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水旱霜蝗之变，何世无之？”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救荒书《救荒活民书》的开篇语，道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灾难频仍的风雨历程。早在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华夏民族便开始了与灾难奋争的历程。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的背后，不仅承载着华夏先民直面灾难以图自救的痛苦记忆，也是在讲述中华民族战胜灾难延续文明的辉煌故事。

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与灾难做抗争的历史。与世界上的诸多文明一样，华夏文明起源亦与洪水相关。《尚书·尧典》中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大禹治水之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夏商周三代是东亚早期文明的巅峰，而三代更迭，又无一不与灾变有着密切联系。《国语·周语上》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华夏文明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汤因比所提到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也正是在与灾难的一次次奋争中，中华民族如雨后苍松越发葱郁挺拔，华夏文明之基越发根深本固。

基于灾害对早期人类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自有文字记录之时，灾害资料就被大量保留了下来，不仅存在于正史、类书、典志、实录中，还存于农书、方志、救荒书、时令书、占候书、水利防洪书等多种类目的书籍中。尤其是从《汉书》开始，大量的灾害事件作为灾异的一部分被系统整理到正史的《五行志》中，并依据五行哲学思想进行分类。这一整理思路多为历代正史所沿袭，“二十五史”中的《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都编写有《五行志》。《魏书》则将其整理在《灵征志》，《清史稿》整理在《灾异志》中，不过虽然名称稍有变化，但记录的一个主要内容都是水灾、旱灾、地震、火灾、虫灾、疫病等各类灾害的发生情况。另外，在部分正史的《河渠志》《食货志》《天文志》中也有关于洪患、饥荒、天气异常灾害的资料。但最为系统整理各个时代灾害资料的还是多数正史中的《五行志》。除了正史之外，类书同样大量整理有不同时期的灾害史料，比如唐代欧阳询编《艺文类聚·灾异部》，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咎征部》，宋代王钦若编《册府元龟》中《帝王部·弭灾》《帝王部·恤下》《闰位部·惠民》，清代陈梦雷、蒋建钧等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庶征典·地异部》《庶征典·丰歉部》《庶征典·雨灾部》《食货典·荒政部》等都系统整理了大量的灾害资料。典志是分类、系统、全面汇编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史籍，其中编有专门赈济救助的史实以及防灾救灾机构沿革的内容。如杜佑《通典·食货志》、郑樵《通志·灾祥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市籴考》《国用考·赈恤》《物异考》，这也多为后世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沿用。典志中的另一类为会要，其中宋代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中都专门列有水、火、虫等灾害的条目，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在食货部分里都专列《荒政》内容，清代徐松《明会要》列有《瑞异》篇等，龙文彬的《明会要》有《祥异》篇等。^[1]古人对灾的重视与灾异思想相关，即将灾视为上天对君主的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2]这就是历代统治者尊奉的天人感应的灾异天谴说。在这种观念下，上天通过灾异警示君主，君主通过修德消灾回应上天谴告。^[3]汉代以后，天灾由塑造神权威严的现实表征，转变为整肃政治秩序与规范伦理道德的征兆，具有复杂的政治内涵与宗教哲学色彩。^[4]因此，灾异应对直接关乎古代政权的稳固。同时，长期以来古人记灾也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认识。

直至1937年，第一本以现代科学思维撰写的救荒史著作方才真正出现，即邓拓先生撰写的《中国救荒史》。该书的撰写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战乱与饥荒的阴云笼罩着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无数志士仁人正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邓拓先生亦在写给傅衣凌先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撰写救荒史的目的：“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5]在这一历史大变局的前夜，年仅25岁的河南大学学生邓拓，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书生情怀，广泛搜集利用河南大学以及附近学校大量的图书资料，全身心投入到救荒史的研究中，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阐释中国面临的战乱灾荒问题。其间，他应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约，撰写《中国救荒史》。李拓之先生曾撰文回忆邓拓当时的写作情况：“他落笔如疾风骤雨。用左手拉过已写的纸张，纷纷堆落地上，两个抄手赶不上他一人的速度，到后来率性三个、四个的抄手全都参加誊写。他早上只喝一杯牛奶，午餐和晚餐吃的饭和面，夜里吃些饼干，稍事休息，即又动笔，既不吸烟也不吃糖果，日以继夜地写下去。”^[6]这就是一介书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用自己的方式急迫地寻觅救国救民的路径。

1937年6月2日，邓拓先生写下《中国救荒史》的例言。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该年九月，邓拓先生北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河北束鹿前线写下《寄语故园》一诗：

四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
独念万众梯航苦，与看九州坦荡同。
梦里关河闻唳鹤，兵间身世寄飘蓬。
寄语故园双老道，征蹄南北又西东。

11月，被学界称为灾荒史领域肇基之作、扛鼎之作的《中国救荒史》出版。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是“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第三编是“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附录的历代救荒大事年表，罗列自殷商至中华民国三千七百年灾害之史实。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著作，成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滥觞，也拉开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序幕。

“四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与看九州坦荡同。”寥寥数语，反映出当时以邓拓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著书立说救亡图存的心路历程。经世致用、鉴古知今，参天尽物、济世为民也成为所有灾害史研究者的共同心愿。

2017年是该书出版80周年，国内外灾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各类通史、断代史、灾害专题及区域灾害研究等独著纷纷涌现。学者在史料搜集、灾情灾况、灾异观念、救灾方式等方面有了深入而扎实的论述。灾害史研究的兴起源于其具有的现实意义：灾害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历史变迁紧密相连，与社会演进亦步亦趋。法国学者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曾说：“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当问题被更新了，空白有时候不用填就消失了。”由此出发，灾害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是为了解答重大历史问题。W．H．沃尔什（William H．Walsh）也说：“确定史实和解释史实”是历史学者的使命。在灾害史研究领域，无论是邓拓先生的开创性贡献，还是谢毓寿、蔡美彪、陆人骥、李文海、张波、袁林、李向军、孟昭华、赫治清、袁祖亮等大批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学者前赴后继的深入梳理，都是期望通过历史上的灾情、灾况，探寻或解答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诸如灾害与王朝的更替、经济制度的变迁、行政机构的完善、文化思想的交融等等一系列问题，减少或规避灾害的发生，降低灾害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为了回顾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性贡献，延续传承自邓拓先生以来河南大学重视经世之学的良好传统，从2017年7月6日开始，由闵祥鹏、赵玲、徐清组成的访谈组，邀约当前学界十位知名学者围绕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进行访谈。在传承与破立之间，构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框架，确立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起点。访谈组历时一年，先后走访了上海、西安、天津、北京等地，最终完成《黎元为先：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未来》，以此献给80年来所有以经世致用、鉴古知今的人文情怀，参天尽物、济世为民的学术境界从事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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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闵祥鹏《历史时期灾害资料整理的图书文献来源》，《前沿》2011年第13期，第24页。

[2]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

[3] 闵祥鹏《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第170—173页。

[4] 闵祥鹏《帝降、天降与天谴：天灾观念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3期，第60页。

[5] 傅家麟（即傅衣凌）《青年时代的邓拓》，参见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

[6] 李拓之《悼念亡友邓拓》，参见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