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的经历

在宁波，我成为翰香小学的一名教师。后来，我被调到宁波师范学院教书。那些年，学校的地理、体育等课，我都教。

不久，我与一位翰香小学的同事结婚了。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肃反”运动中，我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黄埔军校、国民党部队中的一切经历向组织上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是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仍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全市“右派”集中到梅山盐场去筑海塘，改造思想。曾任宁波中学校长的钱念文也被划为“右派”，大家在一起劳动（改革开放后，钱念文担任市政协的副主席）。在教书时，我的工资是59元一个月，到梅山盐场劳动，发给18元的生活费。那时我已经是两个年幼小孩的父亲了，好在妻子没有问题，孩子就是靠她养大的。

后来，我到四明山去筑路，又去挖防空洞。那些年，我在劳动服务队做事，好在我是黄埔军校毕业，测量、筑路、设计等这些简单的技术活早在学校时都学过。

当年，防空指挥部有一位副总指挥，叫包毅夫，听说我懂得筑路、测量、造防空洞这些专门技术，马上叫我过去，让我当建筑队的总施工。虽说我是一个“双料分子”（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右派分子”），却能指导成千上万的民工筑路、修防空洞，由此，工资也加到了40多块。

20世纪60年代，我的儿子还在读小学，我认为学一门手艺对于他以后的人生比较好。于是，我让他去学了一门手艺。孩子很懂事，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当徒工，学木匠活了，竟然学得一身好手艺。时至今日，我仍保存着当年他为我做的几张凳子。

我的孩子自幼喜欢文学，20世纪80年代，宁波日报社招考记者，他报名参加了考试，成为一名记者。到了90年代，自己创办了一家企业。而今，那家公司已经小有成就了。