为“骚”已作为《离骚》这一特定的作品名存在，为了形式上便于区分，我们一般使用“辞”与“赋”。《文心雕龙·辨骚》评论《离骚》，称其起于诗人之后，奋飞于辞家之前，展示楚人之多才。文中说，其形式“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继承者），而词赋之英杰也”。也就是说，辞是有别于赋的。

《汉书·艺文志》中将《楚辞》归为“赋”类，并将赋分为屈（原）赋属、陆（贾）赋属、荀（卿）赋属和杂赋。屈赋本属“辞”类，后汉王逸的注本中留有原题“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可知前汉末刘向已经编集了《楚辞十六卷》。

辞（辭）字可以理解为用辛（针）将杂乱（亂）的糸（辭的左偏旁）穿起来，解其纷纭的意思。古时候对神诉说的“祷词”即理词，是向神明寻求裁决的祝词，也可称为“词”。《离骚》所云“就重华（舜）而陈词”，就是以祝词向神明诉说之意。因之，辞产生于祭祀文学。《楚辞》是由《九歌》之类祭祀歌谣发展而来的，而辞的原型应是祭祀中念的祝词。采用歌谣形式的辞，一般在篇末附加“乱”“少歌”“倡”等乐歌的形式，以抒情为主。抒情构成了辞文学的一大特质。

赋与辞相对，侧重描写事物的外部特征。其本源是赞颂国家的赞歌。《诗·鄘风》中的《定之方中》，《毛传》列举“升高能赋”“山川能说”等九项，称能为此的君子方可为大夫。《汉志》诗赋略中也有引用：“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亦认为国土赞歌为赋的源流。《战国策》中苏秦游说之词多采用国土赞歌的形式，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进行过论述（《中国古代文学：从神话到楚辞》中文版272页）。此外，《楚策》中楚王游云梦的故事，被看作是后世田猎赋的起源。国土赞歌后来又发展为都邑赋。总之，辞赋文学皆在先秦文学当中存在着原型。

汉帝国承秦之崩坏而生，继而实现所谓天下世界。辞赋文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大规模发展。面对崭新的世界，辞与赋呈现出明显对立的态势。迎接这样一个失去神明的新秩序，辞成为一种充满不安与抑郁色彩的文学。反之，赋这种文学形式则对现实抱有肯定和赞颂态度。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发展方向的差异。

前文所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赋分为四流。屈赋即所谓《楚辞》，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首，有“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等屈原弟子的作品，以及汉朝以来的赵幽王（一篇）、庄夫子（严忌，二十四篇）、贾谊（七篇）、枚乘（九篇）、司马相如（二十九篇）、淮南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之赋（四十四篇）、孔臧（二十篇）、阳丘侯（十九篇）、吾丘寿王（十五篇）、上（武帝）自造赋（二篇）、刘德（九篇）、刘向（三十三篇）、王褒（十六篇）等，计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属之。陆赋之属以“陆贾赋三篇”为首，包含枚皋（一百二十篇）、庄怱奇（十一篇）、严助（三十五篇），还有司马迁（八篇）、婴齐（十篇）、臣说（九篇）、臣吾（十八篇）、萧望之（四篇）、徐明（三篇）、李息（九篇）、淮阳宪王（二篇）、扬雄（十二篇）等，计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荀赋包含“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李思的孝景皇帝颂（十五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等，计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中包括以“客主赋十八篇”为首的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及山川、鸟兽、机械、草木赋和成相（捣杵歌之类的劳动歌）、隐书（解谜歌）等，计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汉初赋系文学的大致状况。但其中留存下来的作品，仅限屈赋和陆赋之属的几家，杂赋中除“成相杂辞”外无一保留。能够作为完整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的作品，都属于屈赋、陆赋两大系统。

《汉志》中对赋的分类方式是基于刘歆的《七略》。其父刘向编集的《楚辞》中，收录了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作品，而没有收录《汉志》中屈赋之属枚乘和司马相如的作品。这是因为编者未将这二人的作品归为辞类。也就是说，在屈赋之属中，仍有辞与赋这二类之别。

辞与赋同样继承于先秦文学，二者却因源流不同而属于各自不同的体系。辞，原本是直接向神祷告的咒诵文学，赋则是以事物为对象创作的咏物文学。不过，二者都依存于古代文学语言祈愿的机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都具有古代文学的特质。发展到汉代，辞赋褪去了古代的原始性，开始探寻如何完善各自的形式。由此，《汉志》的分类方法并不一定很充分，特别是关于屈、陆二赋的分属仍存有诸多问题。例如，司马相如的赋被归到屈赋，而被视作司马相如忠实继承者的扬雄的赋却被归到了陆赋。当然，将相如赋归于屈赋的分属方法，原本也有待商榷。因为屈赋与相如赋，本应分属于辞、赋两类，在形式上是并列关系。

《汉志》所言“陆赋之属”，包含了枚皋、严助、司马迁、扬雄等人的作品。陆赋的特质，包含扬雄《反离骚》和《太玄赋》这类思想性为主的作品，以及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这类论士人命运的作品。若说屈赋主情、相如赋主事，则陆赋以理为主。滑稽更甚东方朔的枚皋之俳倡作品一百二十篇归入陆赋，似有讥讽之意。《史记》称陆贾为“辩士”，作此评价的太史公也以赋文作者的身份被归到陆赋一类。

著《楚汉春秋》以传汉初遗事的陆贾，在文学领域以陆赋之祖的身份独占一席之地，这一点颇具意味。他的赋虽未能留传下来，但据《文心雕龙·才略》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可知陆贾曾著《孟春赋》。或许如同宋玉《九辩》借自然风貌抒贫士坎廩之情一般，《孟春赋》是一篇描绘春季盎然生气以示新时代气象之作。被誉为汉初第一作家的陆贾，其名字不免要勾起人们的各种兴趣。这位巡历于秦亡汉兴之际、楚汉英雄相争之中，融先秦游说之士与新时代士人特征于一体的自由之人，他的为人之道殊为特立独行。

太史公曾在陆贾传的论赞部分评价他“固当世之辩士”。陆贾出使南越，凭辩才招降南越王尉他，游说秦将拿下咸阳，从项羽处接回高祖的父母妻子。这番活跃身姿颇有战国游说家之风。但简单将其视作一介舌辩之士，也是不对的。生于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旋涡中，他却能始终贯彻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高祖讨厌儒生名流，而陆贾却能侍奉左右，并以儒家之言编著《新语十二篇》。现存宋本十二篇本虽略存争议，但根据《汉书·司马迁传》中所说，司马迁由《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等书中取材编撰《史记》，可见司马迁也曾大量引用他的文章。《新语》除《思务》篇引用“上德不德”这一条《老子》的文字以外，其余皆是儒家之言。陆贾的学说，无疑是黄老之学盛行前纯粹的儒家学问。

前文已述，陆贾也是一代风流人物。他热爱歌曲，歌伎乐人常伴身侧，安车驷马，四处游乐。吕氏势力衰落，陆贾用计扶佐文帝即位。此时陈平赠予陆贾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而陆贾将礼物分给了四个儿子。陆贾晚年悠游四子之间，得以寿终正寝。他对于官位、身份和家产毫无执念，既能侍于皇帝身侧起草典诰，也能像一介游侠逸民活得逍遥。《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论及当时的士，说古之士是厚敦者，合群者，乐富贵者，乐分施者，远罪祸者，努事理者，羞独富者；而今之士是污漫者，贼乱者，恣睢者，贪利者，触抵（触犯法律）者，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陆贾便是在躬行所谓古之士的精神。如果说命运问题是士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问题，那么陆贾应属于这之前的士人。《史记》论赞部分称陆贾为辩士，是将其人生态度与战国时期的客卿归为一类了。客卿是一群疏离于权力结构之外的游民和孤立者。

士人与命运的问题产生于新的国家权力形成与确立过程中。皇帝为权力巅峰，士人为豪族门阀势力的代表。二者相依相存又保持着对立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纠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士人的阶层连带意识到了后汉之后逐渐加深，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前汉时期便已凸显。司马迁尊李陵为国士，为其辩护却惨遭至为卑下的腐刑；任安责怪司马迁没有推贤进士之事，亦可以看作士人间连带意识萌生的体现。

然而，前汉士人们身上仍残存着浓郁的先秦客卿的气象。梁孝王、淮南王身边集结的文人们，本应作为官吏与统治阶级联结在一起，但他们更像是凭文才装饰宫廷的一群宾客；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也是这类借文辞辩才取悦皇帝的言语侍臣。然而，汉朝作为规模空前庞大的帝国，已经试图确立国家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辞赋文学在国家的体制化过程中呈现出了全新的发展态势。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贾谊，便是这一发展中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