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宫崎市定是颇具魅力的学者，他的书个性鲜明，气势浩大。他的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没有卖弄学问的学究气，再艰深的学术问题，他总想解释得让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从不用枯燥的文字、莫名其妙的舶来名词糊弄人。而且，他喜欢打比喻，机智而幽默，在会心一笑中，为他的才气所折服。对我来说，其魅力不仅表现在论析精湛，鞭辟入里，还往往表现在他敢讲，甚至有些武断地讲错，但即使讲错也给人启发，引起深思，哪怕想去反驳他，也是有益的。从这点讲，他是一个勇于试错的人。

他敢讲，有时显得突兀，但仔细一想，还真不是乱讲。他的话往往建立在对众多史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长年的学术训练，造就他锐利的学术眼光，能够迅速发现问题所在。一个优秀的学者，难能可贵的是把所有的学养变成敏锐的学术直觉。宫崎的可爱，在于他绝不拘泥于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时候他还想多说两句。如果是文学作品那倒无所谓，偏偏他做的是历史，有许多问题，经验丰富的学者心里明知应该是怎么回事，却苦于没有证据而不敢轻言，以避免把历史变成说书。在大家都不敢说的时候，宫崎站了出来，不但说出心中所想，而且还说得很大声，引来一片议论，或许这就是他的目的，招引众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已经突破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了解释学的方法。

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路数有其特色，注重在大量拥有史料基础上，去理解史料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把它揭示出来。所有的分析批判都是为了去理解，去领悟，这绝不是主观的浮想联翩，随思想火花遨游苍穹。我以为必须是设身处地再现往日的场景，置身其中，再超然其上，进出观察，把握全局，考察细部，以研究者的全部心智，平等地感悟先贤逝者，达到今日与过去的沟通。历史绝不是过去遗物的博物陈列，而是跨越时空的心灵感悟，其研究成果同时也是研究者人格、心智和境界的展示。

这种心智的创造，不是先入为主的理论所能导引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实验科学，因时、因地、因人的情智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这就规定了历史研究没有套路可循，每一项优秀的研究，都是研究者踏访出来的路径。因此，历史的理论不是从外部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必须由其内部总结出来。宫崎市定说道：

我也很快就觉得所谓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几乎无所裨益而断念了。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学，它毕竟是哲学，用哲学处理的历史和历史学，只是抽象化了的历史和历史学，而不是历史自身、历史学自身。我认为历史学的问题，永远应该在历史学内部解决，历史学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由哲学来代替。⁽¹⁰⁾

这并不表示宫崎市定反对历史的思考。其实，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理论，只不过得其神者化于历史研究之中，取其皮毛者四处招摇炫耀，把一串串名词像羽毛一般贴得浑身皆是，看起来犹如山鸡。

从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各国的历史特点和带有规律性的因素，这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切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误导，“最初抱着任何种预想来从事研究的话，结果都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是必然的”⁽¹¹⁾。史观毕竟是史观，而不是史实。所以，宫崎强调要客观地考察事物，要彻底地读通史料。对于热衷搬弄术语的人，恐怕还得加上一句，要彻底读懂哪怕一种理论，而不是急于按图索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所应具备的并不是昂扬的斗志，而必须是寂静的心情”⁽¹²⁾。

要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在要素，宫崎市定主张使用比较的方法。如前所述，他反对存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特异地区或者特异民族，认为各地各民族都在或多或少的交流中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因此，他们之间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必须通过比较才能显现各自的特点。不进行比较而自称的特点，是不成立的。“只有在经过比较之后进行分析，分析之后再进行比较，最后留下来的才够得上称为个性。我们的理想在于把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从其中找出不同的东西，把不同的现象进行比较，从其中分析剔出相同的东西。”⁽¹³⁾

日本史学得益于比较之处甚多，这是因为日本不是文化的发源地，而是文化的接受地，其发展同大陆密不可分，无法隔断。因此，日本史学研究形成了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传统，同文化自成体系的地区相比，其特点更为明显。

因此，后进地区也有其特点，最可怕的是自我封闭和故步自封。日本一直努力吸收来自大陆的文明，到近代，从南洋传来的西方文明，日渐超过了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看着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断了同列强抗争的念头，转而不加抵抗地开放门户，一门心思学习西方。同欧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宫崎市定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是“强大的外力操纵之下完成的革命，但对于内部却是实行独裁的专制”⁽¹⁴⁾。这种体制的先天缺陷，使它迅速地滑向军国主义。回过头来，宫崎再拿日本同中国作比较，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反抗固然招致惨重的损失，却也不是毫无所获，不能一概抹杀，它激起了民族的觉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牢笼，“结局是中国的自发的最近世史的开始”。

宫崎市定这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宫崎本人甚至有一个月应征驻扎上海。他们曾经接受军国主义宣传，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然而，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旧史观彻底破灭，触动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深刻反省，寻找这段痛苦历史的根源，宫崎认为：

日本过于轻易地顺应了最近世文化的结果，致使它疏忽了必须从内部清除旧时代的渣滓一事，而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下来，同时又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做出了压迫东亚民众的蠢事。⁽¹⁵⁾

既然采取了资本主义体制，就不能不与先进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协调起来，把邻近的亚洲各国当作了牺牲品。……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军事力量为爪牙的，而军事力量又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取得的。⁽¹⁶⁾

认识日本近代走错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清除体制内部那些旧时代的渣滓，以史为鉴。日本近代化起步较早，近一百年领先于中国，然而，宫崎市定并不以此为喜，他不无担忧地说道：“当回想到不久前我国还存在过以倒退到神代日本为理想的趋势的时候，实在应该说这是中国和日本掉换了位置。”⁽¹⁷⁾

日本战后从废墟中爬起来的历史学家，在反思中抛弃了“皇国史观”，以谦虚的态度研究东亚历史，激荡的时局，多难的人生，丰富的阅历和痛苦的反思，使得他们对历史的领悟更加深刻，更愿意去理解历史，比较古今，探赜索隐，产生了一批思想深邃、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中国史学界颇具参考与借鉴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