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一直都在大学工作。大学有三项使命，首要的是培养人才；其次是创造知识，即做研究；最后是社会服务。大学里学科众多，不同学科的社会服务以不同形式展开。例如，在工科专业中，科研成果产业化是其主要的社会服务形式。又如，普及保健常识是医科专业重要的社会服务形式之一。我所在的经济学科，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者为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学问题导向、经世济民的具体体现。

今天的中国，普通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声空间，我们能够自由思考、针砭时弊、建言献策。我们可以用文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消除制度性弊端，摒弃由来已久的陋习，变革那些被权力保护起来的领域，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的精神。所以，每当完成一篇时评或政论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即便已经写了很多篇。

经济学研究始于观察。直觉比较好的经济学家能够从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对它们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一个假说，即科学问题，再做出下一步的假设，即给出边界条件，然后通过选择模型、确定变量，并被可重复的经验（数据）所验证后，得出假说是否成立的结论。如果说这些是创造新知识的“阳春白雪”工作，那么，直接针对经济现象或其他社会现象，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进行专业的分析和通俗的评说，就是直面大众、直面社会的“下里巴人”工作。其实，两者并无高下之分。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领域均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是《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文章既深刻又风趣，鞭辟入里地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对大众、对社会均产生了广泛的、建设性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中的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他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位成功的先行者。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富有独创性思维的学者之一。他常常把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与某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为此，贝克尔获得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在《商业周刊》上每周发表一篇与上述研究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时评，并且坚持了19年。

当然，经济学家关心公共话题，与他们用什么形式表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只不过专栏文章是一种比较方便、常见的形式。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几乎包含了他关于如何改进公共政策的所有著名建议。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共同撰写的《自由选择》，则用更加具体、更加通俗的方式考察并分析了与这些建议有关的现实问题，如著名的教育券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单一所得税等。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思想创造者和政治职位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是为个体和家庭利益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对社会最贫困成员尤其如此。

当同事们和我谈起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时，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写时评和随笔是我的业余爱好。人的业余爱好会在儿时的不经意间养成。我于1960年开始在上海交大子弟小学念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读报的习惯。我父亲在上海交大从事党务工作，每天下班都会带回几份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等。每天，我一做完功课，就到里屋和父亲一起读报，读到不懂的地方，就会问问父亲。记得那时最能说明哪位同学语文成绩好的表现是，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朗读他（她）的作文。我的一位语文老师曾对我母亲说，课堂上不能多读陈宪的作文了，他会骄傲。以前说一个人骄傲，是最常见的批评。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写文章的习惯，得益于儿时养成的读报习惯，也得益于学校老师的熏陶。

1972年末，我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当地铁路派出所工作。当时，每个铁路局都办一份小报，发送到各基层单位。因为当时可以阅读的报刊极其有限，所以，每周一份的《铁道报》，成为铁路职工的精神食粮。我发现上面偶尔也发表一些学习体会或其他文章。于是，我就开始投稿。然而，那时发表一篇这样的“豆腐干”文章实属不易，编辑会把作者叫到他（她）办公室，字斟句酌，一直改到他（她）认为的“滴水不漏”为止。尽管比较难，我还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并被江西南昌铁路局公安处政治处的同志发现，因此调到处机关工作。

后来上大学后，我也给报刊投过稿，但几乎都石沉大海。我想，这里有我的水平问题，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但首先不是发生在主流报刊上，而是在一些非主流的报刊，它们开始刊登评论文章。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后，我给《经济学周报》投过两三篇稿子，基本上都发表了。不过，那些文章并不是典型的评论，而是不伦不类的理论文章。坚冰的打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到上海，经常在一些会议上接触到媒体圈的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陆续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时主要在理论版发，以后各报都专设了评论的栏目，就比较多地发表评论文章了，由此也反映出“评论”的地位在悄然变化。时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份报纸的特色就是由它的评论和专版决定的，而新闻本身都是大同小异的。1998年4月，我的个人专栏“透视两难选择”在《解放日报》面世了。这个专栏历时近5年，共发了近30篇文章。专栏开篇文章的标题经时任理论版主编周智强先生改为“跷跷板上看天下——谈生活中的两难选择”，真是妙笔生花，生动之至。此后，当我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没有任何犹豫，就用“跷跷板上看天下”做了书名。那是我的第一本集子，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

我发表的大部分时评政论，是与不同阶段从事的专业工作有关的。我是国内较早进入服务贸易领域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出版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教科书，以后自然涉及服务产业和服务经济，做了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承担了教育部第一个有关服务经济的重大项目。在我国服务经济与贸易起步发展的阶段，有许多启蒙以及与现实生活有关的话题，需要解读和评论，所以，我写了不少与此有关的文章。近些年来，与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同步，我开始对创业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话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在这些方面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引起了政府高层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我在做博士论文时，研读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文献，不难发现，运用其中的理论和工具，分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是一件既有价值也十分有趣的事情。我乐此不疲，在这方面写了不少短文。

我有写时评、政论和随笔的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既可以锻炼脑子，延缓衰老，又可以促使自己不停地学习，做到与时俱进。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