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巴黎圣母院失火当晚的种种情状，万花筒般在脑海中不时闪现，令我至今思绪难平。那晚，透过厨房的窗户，我清晰地看到，一阵阵亮黄色的烟雾直冲云霄，随之烟尘翻滚着冲下阶梯，一直蔓延到都尔奈勒码头（quai de la Tournelle）。从屋顶蹿出来的橙红色火舌，舔舐着圣母院南面的玫瑰花窗，散发着诡异的凄美。聚集在圣母院附近的围观民众，目睹眼前这幅烈火惨景，目瞪口呆、悲痛欲绝，流着眼泪默默地为她祈祷。此时，如同战地外科医生奔赴战场一样，消防员开始集结，在火灾现场，到处都是喷射的消防水管，宛如巨蛇在火中翻腾，然而却回天无力。远远望去，燃烧的中世纪巨石墙体宛如红宝石，与皇室蓝的天空交相辉映，触目惊心。中央尖塔（spire）已然成为燃烧的火炬，即将坍塌。西立面（正立面）北侧塔形钟楼也升腾起滚滚黑烟。众人既悲伤又无助，无奈地意识到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现实：“我们的女士”将要离我们而去。

我们需要一些精神象征，它们是法兰西民族生存的精神依托，是指引我们勇往直前的路标，借此，我们的民族才能历经千百年苦难的磨砺和涤荡而屹立不倒。巴黎圣母院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在850年间一直都是法兰西民族的心灵依托和精神慰藉。2019年4月15日夜的大火，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警醒世人：历史不应被遗忘，倘若圣母院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坍塌，那么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民主、和平、博爱——也并非固若金汤。翌日上午，在巴黎的一些小学，心理学家受邀莅临，为学生做心理辅导，纾解孩子因火灾引发的心灵创伤。看来这些人已然深刻地领悟到民族精神象征的内涵和意义。许多学生把从阳台和人行道上捡拾到的焦黑的木块碎片装进小塑料袋，随身携带。父母告诉孩子，这些木块来历不凡，最早有可能是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况且值得庆幸的是，圣母院并未完全烧毁，主体结构幸免于难。然而，这些话语或许能够宽慰孩子，但我们自己的内心，何以宽慰？

是夜，当最早一批火灾现场照片出现在社交网络和电视画面上时，全世界与我们同在，震惊、惋惜、悲伤、安慰等种种情感从四面八方涌入巴黎塞纳河（Seine）上的小岛——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法兰西民族的发源地）。就像历史上类似的重要时刻一样，我们法国人在悲痛中抛下分歧，团结一心。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心痛？

巴黎圣母院意义非凡。长久以来，她不单是一座主教座堂、一个天主教徒的礼拜场所、一尊彩绘玻璃可追溯至13世纪的庄严雄美的文物。她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伟大丰碑，是法兰西文明的象征，是法兰西民族的灵魂。这座典型的哥特（Gothic）建筑，汲取中世纪艺术的精粹，并融入了浪漫主义的元素。她兼具宗教与世俗的职能，不论是信徒还是无神论者，基督徒抑或异教徒，只要走入教堂，其倾诉忏悔或者寻求避难的诉求都能得到满足。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及其名著令“圣母”成为世人皆知的女英雄，圣母院告别了此前两百多年间的残破不堪、沉寂萧索。19世纪60年代，在熟谙中世纪建筑艺术的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的主持下，对圣母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于是，从中世纪以来匠人们就不断设想却从未实现的教堂最高那座尖塔，便完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重现了圣母院久违的光彩。20世纪，借助摄影与电影等新艺术形式，卡西莫多（Quasimodo）和艾丝美拉达（Esmeralda）的凄婉故事牵动人心，教堂西立面那些可怕的滴水嘴兽（gargoyles，怪兽状滴水嘴）也变得可爱起来，圣母院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成为广受普罗大众欢迎的偶像。正是世人对圣母院这种深沉的爱，才让这个具有灵性的哥特大教堂，几百年间一直屹立不倒，庇佑了一代又一代人。

正因她美得不可方物，世人才会为她的损毁而觉得惋惜心痛，难以接受。经过持续1000多年的修缮和重建，圣母院举世无双、精致壮观。她的美是多层次的，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的美。站在大主教桥（pont de l’Archevêché）上，徘徊于塞纳河左岸（Left Bank）大教堂飞扶壁巨大的阴影中，或者向东走到都尔奈勒桥（pont de la Tournelle）中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圣母院好似巨舰法兰西号雄伟的船头一样。从圣路易岛（Île Saint-Louis）的奥尔良码头（quai d’Orléans）远眺，圣母院恰好突出于塞纳河的河堤线上。如果你走到大教堂正门的前院（parvis），一定会为眼前精美绝伦的玫瑰花窗和肃穆的双子塔楼所震撼。还有很多人喜欢徜徉于圣母院对面的蒙特贝洛滨河路（quai Montebello），或者逛一逛旁边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 Company），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有所收获。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尤其喜欢圣母院后花园的风景。1945年5月15日，一位斗牛爱好者询问著名摄影师布拉赛（Brassaï）：“你有没有从后方拍摄过巴黎圣母院？我特别喜欢维奥莱–勒–杜克设计的尖塔，很像一支斗牛标枪插在背上！”

笔者最喜欢从比什利街（rue de la Bûcherie）与科尔伯特酒店街（rue de l’Hôtel Colbert）的交汇处，蒙特贝洛码头的中世纪石阶上欣赏圣母院。据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48年10月曾租住在旁边一栋房屋的阁楼里，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直插云霄的尖塔。你走在巴黎的某条街道上，随意一瞥，就能隐约望到圣母院的身姿，她好像具有魔力一样，吸引你、呼唤你去亲近她。

圣母院之美难以言表。她时看时新，百看不厌，仿佛每一次看到她，都会重新喜欢上她。她挺拔而高远，朴实而高贵，温暖而肃穆，她能令人心生亲切之感，却绝不会萌生亵渎之意。她能将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特质并行不悖地融于一身。

钩沉巴黎圣母院的往事，即是探微法兰西的心灵世界。在过去的850年里，圣母院见证了法国的荣耀时刻，也亲历了苦难之时。2019年4月15日，因为人为疏忽她差一点彻底焚毁，在众多奋不顾身而努力灭火的英雄们帮助下，才逃脱此灾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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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致敬莫里斯·德·苏利（Maurice de Sully），这位出身农家的巴黎主教，于12世纪后半期发起并监督了大教堂最初的建造工程；本书也要肯定亨利四世（Henry IV）的重要作用，他深切体悟到，没有巴黎则无王权。为弥合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厮杀争斗30年而造成的分崩离析，亨利四世由新教改信天主教，尊崇圣母院大教堂，这样收拢了多数臣民的忠心，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且蒸蒸日上的法国。亨利之子路易十三（Louis XIII）以诏书形式将王国和法兰西的未来奉献给圣母玛利亚。他的儿子，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对圣母院的礼遇有增无减，并依照父王誓约为她修建了一座新祭坛（altar）和几尊雕像，即圣母怜子像（Pietà）和两旁的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跪像。

1789年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恐怖统治时期，大教堂的管风琴师机智多变，不再演奏宗教音乐，而换成革命歌曲和马赛曲。一些有头脑的神职人员担心冷酷的无神论者和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会破坏太阳王及其父王的雕像，就把它们悄悄地藏匿起来，只留下圣母怜子像。革命分子心存顾忌，只摘取了圣母所戴的金质王冠，未进一步加害于她。西门上方国王廊（gallery of kings of Judah）里的28尊古犹太君王的雕塑就没那么幸运了，很多被革命群众砍掉了脑袋。大革命时期，许多教堂充公后改作世俗场所，圣母院也一度改名“理性圣殿”（Temple of Reason）。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执政后，简单修缮圣母院，重新恢复其宗教职能，并于1804年在此举行皇帝加冕典礼。圣母院重新成为法国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拿破仑时代很快过去，法国此后陷入几十年的混乱，大教堂无人问津，渐渐衰落破败，褴褛不堪。这为维克多·雨果写作《巴黎圣母院》提供了灵感和素材。

雨果的小说创作于1830年七月革命的动荡纷乱时期，生动地描述了桀骜难驯的巴黎市民、教堂敲钟人卡西莫多、美丽的波希米亚女郎艾丝美拉达和深沉阴险的主教代理弗罗洛（Frollo）的曲折故事。小说引人入胜，震动巴黎，并成功引起法国各界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新评价。小说出版后不久，法国政府设立了负责文物建筑保护的职位及机构，聘用了一批精通艺术和古建的建筑师，以期恢复其原貌，重现其荣光。

维奥莱–勒–杜克苦心孤诣22年之久，终于恢复圣母院中世纪的典雅风采和恢宏气势。19世纪五六十年代，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受命负责巴黎和西岱岛的扩建和改造工程。他清理中世纪风貌的房舍棚屋，拆毁破烂狭窄的小巷陋街，大教堂愈发巍峨挺拔而肃穆威严。现如今，圣母院耸立于西岱岛东端，卓尔不群，相隔很远就能映入观者的眼帘。

圣母院大火当夜，很多巴黎人联想到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步行在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向街道两边欢呼呐喊的200万同胞们致意，最后进入圣母院参加庆祝胜利的感恩赞（Te Deum）仪式。当他从正门走进人头攒动的大殿时，枪手从教堂上方柱廊处向他射击。狙击手想暗杀法兰西的领袖，可是戴高乐毫不畏惧，气宇轩昂地进入中殿，向唱诗堂走去。枪声响起，教堂里的众人纷纷趴伏在大理石地板上，不过看到戴高乐如此镇定无畏，丝毫不受枪击的影响，他们也慢慢地爬起，端坐于座位。《圣母颂》（Magnificat）唱完后，戴高乐将军为群众安全着想，提前结束了庆典仪式，像来时一样步履坚定地离开了教堂。

不知道戴高乐会对当下圣母院重建的争议做何感想？大火余烬未灭，法国公众舆论就分裂为对立的阵营，一方想原样复建，另一方想建造一座21世纪当代风格的尖顶。这是谨慎与激进、明智与愚蠢之间的战争吗？大火之后才两天，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就启动了一项重建尖塔的国际建筑设计比赛。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重申，在5年之内，重建后的大教堂比之前更加壮美。他们的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各种奇思怪想设计的热潮：水晶式尖顶，屋顶花园，巨大的金色尖顶，游泳池屋顶，玻璃圆屋顶。建筑师们竭尽全力寻求公众的支持，参与国际建筑设计比赛，推广他们为圣母院定制的各式怪诞的设计方案。潘多拉魔盒打开了。

是什么推动法兰西如此激进，迫不及待地重新设计和改建圣母院，并令世界侧目呢？难道我们真的认为所谓的21世纪天才们能与中世纪的建筑师匹敌吗？为什么不简单一点，直接恢复至1865年维奥莱–勒–杜克所建造的模样呢？灾难与机遇相伴，这次大火正好提供了一个升级改造她周边环境和道路交通的机会，以应对每年涌来的1400万游客人潮，之前圣母院四周的状况实在不尽人意。可以在教堂前院的主宫医院（Hôtel-Dieu，现已闲置的一座中世纪医院）建立一座设想很久且非常实用的博物馆。

这场重建圣母院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之后肯定会愈发激烈。皮诺家族（Pinaults）、阿尔诺家族（Arnaults）和贝当古家族（Bettencourts），这三个法国最富有的家族，承诺捐赠5亿欧元用于重建在大火中烧毁的屋顶，公众应该客观中允地评价他们的这一善举。黄背心运动（Gilets Jaunes）抗议人士认为，三大家族更在意的是捐赠所带来的减税优惠，而不是大教堂的命运，他们难道不应该把钱花在活人身上，而非一堆古旧的石头上？烧焦的残垣断壁真的这么重要吗？

本书的写作好似一次奇妙的旅程，从荒凉之地走到静谧之所。2019年4月16日，当第一抹粉红色的阳光洒在塞纳河上，我看到圣母院虽然伤痕累累、灰头土脸，可仍然伫立于河畔，心里顿时溢满了感恩和希望。几小时前，当我透过望远镜看到她的彩绘玻璃窗幸存下来时，忍不住挥了一下拳头，心里暗自欢呼和庆幸了起来。

我有幸见到那些拯救圣母院的消防员英雄们；我与数月以来夜以继日、工作不休的专家学者恳切交谈，他们像保姆一样细心照顾圣母院，想方设法，抢险加固其主体结构，仔细检视内外每一寸地方，搜集、整理和标明每一个碎片，以期在重建中再利用；我采访了对修复工作提出建议的相关人士，还与慷慨解囊的捐赠者们面对面畅谈心声；我深入这个忙碌的建筑工地，用心触摸墙壁上的石块；我甚至检测了血铅含量——所有这些让我明白，尽管未来面临重重挑战，但有这么多人热诚地参与庞大的重建计划，大家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慷慨大方，我们想要再次沐浴在大教堂的荣光中将不是梦。

从侧面观赏到的巴黎圣母院，M.巴尔杜斯（M.Baldus）版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