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敌为友 致力教育
鲁迅和宋紫佩相识，并非如有人所说是在绍兴府中学堂，而是在鲁迅就教的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他俩本是一对师生，但结交之始，却处于敌对位置，后来成为同事，情谊胜似兄弟。联结他俩感情的纽带是什么呢？
他俩都是浙江绍兴人，虽是师生，但宋紫佩仅小鲁迅6岁。两人都生活于祖国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几乎在同时从不同的途径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思想。
不过，鲁迅和宋紫佩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鲁迅从小生活在城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的入狱、家庭的破落、世态的炎凉，促使他走异路，进了洋务学堂，继而留学日本。在异国，他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参与留学生的反清爱国运动，加入了革命组织光复会。但他对当时政党的一些暗杀活动，始终不感兴趣，而志在以科学救国，最后又因有感于中国民族的愚弱，便以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所以弃医从文，提倡新文艺。这些经历使鲁迅见多识广，学问精深，思路敏捷，性格刚毅。
宋紫佩乃生于偏僻的山乡宋家店，祖辈世代务农，唯有他读了书，得中秀才，并在乡试中名列一等。只因清末废除了科举，他才进入传授新知识的绍兴府中学堂学习。就在鲁迅加入光复会的1904年，宋紫佩结识了反清志士徐锡麟，由此萌发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他早就佩服明末清初爱国思想家王船山，至此更感到在这风云丕变的时代里，大丈夫应执戈托枪，投笔从戎，便进入徐锡麟创办、秋瑾主持的旨在培养起义军事人员的大通学堂。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害，学堂被抄，他虽然幸免于难，但同志们的流血牺牲，唤起了他更强烈的民族革命的要求。当他再度进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时，适遇同盟会老会员陈去病任该校国文教员，受其熏陶，被介绍参加同盟会，又一起在青年同学中成立反清组织“匡社”。然而，不到半年，陈去病因受秋瑾案牵连逃亡，宋紫佩为了避祸，考入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科，学习数理、化学。1909年秋，鲁迅从日本回国，应聘为该校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从此，二人以师生相称。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
事情起因于浙江巡抚为了控制该校，委派夏震武任监督，这是一个以道学自命，尊王尊经的封建顽固派。他下车伊始，就通告全体教职员、学生随他排班“谒圣”，在对学生的训词中大谈“廉耻教育”，辱骂革命党，否定新教育。当时浙师的教职员大部分是留日的富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于是以教务长许寿裳为首的革命师生罢教罢课，掀起了一个驱夏运动。因为鲁迅斗志坚定，被拥夏分子称为“拼命三郎”。在这场教育战线上的新旧斗争中，宋紫佩却站在进步学生的对立面，反对罢课。
为何在革命党人宋紫佩的身上竟出现这种对立情绪？因为他长期所受的是科举教育，虽然对八股文很反感，但对尊孔读经的旧教育却习以为常，他参加反清革命，也是志在光复旧物。所以，一时未能认清打着复古旗号的夏震武的反动性，倒认为与他年岁差不多的年轻老师们做得太过分了。
宋紫佩的这种不觉悟反映了当时一大部分旧民主主义者思想深处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这种保守性在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不易暴露，但遇到对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的些微改革时，他们就疑惑了，后退了。
不同思想基础的人却产生了友谊。宋紫佩和鲁迅的正式结交，是在他1910年参加南社以后。那一年，他毕业了，带着发展南社的使命回到绍兴，任教于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当时，鲁迅正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即教务长），为了使学校办得更坚实，他到处物色人才。宋紫佩虽然曾一度错误地反对他，但看到其人有着山里人的亢直脾性，政治上又是要求进步的，任人唯贤的鲁迅决定聘请这个学生来校担任理化教师，宋紫佩也爽然应诺。事实证明，宋紫佩确实工作踏实。鲁迅在1911年3月7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所聘数人，“大氐憧憧往来吴越间，不识何作。今遂无一存者，仅余俞乾三，宋琳二子，以今年来未播迁耳”。宋琳即宋紫佩之名，他不仅担任教职，而且负责学校的校务，成了鲁迅的一名得力助手。共同的革命愿望，相似的刚直不阿的性格，一样的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他们二人终于变敌为友，在教育事业上携手合作。
在共事中，他们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在1911年初，学生中忽然掀起一个剪辫风潮，宋紫佩是其中的鼓动者之一。但鲁迅却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在上一年11月1日《绍兴公报》上就公布了清政府勒令学生“不得自行擅剪”发辫的规定。鲁迅是校中为数很少的无辫者，一直受到官方严防，被诬之为“里通外国”。尽管鲁迅不予理会，但鉴于环境险恶，在圣诞日，他也会戴上假辫子，率领学生跪拜。他之所以不同意搞什么剪辫风潮，原因也在此。他深知，“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很可能带来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使学生做出无谓的牺牲，而革命所需要的却是切切实实的工作。当时学生和宋紫佩他们却不理解，倒认为鲁迅言行不一。然而，事情果不出鲁迅所料，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开除了6个剪辫者，省提学司又下了一道“限期蓄发”的命令。为了保护学生，鲁迅代表校方机敏地予以应付，在向学生宣读通告时说：“上面讲不蓄开除，只要现在蓄，就行了。”（据《吴耕民先生的谈话》，见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校方和鲁迅的掩护帮助下，府中学堂的剪辫学生得以继续学习，迎接革命。
鲁迅对敌斗争的灵活战术，工作上的求实精神，使宋紫佩心悦诚服地把鲁迅引为可以信赖的领袖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